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是战国时代著名改革家。他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在自身积极寻求上升的人生历程中，为广大底层民众开辟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他的改革措施、制度中渗透着法家的文化价值观念，表现出既强悍而又脆弱的特质，也构成了他壮丽而又悲情的人生的基本色调。 一、商鞅的出身与生活的时代 商鞅原名为卫鞅、公孙鞅，出身于卫国贵族，是卫国国君庶出的公子。卫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文王嫡九子康叔封。因是卫国国君的后裔，为姬姓公孙氏，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卫鞅、公孙鞅。按照传统，战国时代的封君的主体：国君的亲属、外戚、宠臣、有功的将相大臣等。以公孙鞅这样的出身，原本可以成为封君。然而，公元前254年，卫国覆亡，其领地已成为魏国的一个封君之地。公孙鞅失去了封君的待遇，但还是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尤其喜好研读法家刑名之学。他栖身于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担任相国府的中庶子（负责掌管家事）。 公孙鞅出身王室，因战国诸侯国的兼并，他的实际社会地位由贵族公子下降为普通士人，依赖一个中下层家臣的职务来谋生。后来，他帮助秦国彻底打败魏国，“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史记·商君列传》）。因为这个封邑的缘故，后人多称他为“商鞅”。商鞅从士人的地位重新上升为商地的封君，但此时的他不再是依据血缘出身的贵族，而是凭借才干、能力上升到统治阶层。商鞅是战国时代社会流动大潮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上升与下降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魏相国公叔痤非常了解公孙鞅的才干，但还没有来得及向国君推荐他，自己就得了重病不起。魏惠王亲自来探病，并问到万一相国去世，国政可以托付给谁呢？公叔痤正式向魏王推荐了公孙鞅，说：我府里的中庶子公孙鞅，人虽然很年轻，却是一位奇才，建议大王将国家的政事全部交给他。魏王听后不以为然，沉默不言。公叔痤见状，知道魏王不能用公孙鞅，又提出：如果大王不能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为他国所用。魏王草草答应了，但并没有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也没有照办。 公叔痤去世后，公孙鞅继续等待崛起的时机。之后，他了解到秦国国君孝公发布求贤令，立志恢复秦穆公的霸业，想收复东部被侵占的国土。于是，公孙鞅向西部出发，来到秦国。怎样说服秦孝公任用自己？或者说，什么样的治国理论能够打动孝公？公孙鞅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后来他与秦孝公进行了三次会面，相当于经历了三次“面试”考核。他采取的方式是将帝道、王道、霸道分别推出，一一道来，逐一展示给秦孝公。经过三次面试后，秦孝公明显地对霸道最为感兴趣，不自觉地挪动自己席地而坐的位置，到了公孙鞅的席子边沿，与他谈论霸道治国之法，连续几天毫不厌倦。秦孝公听过帝道、王道后，虽然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他需要在位时就能收到治国成效，无法等待几十年、上百年才建立起王道的功业，因此他最终选择了急功近利的“霸道”。公孙鞅也明白霸道与周王德政治国之道相比，是次一等的方法。但是，秦孝公代表这个时代选择了霸道，在这一点上，公孙鞅并不是主导者。这也说明，法家的霸道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或者可以说，战国时代选择了法家。此后，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公孙鞅在秦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人们往往深深记住了那个在改革的战车前披荆斩棘的斗士，却忽视了这个战车真正的推手。公孙鞅的改革代表的是君主的意志。 二、商鞅改革爵制推动下层上升 古代社会的结构与分层，主要通过等级来体现。西周、春秋时代以爵制维护和确立社会等级。贵族出身是划分等级、获得爵位的重要标准。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制定了不同的爵秩等级，并扩大了赐爵范围，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效忠和支持。人们的出身不再是爵位等级的主要标准，而是依据人的品德与功劳来决定。商鞅的爵制改革便是在这样的政治潮流基础上进行的，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这一社会分层标准，为广大社会底层开辟了上升的主流渠道。 商鞅变法中爵制改革占据中心地位。我们都很熟悉的“立木南门”的故事，是在新的法令完成之后，商鞅为了首先取信于民而采取的举措。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商鞅变法首要考虑的群体。为了调动了人的创造力，商鞅改革爵制对中下层士卒开放，爵秩一共分为二十个等级。首先，普通士卒积累军功可以获得相应爵位，并依据爵位得到田宅。据《商君书·境内》记录的秦军功爵制规定：普通士卒凡是能够杀敌获得甲士首级一颗的，可赐爵一级、田地一顷、宅地九亩，并赐予庶子一人，而且可以担任军队或朝廷的官员。其次，获得的爵位者，可以免除劳役和用爵位抵罪，甚至在死后按照爵级增加坟前植树数量。其三，爵位与官职升迁紧密相连。大致在十六级以下的爵位名称，也相当于官名。获得爵位高的人，可以做官升迁，所谓“皆作壹而得官爵”，“不官无爵”（《商君书·农战》）。其四，在休战期间，以生产缴纳给国家粮食数量而授予爵位、官职，即“粟爵粟任”（《商君书·去强》）。公元前243年，秦国下令：“百姓内（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 商鞅以法律的形式将军功与爵位挂钩，并且执行得较为彻底，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积极性、战斗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变法促使秦国迅速地富强，并在军事上表现优异，轻松地击败了宿敌魏国。“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各国虽也纷纷变法，然而商鞅变法在各国之中实施得最为彻底，取得的成效也最为显著。