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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中国大地发生了一件大事，瓦剌首领也先（蒙古大汗）大举进兵明朝境内，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之下，不顾群臣劝阻，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同时一切军政事务交给王振专断，王振宦官出生对军事一窍不通，自然不敌也先，无奈后撤。撤回途中王振又要求大军绕路蔚州（王振家乡）以显示威风，使得也先大军在土木堡追上明军，并发动攻势，明军大败。史书称为土木堡之变。 此次战役明军损失惨重，最精锐部队三大营全军覆没，数十名大臣战死（包括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等）更重要的是明英宗也被对方辅俘去。 消息传到北京，瞬间引起了大恐慌，人们大喊军队没有了，钱被抢光了，就连自家皇帝都被对方俘虏了，这京城也呆不下去了，纷纷开始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亡，也有大臣在朝议上直接建议南迁。这个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三百前的北宋似乎也是这个样子，军队覆灭，皇帝被俘，人心惶惶，于是决定南下定居江南富庶之地，结果大家都知道，损失了北方大片江山，资源人口,战略缓冲的南宋，根本经不住北方少数民族的攻击，最后落得个亡国下场。似乎大明朝也要走宋的老路，如果没有那个人的话。那个人叫于谦，于少保。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浙江钱塘人，据说七岁时有个和尚看到他的长相惊为天人，大呼此乃他日救时宰相也。宰相于谦没做，不过救时倒是实话。面对国将破家将亡的局面，于谦站了出来，他怒吼道：主张南迁者，杀！京城乃大明之根，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宋朝的例子就摆在面前。人们被这个人震住了，臣服于他的勇气，他的决心。于谦立即升为兵部尚书，并马上发布了几道命令。 第一，诛杀阉党，以平息民愤。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抄家灭族，其次，拥立英宗弟弟代宗即位，尊英宗为太上皇，稳定了内部秩序，也使也先挟英宗作为攻城略地工具的计划覆灭。 第二，推举人才，将在“土木堡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被贬官下狱的原大同副将石亨委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选拔新将领操练军兵，分守九城。 第三，调兵遣将，充实军队，明军主力大部分在土木堡中覆没，剩下的只是一些充满老弱伤兵的预备役及新军。于谦下令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以及浙江兵，各地勤王部队也纷纷到齐，京城军队数量一下从几万人变为了几十万人 第四，发动群众，备战备荒。于谦发动百姓，男儿组织工程队，加固城墙，修建防御设施，老幼妇女洗衣做饭，保障后勤。同时下令工部在城墙堞口设置门扉，在城东、西、南城墙上绑上沙栏木，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池的防御性能。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京城军队整齐，装备精良，粮草充足，城高墙厚。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有信心也有复仇的欲望，也先，来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瓦剌军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大举南下。一路向京城逼近，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逼近北京，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明军在于谦带领下，采用背城决战的方略，形成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部署。加上也先部队的亲敌冒进。在北京城大败敌军，死伤两万余人，也先一路狂逃撤出关外，沿途中遭到地方军民的不断袭击。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对明朝意义重大，他加强了京城部队战斗力，形成了新的主力军队，打败也先，使瓦剌军不敢窥视京城，同时维护了明朝统治，避免了跟宋朝一样的亡国命运。瓦剌也先同意议和，放回了英宗，然而这却给于谦最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笔。 八年后，明代宗病重，曾被于谦重用的徐有贞、石亨等人趁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辟。将于谦等重臣逮捕下狱，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酿成天下奇冤！当时不仅“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连皇太后听了，也“嗟悼数日”。直到1466年，于谦才沉冤得雪。谥为“忠肃”。 于谦身居朝廷要职，抄家时却没有一分多余的钱财，只有代宗赐给他的蟒袍、剑器。为人一身正气，不贪不腐，忧国忧民，敢于舍身取义、史书评价他“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董其昌：“尚书董其昌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如此英雄，实在值得我们去铭记。 @超龄少先队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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