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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左）和卢梭（右） 作者：余中先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
伏尔泰（1694-1778）与卢梭（1712-1778），他们作为法兰西的伟人，各自的伟大显然毫无疑问。他们俩共同活动史称“启蒙时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死于同一年，死后又先后被请进先贤祠，棺木相距仅只咫尺：世界上本来不应该有比他们更接近的人了，他们也应当是最亲密的战友。
然而，众所周知，伏尔泰与卢梭生前却是冤家对头，互相仇视，互相攻击，至死不休。
伏尔泰出生在巴黎，后曾流亡英国、普鲁士，后长期居住在瑞士边境的凡尔内，也在日内瓦住过。卢梭比伏尔泰小18岁，在地理上的人生道路正与伏尔泰相反：他生于日内瓦，之后去法国。卢梭十二岁时徒步流浪去法国，在巴黎自学成才并成名。
实际上，伏尔泰认识卢梭相对较晚，两人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也针锋相对，经常展开激烈争论。
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想打破两人之间尴尬的沉默，1755年卢梭把他参加第戎科学院竞赛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寄给了伏尔泰。这篇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不平等是人类自身在社会化进程中造成的。这本来是启蒙时代思想丰收的硕果之一，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出于令人难以揣摩的动机，伏尔泰收到书后却于8月30日给卢梭回了很怪的一封信。信中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一下子就把问题定了性：反人类。伏尔泰接着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伏尔泰向同时代人描绘了卢梭的一幅阴暗的肖像：把他描绘成恬不知耻的、厌恶人类的孤僻者。
在伏尔泰看来，卢梭关于人类社会化带来的人性堕落的说法是要把人类拉回到史前野蛮时代去。卢梭的思想当然不是如此。伏尔泰的批评表现为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讥刺，与两人的实际思想并无太大关系。伏尔泰何等聪明，不会不知道卢梭决非其敌。在同一信中伏尔泰还对卢梭表示了某种关心：“我从夏比意先生那里得知，您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您应当回到您的故土，呼吸家乡的空气，享受自由，与我一起喝当地母牛产的奶，在大自然中悠然倘佯……”这应当说是很亲切的话。但由于上下文关系，让人感到这似乎是说：怪不得你的文章如此糟糕，因为你的身体很糟糕！ 伏尔泰在信中如此随便说笑，举重若轻，但卢梭却没同样的心情。卢梭敏感而缺少幽默，不象法国人那样开朗。伏尔泰的信，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对卢梭的心灵却是打击不小。他在9月7日给伏尔泰的回信里说：“现在轮到我来对你表示万分的感谢。我把我那本糟糕的书寄你，不是为了得到你如此的'恭维’，而仅仅是把你当作自己阵营的首领而尽的义务和表达的尊敬……”语句充满讥刺，也满含委屈和痛苦。
这之后很长时期里，两人并没有寻找修复关系的愿望，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卢梭在给达朗贝尔的《论戏剧的信》中，否定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戏剧对道德风俗毫无益处，悲剧刺激人感情，而喜剧培养嘲讽的情绪。他的偏激观点引起了伏尔泰、狄德罗的反感，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认为，戏剧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增强人的理性。伏尔泰读到卢梭的《论戏剧的信》后，就写信严厉批评卢梭否定戏剧功能的观点。这一番激烈争论导致了他们之间友好关系的彻底破裂。
1756年伏尔泰发表长诗《里斯本的灾难》，卢梭对该诗中的悲观主义情调十分震惊，觉得“报仇”的机会到了，发表了《论天命的信》，其中极力驳斥了伏尔泰诗歌中的宿命论和悲观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伏尔泰抨击为“非社会的”。可以想象，假如两人并非敌人，甚至是朋友的话，这样的评论是不会出现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在的哲学思想差异能够导致这种冲突。
假如说，这些还可以说是思想或学术上的争论的话，那么，另一些事情就纯粹是闹着玩了：
后来，伏尔泰又针对卢梭的私生活向朋友说卢梭的坏话，说他是恬不知耻的人和厌恶人类的孤僻者，为此，卢梭曾复信给伏尔泰，为自己辩护。在对垒中，双方用词越愈尖刻。
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给伏尔泰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他附在《忏悔录》里。信的第一段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信是这样结束的：“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
收到信后，伏尔泰不知作何答复，一直没有回信，但忍不住到处发泄。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收到卢梭一封长信，发觉他是越来越疯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更写到：“卢梭真是个大疯子，一个坏疯子。他想让人相信我在迫害他……”
这些话，卢梭的也好，伏尔泰的也好，今天看来，只能使人忍俊不禁，都不是什么值得分清是非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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