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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他所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也迅速地分裂，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希腊文化在经历了城邦时代的浑雄壮丽的悲剧精神之后，堕入了一个醉生梦死的平庸时代。希腊化时期的人们不再关心神和国家这样的宏大主题，而是潜心于个人的幸福和解脱；哲学家也不再把主要的兴趣投向外部自然世界的本原或形而上学的本质，自然哲学的探讨只是服务于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和个人的安身立命，为的是寻求在一切变故面前“不动心”的哲人境界。
亚里士多德的庞大体系成为古代哲学的最后辉煌，在他之后主要有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怀疑学派，这些学派都有早期与晚期之分，分别表现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此外，新柏拉图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名噪一时的显学，并构成了基督教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伊壁鸠鲁学派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年）生于萨摩斯，他的著述颇丰，据说有300多部，然而至今却仅存留一些残篇和三封书信。
伊壁鸠鲁明确表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寻求生活宁静之道”，哲学是通过论辩和讨论的方式来获得幸福生活的一种活动，它可以消除心灵的烦恼和恐惧。面对着由于天象、死亡、他人所引起的各种烦恼和恐惧，伊壁鸠鲁主张通过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来达到内心的宁静，他在原子论宇宙观和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快乐论”的伦理学。
原子论的宇宙观 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主张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与虚空构成的。伊壁鸠鲁的改进在于，他认为原子除了有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形状、次序、位置等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区别。同时伊壁鸠鲁还作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改进，即提出了原子有偏斜运动的思想。这就首次真正把运动的原因归于物质的内部，摆脱了德谟克利特从外部无法解释运动的最终来源的困境。
在伊壁鸠鲁看来，万事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甚至连神也不例外。人世间的凶吉祸福与神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原子的聚散离合而已。因此，一切天象都是自然现象，并不表达任何特殊的神灵意图，也不具有任何超自然的启示意义，故而根本就不值得恐惧。由此可见，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宇宙观导致了一种无神论的结论。
感觉主义的认识论 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倡导感觉主义。他把感官称为“真理的报导者”，主张“永远要以感觉以及感触作根据，因为这样你将会获得最可靠的确信的根据”。伊壁鸠鲁认为认识的发生是外物影像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但是他却把感觉本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否定了感觉的“约定俗成说”。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感觉本身无所谓错误，错误只存在于我们对感觉所作的解释和判断之中。他并不否定理性，但认为感觉是理性的准则，这就是他的“准则学”。
“快乐论”的伦理学 伊壁鸠鲁在伦理学上以提倡“快乐论”而著称，他所追求的“快乐”并不是声色犬马的放荡，而是指肉体上的淡泊和精神上的安宁。伊壁鸠鲁把快乐与善相联系，快乐的根本在于心灵的宁静，这种心灵的宁静建立在人们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清醒认识之上。伊壁鸠鲁还把快乐等同于幸福，他认为消除对神灵、死亡的恐惧和节制自己的欲望，是获得幸福快乐的必要条件。
二、斯多葛学派
1、早期斯多葛学派
与伊壁鸠鲁一样，早期斯多葛学派也把追求心灵上的安宁和“不动心”作为哲学的目标，但他们宣扬的是一种通过理性节制欲望的伦理学。不过，在早期斯多葛派中，片面抬高伦理学地位的倾向还不明显。他们把哲学分为逻辑学、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三个部分，而对逻辑学的研究尤为深入，进一步完善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并开拓了命题逻辑的领域。
早期斯多葛学派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加以神秘化，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万物都受着严格的必然性规律的支配，这规律是由神或“逻各斯”所决定的，它构成了万物必须服从的“天道”或“命运”。斯多葛派在伦理学上认为，人们自觉地服从“逻各斯”和“命运”，就是服从自己的理性和实现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
与伊壁鸠鲁学派把快乐等同于幸福的观点相反，早期斯多葛学派主张美德就是幸福，他们认为，只有顺应自然、服从命运才是道德的生活，也才是幸福的生活。因此，人生在世应当通过理性摆脱一切快乐、欲望、恐惧和悲哀的纷扰，对于现实世界采取一种清心寡欲、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
2、晚期斯多葛学派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随着暴戾恣睢的罗马人在实践方面越来越深地陷入到纵欲主义的泥淖，斯多葛学派也相应地采取了一种越来越偏激的禁欲主义姿态。顺应自然和服从命运仍然是晚期斯多葛派的基本观点，只是其基调比早期斯多葛派更加阴郁、更加悲观。他们取消了奴隶和主人在人格上的差别，甚至主张应当宽恕你的敌人，对后来的基督教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塞涅卡在批判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基础上提出宇宙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即神。塞涅卡明确地提出了“顺应自然，服从命运”的观点，他主张面对一切欲望和激情的骚扰而采取“不动心”的态度。
爱比克泰德是一位才华出众和精通哲学的罗马奴隶，后来由于受到主人的赏识而被释放为自由人。他大力宣扬服从命运的思想，认为世间的一切好运和厄难都是神的特殊旨意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以一种主动“配合”的方式来对待疾病、死亡、残废等灾难，正如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好运一样。
晚期斯多葛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马可?奥勒留，他是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安东尼王朝的一位较为贤明宽厚的帝王，他所撰写的《沉思录》一书是其内心思想的独白，与塞涅卡和爱比克泰德相比，奥勒留的思想更加阴郁。在他看来，人只是浩瀚无边的宇宙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生物，宇宙的广袤无垠与人生的短暂渺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人对宇宙秩序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人应该服从命运、安于现状，不要破坏了宇宙的整体和谐。
