汉族姓氏源流（上）

蒼松挺拔 201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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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的产生与合流

　　汉族的姓，早在原始社会华夏族群尚未形成之际便已产生。《说文解字》中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由此可知，姓与女性生子有关。女性繁衍，代代相继，为了把同一个女性的后代与别人加以区别，就产生了姓，此为“从生”;由于时处母系社会，生而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故“从女”。所以最早的一批姓多带女字，如姬、姜、姒、妫、妘、始、嫪等。此时姓成为氏族部落的标志。

　　氏是独存于中国的，其产生晚于姓。随着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同姓集团中又分出一些支系，这些支系的名称就叫做“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后，姓、氏便由从母发展为从父。阶级和国家产生后，氏的确立逐渐与宗法制相联系，世系依父系血统计算。姓具有区别血缘关系的生物性功能，所以人皆有姓，而氏则不同。“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于文。”(郑樵《通志·氏族略》)又《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天子分封诸侯要立氏，诸侯分封大夫要立氏，贵族最底层的士也有自己的氏，随着宗法制的自然发展，分出来的氏也就愈来愈多。所以非贵族者则无氏。姓明婚姻，世代不变;氏别贵贱，时常变更，乃是特权与地位的象征。

　　另一种观点，认为并非只有贵族才有氏，氏产生于对偶婚时代，男子要“嫁”到别的氏族去与妻同居，此时就产生了“男子称氏”的必要，而氏既然因“嫁”获得，氏名也只能借用妻姓来表达。如同后世出嫁女子以夫姓冠父姓之上称“某某氏(前为夫后为父)”一样，原始时代的“氏”的本义就是男子“嫁”后的称呼。而氏的产生使人们知道了血缘关系有父母两个来源，母系血统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人们由诸父中认出了生身之父，男子由众子女中认出了亲生的子女，为父权制的确立提供了血统依据，成为父权取代母权的前奏，所以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为贵族所重，成为其“贵功德”的标志。

　　到宗法制与分封制臻于鼎盛的西周时期，姓氏二级制的发展也趋于完备并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西周的姓，乃是作为氏族血缘标示流传至此的古姓，严格按照父系世系传递给子女，却仅限于女子使用，其数量有限而稳定，已不再发生分化，如姬、姜、嬴、子等，由周天子和各国诸侯作为姓的最高代表，在周代政治统治、婚丧嫁娶、祭祀祖先等活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血缘约束作用。同姓的人们组成的团体称之为同姓集团。氏发展到周代已与最初产生时的含义不同，原始社会表示部落名称的氏，如有虞氏、陶唐氏、有穷氏、有仍氏、有扈氏、斟灌氏、斟寻氏等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被表示家族组织的氏取代了。西周的氏是具有浓厚的血缘色彩的宗族或家族组织的名称，乃是姓的分支，由父亲传给儿子和未婚的女儿，且根据需要不断分化出新氏。氏是贵族的专利，庶人及其以下阶层皆无氏。领有同一个氏、有共同世系可寻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称之为同氏集团(不包括同氏不同祖者) 。同氏集团是周代分封制和宗法制推行的载体，内部有严密的宗法关系。且需要指出的是，西周的同姓集团基本没有连续的世系可溯，而同氏集团则往往一脉相承，有清晰的世系可寻。

　　然而，到春秋战国之际，各种社会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姓氏制度也不能再固守其常，姓、氏逐渐开始合流。如前所述，西周时姓的数量是很有限的，氏却越分越多，而周代又恪守同姓不婚之礼，如《礼记·大传》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又《礼记·曲礼》曰: “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姓，则卜之。”这势必会制约婚姻的发展，打破这个制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同姓而异氏通婚的例子随之愈来愈多。同时，井田制的瓦解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宗法制度的解体，姓氏二级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崩溃了，再按照宗法关系上的亲疏划分贵与贱的做法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意义;而日寻干戈、贵贱无常的时代也使宗族的灭亡、贵族的没落、士阶层甚至平民的上升不断发生，同氏集团日趋解体。而战国时代各国的变法运动也一方面打击了宗法贵族的势力，一方面通过“立户授田”和编户齐民使个体小家庭获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无疑大大加速了氏在平民中的普及，出于现实的需要，这些本来由于身份低贱而与氏无缘的广大平民开始纷纷为自己取氏，与大量原本就有氏的破落贵族一起，平民也跨入了有氏者的行列。这就意味着姓氏合一之前氏“所以别贵贱”的含义彻底消失，氏具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标志着姓氏合一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基本完成。而在姓氏合一之后，无论男女，其个人名称都以“新姓+名”的形式出现，此形式流行于秦汉，并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