秦国在列强中迅速崛起，昔日遭中原国家鄙视的“夷狄之国”，如今开始傲视群雄，周天子也向秦孝公表达了敬意。当整个社会中下层的创造力被激发，由此这个社会也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秦国变得日益繁荣、强大。 商鞅以军功授爵、纳粟授爵的方式提升了下层民众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商鞅的爵制改革限制了身份性贵族的利益、地位。新的爵制规定，国君的亲属如果没有军功，则不能进入王室谱牒名册；即便是继承祖先的大笔财富，也只能做个普通的富人，而没有荣华显贵的社会地位。旧贵族怎能甘心有人轻易拿走他们的“奶酪”？“宗室贵戚多怨望”，新法颁行一年后，秦太子犯法。太子犯法不是偶然事件，旧贵族不甘心放弃特权，以太子为代表，以身试法，企图阻挠变法。商鞅非常清楚旧贵族的挑战，为了维护法令的严正，认为太子犯法，也必须严肃处理。但因太子是未来的国君，无法直接对其施法，便对太子太傅公子虔处以刑罚，对太子太师公孙贾处以黥刑（古代的肉刑，在犯人面部或额上刺刻后并涂上墨炭，作为犯罪的标志，以后无法洗掉）。又过了几年，公子虔再次触犯新法，依法处以劓刑（古代肉刑的一种，犯人被割去鼻子）。劓刑并不会危及生命，但其对人形象损害很大，同时极大摧残受刑者的人格尊严，是一种羞辱之刑，伴犯罪者一生。因此公子虔受刑之后，因受辱而八年杜门不出（《史记·商君列传》）。 根据商鞅的爵制改革，世袭贵族如想获得财富、地位，其途径与平民完全一致，必须通过为国家做出贡献才能获得。世袭贵族犯法也会与平民一样受到处罚，从某种意义上，商鞅的法令降低了身份性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权与地位，以法律的途径推动世袭贵族在社会流动中下降。 三、商鞅的成功与遗憾 商鞅在秦国彻底推行变法，做秦国相国十年。他认为自己很成功，已经将秦国治理得十分文明、先进了。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名叫赵良的隐士，便与他攀谈了起来，想听听这位隐士对自己变法的意见。赵良大致代表儒生的看法，没有否认商鞅推动底层上升的功绩，但也指出了商鞅变法中最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与人紧密相关。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如果能调动起人的积极性，也就激发出整个社会的活力与战斗力。对这一点，商鞅有着异常清醒地认识。《商君书·画策》：“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鞅调动全国的民众集中力量于攻战，当时在秦国有成千上万的父亲送儿子去当兵，哥哥送弟弟去当兵，妻子送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获胜，就不要回来了！”只要奋勇杀敌，身处底层的人们就可以获得爵位、田宅、官职、免役、免罪的特权，从此大大提升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社会地位。社会阶层之间的森严等级就这样被打破，而且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社会流动不再像从前的贵族社会那样牢不可破，而是大规模地向底层开放。商鞅改革的爵制提供了向上流动的主流渠道是：农战，即军功授爵和纳粟授爵。爵制改革大大解放出人的活力。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然而，商鞅的致命伤也恰恰在于此，他夸大了利益对人的意义，主张利益就是一切，从而否决了精神文明对人的意义。 商鞅对赵良表示，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很满意，甚至以为可以和穆公时代的百里奚相媲美。赵良却并不以为然。商鞅提及的五羖大夫——百里奚，是春秋时期一代名相。百里奚辅佐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对秦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百里奚的德政便是商鞅所最为匮乏的东西。换句话说，百里奚重视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而商鞅在这个方面却又是致命缺陷。晋国大夫赵衰曾对同僚说：我们要注意避开秦国的军队。秦国的执政百里奚实行“重施于民”的德政，给予老百姓更多的实惠。秦国不懈地努力修明内政，他们的军队不可战胜了（《左传·文公二年》）。赵良指出，商鞅的缺陷在于缺乏德政，鄙视礼义教化，将文化与国家实力对立起来。 商鞅过度崇拜武力，企图凭武力解决所有问题，武力意味着一切《商君书·农战》）。治国只有两种方式：刑罚与恩惠，舍此更无其他。所谓“以刑去刑，国治。……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商君书·去强》）。“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商君书·说民》）。在商鞅的治国理念中，恩惠就是德，仍然是一种利益，与文化无关。“名利之所出，……则民致死”。人们为了利益的驱动可以做任何事，包括放弃自己的生命。商鞅利用了人对物质利益、世俗地位的需求，来驱使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使得秦国凭借武力征服天下，“征诸侯，服其力也”（《商君书·开塞》）。 商鞅以爵制激发人的力量开始，走向极端，走到急功近利，否决文化的地步。商鞅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唯一纽带是利益，因此赵良指出，商鞅的反对派——旧贵族们也完全会因为自身的利益来对付他。他劝说商鞅悬崖勒马，保留改革措施中依功序爵的合理部分，加强德政。但是商鞅没有听从。 他们谈话5个月后，秦孝公去世了，太子即位，这就是秦惠文王。几乎在变法中受到商鞅惩罚的秦惠文王，与旧贵族关系密切。他一即位，公子虔等人就控告商鞅谋反，派出吏卒逮捕他。商鞅经过一番徒劳的逃跑、反抗后被捕了。最后以谋反罪被处以车裂（五马分尸）酷刑，并诛灭了他的全家。秦王虽然处死了商鞅，但保留了变法的制度与精神。他看到爵制改革中选贤任能原则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因此也继承了这一精神。 商鞅通过立法向人们展示：出身不再是人们上升、获得高位的重要因素。官职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应当给予那些对国家有实际功劳的人，而不是国君的亲戚。当人们的出身不再是限制其上升的重要因素之后，底层平民被激发出巨大的战斗力、生产力。商鞅顺应时代的潮流，推动底层上升流动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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