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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实用印章代代承袭，又时有所改，自成体系。而古代实用印章何以能成为后来篆刻之艺术原型，我以为，此中既有其自身所具之可能性条件，亦有社会历史所提供之必要性条件。 说古代实用印章之为篆刻艺术原型的可能性，即是说其本具“古典性”与“装饰性”。 古代印章虽为实用之物，但它确系古人所为，是货真价实之“古”。中国人崇古之心，始自先秦孔子之立先王、老子之慕初民，而世代相因；中国艺术以古为美，远甚于艺术品与实用物之分辨。早期篆刻家唯古是从，竭力模仿古代印章，亦在情理之中。 古代印章工艺制作之“装饰性”，本与篆刻之艺术性不尽吻合，装饰愈多愈工，以艺术立场看却可能愈劣。但正是缘于其有意无意的“装饰性”，古代印章（尤其是先秦古玺及秦汉印章）才有可能成为篆刻的艺术原型。我以为，古代印章虽旨在实用，但绝非一般的实用物。作为标示主人地位或身份的凭记，印章的主人想必在印材的选择及其制作方面都会有许多奢望和苛求，即如同今人希望得到一套理想的傢具或服装那样挑剔；而制作印章或参与制作印章者想必也是想方设法，施展自己的拿手绝技。这种情形，与今人的“艺术构思”颇为类似。 又，古代印章之“古典性”乃是其“装饰性”品位之保证；其“装饰性”，又是其“古典性”多彩多姿之变通，此二者互为表里。而好古之士，见仁见智，秉赋不同，或谓刻意求工者为典雅，或谓草草急就者为真率，或以满白者为茂密，或以瘦劲者为峻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说古代实用印章有成为篆刻艺术原型之可能性。 韩天衡先生在其《明清流派印章初考》中说：“秦汉玺印的高明，是它特定的时代条件所孕育的。其一是印章用途广泛，公文传递，经济贸易、军中行令、杜会往来都须臾少它不得，这势必促使印章艺术的腾达；其二是当时的印文，基本是当时杜会用字，用以入印驾轻就熟，增损变化，都能得妙理而不逾规；其三，印章为佩用者身份的象征，对作者的严格要求，具有镌制上求精的督促作用；其四是当时民风笃实，无名的印工，多能认真地将高技大艺施展于不逾方寸的印章中。”这四方面原因，相辅相成，而韩天衡先生所谓“当时的印文，基本是当时的社会用字，用以入印驾轻就熟，增损变化，均能得妙理而不逾规”，更是其中之关键。所以，在古代实用印章中，又以古玺汉印最为篆刻家所钟爱。 先秦印工，熟悉大篆，大篆乃是当时社会通用文字。故其因印材之形而变化印文，或因印文之形而变化印形，游刃有余。这也与当时印章制度尚未形成相关。是以古玺自然生动，其中精彩之制，奇妙绝伦（图1-4）。 ▲图1 ▲图2 ▲图3 ▲图4 秦印之形虽趋一律，但当时印工熟悉小篆，其印文“笔意”流畅，安排妥贴，多有能品（图5-7）。 ▲图5 ▲图6 ▲图7 汉印以质朴雄厚取胜，乃因为当时印工熟悉缪篆。所谓缪篆，其实是隶化了的小篆，颇类似于当时汉隶的书法精神。以此入印，印文线条的“表现力”，自然得到了丰富（图8-11）。 ▲图8 ▲图9 ▲图10
▲图11 自魏晋南北朝之后，其官印总体水平日渐低下。魏晋南北朝官印，因循汉制，故而不显；且制作多率意，是印章之衰落。而文字发展演变，今体字取代了古文字，成为社会上的通行文字，印工对篆书也随之陌生，勉强以篆书入印，不复有古玺汉印之妙。但是，其间以“今体字”为印文的私印、花押之类，却犹有可观者（图12-14）。
▲图12
▲图13
▲图14 我以为，印章制作与文字书写之密切关系，已经暗含了“篆刻即是书法”之理。虽然古代实用印章本身并非篆刻艺术，而只是篆刻之艺术原型，但二者制作过程极为类似，都是先书写后制作，印稿书写水平直接决定着成品之水平。实用印章之“艺术水平”的高低变化，正昭示着“书神”与“印魂”的有机联系。如果篆刻不能依照自身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书法，则将失去表现力，枉存印章之形制。这是古代印章给予篆刻家们的启示，亦是古代印章之为篆刻艺术原型的更深一层含义。事实上，明清篆刻家们对艺术原型的转换，其水平也是随着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篆书书艺的提高而提高的。 至于实用印章成为艺术原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期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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