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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糊理论看六经辨证

 qlxzwx 2016-03-07

天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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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 从《伤 寒论》六 经 的 生理、病理等方面论述 了六 经 辨证 的 模糊性,认为这种 模糊性是《素问·热论》 的二值逻辑向多值逻辑思维方式的发展,模糊和精确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矛盾对立关系,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精确性则是相对的,是模糊性的 特例和体现。思维的所谓“活性”问题,归根到底是模糊识别、模糊分析和模综合评判等思维机制问题。对这种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对六经实质的探索,并使《伤寒论》辫证论治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人们从孩提时代就习惯于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儿童很早就会用“好”和“坏”,“高”和“矮”,“大”和“小”等表示二值逻辑概念的词,并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遇到许许多多的难以精确划分的事物和现象。这就促使人们的认识,由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向多值逻辑的思维方式发展。儿童则在一定的时候,才会用“不好不坏”、“不高不矮”等词组表示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事物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也就更加突出。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其理、法、方、药给后世以无穷的启迪。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六经实质的研究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历代前贤的认识有什么间题,而是“六经”本身具有“模糊性”。“真理兮模糊所伏,模糊兮真理所倚”—这种“模糊性”,一方面揭示了疾病这一复杂过程的木质,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作者的辨证思维方法。它可以使人们跳出传统的思维圈子,避免认识的机械性,避免沿着固定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开阔视野,丰富想象力,使外感热病的研究不断发展下去。

    兹就伤寒六经的模糊性及六经辨证的模糊语言向题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以就正于同道。


 一、六经的模糊性及其意义

 所谓模糊性,就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模糊认识是人类不确定认识的基本形式和本质特征。关于对象类属和性态的不确定性,在人们认识过程中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于主体在把握对象类属和性态时缺乏明晰边界或精确划分所产生的,是被动的模糊认识。另一种是主体有意识地把事物之间的区分和界线加以模糊化处理,然后再通过高度概括,抽象出若干相对清晰的界限,以达到对事物较为精确的认识。这种作为达到精确认识之手段的模糊认识是主动的,亦可称认识的模糊化或模糊化思维。


《伤寒论》的六经,在生理上既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又综合了人体各个组成部分在外感病各个不同阶段的相互交错、相互配合的防御机能。如“太阳统营卫而主表”,实际上就包括了肺气外合皮毛的作用。并且,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营气“洒陈于六府,和调于五胜”,二者的生成、敷布和运行,与五脏六府十二经脉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太阳的生理,并没有明确的脏腑经络界限和归属,也不是手足太阳经脉与小肠、膀胧功能的机械相加,而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物质结构和多交叉功能活动的模糊系统。


再从病理上看,六经的病理虽然离不开脏腑经络这一物质基础和“八纲”这一普遍规律,但并不能用脏腑经络辨证和八纲辨证代替六经辨证。因为六经病证的产生和演变,是以外感病过程为背景,除了“传经”与“直中”等一般形式之外,还有“兼证”、“变证”、“合病”、“井病”等特殊形式。这反映了外感病的复杂性。而且,病情的复杂程度越大,对证候的归纳和定性定量分析的精确度也就越小,两者是成反比的。

例如三阳病多表证、热证、实证,三阴病多里证、虚证、寒证,用阴阳来概括,则无论证候如何纷纭复杂,都有明晰的界限,它们不属于阳的范畴,便属于阴的范畴,二者必居其一。然而,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许多病证都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其阴阳属性是很模糊的。如少阳病的性质是“半表半里证”,厥阴病的性质是“寒热错杂证”,它们既属于阳证的范畴,又属于阴证的范畴,即处于两个范畴的跨界领域。换言之,即在阴阳两大证候总纲之间,存在着许多带有边缘性质的证候。《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虽然渊源于《内经》的脏腑经络学说和阴阳学说,但是它的辨证思维方法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素问·热论》的六病分证,只是二值逻辑思维方法的产物,而《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则已经萌发了从二值逻辑过渡到多值逻辑的思维方式。


