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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虹屹讲座《郭店楚简研究述评》 讲 师：艾虹屹 时 间： 地 点：温煦港湾总群（167346079） 温煦港湾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876509914 整理人：在别 艾虹屹讲师： 今天这堂课的题目是郭店楚简研究综述，属于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领域的。而近出土文献的范畴大些。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断代是殷代至秦汉时期，这个以前讲过了，郭店楚简，则属于战国文字范畴楚系文字。关于郭店楚简的考释方面今天不讲，今天只针对其文本的研究做一个大致的概述。 自从《郭店楚墓竹简》于1998年5月公布以来，对郭店楚简的研究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并且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成果。本文择要叙述郭店楚简的研究状况，并对相关问题略做评论。1993年10月，荆州市博物馆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对一座战国楚墓（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该墓曾经被盗，余竹简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03枚，共计13000余字。经过五年的辛苦劳动，终将竹简的照片、释文及注释公诸于世（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尽管后来陆续有文字材料出土，但在文字的整理、释读及编连方面，郭店楚简比其它资料更令人满意。对于战国竹简文字的研究，郭店楚简是蓝本，是基础。对郭店楚简了解，认识。则对于上博简，武大简，清华简有相当大的帮助整理后的竹简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道家著作，一部分是儒家著作。道家著作共计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组）、《太一生水》；儒家著作共计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其中前两篇是重点。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是重点。鲁穆公问子思是难点。等下讲。 中外学术界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大陆地区先后推出的重要作品（含翻译作品），论文集有五种： （1）《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2）《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3）《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郭店楚简专号”（三联书店，1999年）， （4）《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美]艾兰、[英]魏克彬原编、邢文编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文字编一种：《郭店楚简文字编》（张守中等编，文物出版社， 个人著作十余种：（1）《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崔仁义，科学出版社，1998年）， （6）《简帛老子研究》（[美]韩禄伯著、邢文改编、余瑾翻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 （7）《郭店楚简校读记》（李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8）《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廖名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9）《郭店竹书别释》（陈伟，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聂庆中，中华书局，2004年）， （11）《郭店竹书〈老子〉论考》（李若晖，齐鲁书社，2004年）， （12）《郭店楚简校释》（刘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郭店楚简〈老子〉释读》（邓各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在港台出版的著作亦有多种，如： （1）《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丁原植，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2）《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张光裕主编，艺文印书馆，1999年）， （3）《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庞朴，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4）《简帛〈五行〉笺释》（魏启鹏，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5）《简帛〈五行〉解诂》（刘信芳，艺文印书馆，2000年），（ （6）《郭店儒简论略》（欧阳祯人，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等。 注意：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不是做哲学和文学的研究。无外乎两种工作的。一种是考释，一种是文本的研究。对于考释。现在不想讲，以后开始讲古文字考释的时候会讲到，至于文本的研究，则是旁征博引诸家的文献和观点。出土文献的研究一则是所据的文献材料，而则是所传世的文献材料。这是一个枯燥的考证工作过程，发掘报告说，该墓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即“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墓主为贵族，很有可能就是“东宫之师”（另有鸠杖） 李学勤进一步推断，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所出古书的书写年代，可能还更早一些，楚简各篇的年代均在《孟子》成书之前。罗运环的考证则更为精确，他认为墓主下葬于公元前302年之后，竹简的书写则在公元前303年之前。王葆玹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楚国曾经收复失地，因此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下限未必就是公元前278年。刘宗汉指出，漆耳杯上的“东宫之师”很可能就是楚顷王之师，他应是实现儒道融合的第一人。姜广辉推测，墓主极有可能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陈良。廖名春推断，“东宫之师”可能是孔子七十子之后学，尤其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最大。裘锡圭将“东宫之师”的“师”解释为工匠，说明这杯子是某人所作。无论如何，墓主人属于贵族阶层是无疑的。这里强调裘锡圭的，要注意。 