晚期斯多葛学派对于现世生活的悲观态度与新兴基督教的天国理想不期而遇，它所宣扬的“服从命运”、“忍受苦难”的禁欲主义及人人平等思想也与基督教的救赎福音颇为契合，因此之故，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三、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与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被黑格尔统称为希腊化时期的三个“自我意识的哲学”。与另外两派一样，怀疑主义也追求心灵的宁静，但是他们的怀疑其实是为人生哲学而作的一种探索和诘问，因而被称之为“研究派”。他们认为导致心灵纷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认识方面的独断论态度，执着于任何一种感觉或命题都会使人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辩中，最好的办法是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之间保持中立，对哪一方都采取一种审慎的怀疑眼光，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和“不作任何判断”的态度，这才是实现“灵魂的安宁”的“最高的善”。
1、早期怀疑主义 早期怀疑主义的创始人是爱利斯城邦的皮浪（Pyrrhon，约公元前360—前270年），他的基本思想是：“不作任何决定，悬置判断。”皮浪不仅在认识上坚持不作判断的态度，而且也把这种“不动心”的态度表现在生活实践中。
2、晚期怀疑主义 晚期怀疑主义者主要为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奈西德谟（Aenesidemus）、阿格里帕(Agrippa)、塞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Empiricus）等人，他们将早期怀疑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深化和理论化、系统化，并且把怀疑的对象从感觉转向了理性本身。埃奈西德谟在皮浪“悬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怀疑感觉可靠性的十个“老论式”，塞克斯都·恩披里克则提出了怀疑主义的五个“新论式”。
它们所揭示出来的理性自身的矛盾（以及“老论式”所揭示的感觉的矛盾），成为后世哲学家们在认识论方面努力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且最终为辩证法进入认识论领域开辟了道路，使得哲学家们意识到矛盾本身也是认识的本质，正如它是存在的本质一样。
四、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盛行于罗马帝国后期（公元3—5世纪），它以柏拉图哲学为思想基础，融汇了希腊化时期以后来自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构成了希腊形而上学向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转化的重要理论中介。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希腊化犹太人斐洛（Philo），但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罗马帝国的普罗提诺，他和他的学生波菲利使新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神学全面控制西方思想之前的最后一个古典哲学形态。
1、 斐洛
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斐洛（Philo，约公元前25—公元40年）被布鲁诺·鲍威尔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塞涅卡则是“基督教的叔父”），他把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结合起来，认为神是高于一切有限事物的，没有任何描述能表达神的完美和善，神是无名的、不可思议的。神和世俗事物之间只有靠一种“中介存在者”即柏拉图的“理念”才有联系，而理念就相当于犹太教的“天使”，它们结合成逻各斯或“一”，代表神的理性和智慧，是神创造世界的工具。神的创世就是凭借逻各斯从物质的混沌中整理出一个秩序来。
物质代表邪恶和非存在，它构成人的肉体，人的灵魂则在肉体中轮迴，所以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只有禁欲才能净化灵魂。但最高的美德并不是禁欲，而是虔诚，因为一切善都归于那不可言喻的神。所以他主张抛开一切知识，在一种无意识的“出神”状态中接受更高的启示。斐洛的这种粗糙的表达在普罗提诺那里被精致化了。
2、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出生于埃及，他生活的时代恰恰处于被吉本誉为“黄金时代”的安东尼王朝刚刚结束、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状态中，罗素把他称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面对着悲惨的现实状况，普罗提诺像一个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一样把目光投向了现象背后的惟一真实的理念世界，投向了善与美的形而上学的永恒之域。
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太一”、“努斯”（又译作“心智”、“理智”）和“灵魂”这三个概念的神秘统一之上，三者的关系就如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关系一样。“太一”是一个无法用定义的方式来加以表述的本原概念，它有时被称为“神”，但比通常理解的人格化的神更为广阔和原始，有时称作“原初之善”。比“太一”次一等的实体即“努斯”或心智，它是“太一”因自身充盈而“流溢”的结果。“努斯”（nous）是体现为一的“太一”，它是一种整体性的精神，一切理念都是它创造的；当它进一步“流溢”而分化为多时就产生出诸多的“灵魂”（psyche）。
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主义成为基督教摈绝肉体享受、侧重灵魂自由的神学思想的重要根源，并为超理性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
3、波菲利
波菲利（Porphyrios，233—304年）是叙利亚人，早年曾在雅典等地求学，262年来到罗马，不久后成为普罗提诺的学生。他也是普罗提诺的传记作者和著作编纂者，并著有《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句要篇》等论文。
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种或属）究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2）如果它们是实体，那么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3）如果它们是无形的，它们究竟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
波菲利把东方神秘主义宗教与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奇妙地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强调灵魂的罪恶本性，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净化灵魂的道德学说和关于神恩的救赎论思想。 （本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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