为了使后学者不至于因为六经病证的“模糊性”而难以掌握,仲景特立六经提纲,作为模糊识别的标志。正如柯韵伯所说:“仲景六经各有提纲一条,犹大将立旗鼓使人知有所向……然提纲可见者只是正面,读者又要看出底板,再细玩其四旁,参透其隐曲,则良法美意始得了然。”柯氏的告诫,要通过六经提纲的指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所谓的“正面”,即是提纲指出的每经病证的特点,亦即辨证的清晰处;所谓“底板”和“隐曲”,则是六经病证的复杂性,亦即辫证的模糊处。我们在临床辨证时,若只见清晰处,不见模糊处,则思维难免僵化;若只见模糊处,不见清晰处,则方向难以辨别。这正是前人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提高思维活性,甚至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以适应不断发展更新的信息环境。而思维的所谓“活性”问题,归根到底又是模糊识别、模糊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等思维机制何题。由此可见,对中医辨证论治过程中的模糊化思维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六经证治中的模糊语言和模糊控制

语言是思维的反映形式。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和状态用“精确”描述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模糊”描述才有实际意义。中医的辨证论治,大体上包括收集病人信息、辨证求因与审因论治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中,都离不开模糊语言、模糊概念和模糊控制。模糊语言和模糊概念的产生,来自古代医家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方法,即宏观方法。这种方法多注重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对性),较少注意它的精确程度(绝对值)。在《伤寒论》中,如描述症状有“身大热”、“身无大热”、日哺所小有潮热”、“背微恶寒”、“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微盗汗出”等等;描述病理有“营弱卫强”、“邪高痛下”、“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等等。这里的“大”与“小”,“多”与“少”,“高”与“下”都是具有相对性的模糊词,它们之间既没有精确的量化,也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是表达了一种模糊概念。然而,这种模糊概念,却比精确概念更易于判断、易于掌握。例如,“服桂枝扬,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26,原文序号依宋本,下同)本条连用了三个模糊词“大”,以描述脉证,虽然没有精确的量化,但却清楚地表示了阳明里热证的脉证特点。如果用“精确”的描述,规定汗出多少、喝水多少才能用白虎加人参汤,在实践中是很难掌握的,这样也就使六经辨证本身失去了指导意义。  


模糊与精确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矛盾对立关系。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精确性则是相对的,是模糊性的特例和体现。古人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说明什么事物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精确,只能是力求缩小其模糊程度。


同样,六经病证的治疗过程,也不是精确的控制过程,而是实行“模糊控制”。“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51)本条虽然具备了证、理、法、方这四项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但除了方以外,其余三项都有很大的模糊性。可是,当我们联系太阳病提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1)“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3)以及麻黄汤的主治证“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35)等原文论述进行判断的时候,麻黄汤证的模糊程度就越来越小了。又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 277)本条突出太阴虚寒下利的特点,但在治法和方药上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当温之”,既可温中散寒,也可温补脾肾。“宜服四逆辈”,既可服理中汤,也可用四逆汤、真武汤。这便是根据具体病情,随证变通的模糊控制方法。再如“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103)这里的“一证”,也是一个模糊参数。它可以是一个主证,也可以是一组主证。而“不必悉具”,正说明在临床上抓住主证、针对主要病机辨证施治的重要意义。因为《伤寒论》的方证,与实际病例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吻合,仲景唯恐后人按图索骥,所以郑重提出这一告诫。然而,岂止是小柴胡汤?其它方药的运用也应如此。


综上所述,《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蕴含着作者模糊化的思维方法。对这种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六经实质的探索并使《伤寒论》辨证论治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从人类对认识之谜的探索来看,有一个从宏观原理到微观机制转化的过程。对思维微观机制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也有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人们要抓住思维机制中各种不确定因素中的主导因素,要抓住模糊化思维这样一个根本向题,需要哲学、逻辑、数学和思维科学的长期探素。令人鼓舞的是,数学在模糊理论的开拓和运用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必将为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科学的研究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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