最近，李零从古文字的角度指出，漆耳杯上的四个字，发掘者原来考释的“东宫之杯”要比“东宫之师”更合理，实与“太子的老师”或“东宫的工师”并没有关系，而且它们对判定墓主本人的身份或墓中出土书籍与墓主的关系都没有太大帮助。儒家著作《缁衣》共有47枚竹简，简长 与帛书《五行》比较，帛书有《经》有《说》，而竹简有《经》无《说》思孟学派的弟子们觉得应该将他们的经典《五行》篇施以解说，以杜讨伐，以广流传，于是有了解说本（如马王堆帛书本），而在郭店时代是本无经说的《唐虞之道》共有竹简枚29枚，竹简两道平齐，简长28.3厘米许，两道编绳。该篇赞扬尧、舜的禅让，着重叙述知命修身及仁、义、孝、悌等品德。 李学勤认为，它与《忠信之道》“虽有近于儒学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禅让其相子之（前三一六年）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李存山认为，将《唐虞之道》归入纵横家的说法根据不足。廖名春认为，该篇无“子曰”，当是孔子的佚文，简文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无疑。王博认为与《尧典》关系密切，属儒家学派。台湾的周凤五也专门研究过该篇。《忠信之道》共有竹简枚9枚，竹简两道平齐，简长28.3厘米许，两道编绳。以忠、信为阐述对象，列举忠、信的各种表现。廖名春认为该篇很可能就是子张本于孔子之说而成的论文。陈鼓应认为该篇似乎是孔、老思想的融合，其主题“忠信”为孔、老所共同肯定，文中套用了许多老子习用的语式。《成之闻之》共有竹简枚40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主要阐述儒家“君子”的德行。郭沂认为，该篇的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文中屡引“君子”之语，此“君子”盖为子思。但廖名春认为，该篇很可能出于孔门高弟县成之手。庞朴在《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指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内部性情的流露，“礼”是外部行为的规范。孔门弟子对“仁爱”的解释有两派：一派向外探索，认为人的善性继阴阳之道而成，人间社会的尊卑贵贱完全脱胎于天地、效法于自然，从宇宙本体推演到社会功利，即由“天”而及“人”；另一派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明心见性。 后一派的发展脉络，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郭店楚简正是反映从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状况的学术资料，代表了孔子之后儒家向内求索的为学之路。 这一主题奠定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格局，一直影响到后来，其意义特别重大。在其后发表的《三重道德论》中，庞朴又系统地梳理了儒家的道德观，认为儒家道德是由人伦道德（六德）、社会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三者组合成的完整的学说体系。注意，这一说法的提出，是基于战国儒家的研究而出发的，所能代表的儒家的观点只能局限于早期儒家。再注意早期儒家的定位不是孔子的春秋时期，而是战国的中后期。儒家有一套把三重道德贯穿下来的德目，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这使得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关于儒家的“圣”与“圣人”观念、天道观、德治思想等，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有人还探讨过郭店楚简与《曾子》的关系，认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就是曾子及其弟子思想学说的汇编。道家著作《老子》（三组）三组竹简的数量如下：甲组39枚，乙组18枚，丙组14枚，总共2046字，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章序与今本也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且无“道经”、“德经”之分。简本《老子》的个别释文，学者多有异议，尤其是相当于今本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裘锡圭后来也改释为“绝伪弃虑”、“民复季子”。 而关于简本《老子》的校释，论著甚多（如廖名春即做过数篇关于《老子》的校释）.崔仁义认为，简本《老子》抄写时间晚于公元前377年。其依据是与简本《老子》同时出土有《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卒于公元前377年，这批竹简当抄定于鲁穆公卒后。 为什么是这样改释的呢，这就是古文字考释工作的内容。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当时楚国文字抄写的，从文字定性上来讲，是属于六国文字。所以裘锡圭这一说是针对于竹简上的文字考释出来的。台湾沈清松认为，简本《老子》是一种受到儒家诠释影响的《老子》版本，仅只是一出自儒家或儒家同情者的抄本，很难说是接近原本的抄本。黄钊认为，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三组《老子》各有自己不同的主题，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道与修道，一个是治国；乙的主题是修道；丙的主题是治国。郭沂认为，简本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简本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今本中那些明显否定儒家伦理观念的段落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简本内容分见于今本的31章，全在66章之前，后人增补部分常放在原始部分之后（先秦古籍的定型）。许抗生认为，帛书本与今本中“绝仁弃义”可能是庄子学派后来加进去的东西。居于时间的考虑，关于文本的介绍只能摘录部分篇目。 关于文献的考证工作，简单讲两句 1、新材料与旧材料 众所共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提倡与践履，既是治学方法的自觉，也是时代际遇的馈赠。无论是古文字考释的工作，还是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二重证据说是法律。王国维明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但他同时又提醒，新材料固然重要，而旧材料亦不可偏废，故他主张结合新旧史料综合以求真， 2、认字与读书 关于认字，则是明了小学的功夫，即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汉语史，金石学的理论。无论是在古文字的考释还是文献的整理，小学是基础，是方法，是途径，至于读书，则是经学和史学上的功夫，必须老老实实读五年以上的四部备要，不能含糊。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 3、“解释文句”与“讨论问题” 钱大昕云：“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陈寅恪在史学上推崇的是宋人，于清人则颇为鄙视，认为清儒治学，“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陈寅恪先生的话就解释了文献整理工作的途径和方法的浓缩。 好了，由于时间的问题，还有好多没有来得及和大家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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