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楊：巴蜀易學綜論

巴蜀地區易學發達。自西漢文翁興教，巴蜀文化比於齊魯之後，巴蜀易學名家輩出，特色鮮明，在易學史上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巴蜀易學精義獨蘊，與特有的術數文化相滲透，富於神秘色彩。而易學深入民間，更引起世人的廣泛好奇。宋程頤提出“易學在蜀”的口號，引起時代共鳴，成為不易之論。對於巴蜀易學的整體成就，謝元量、雍書棣、李朝正、胡昭曦、譚繼和等學者都有了初步地探討，但深入研究尚乏其作，巴蜀易學之特立於易學之林的諸種蘊含尤其需要再作思索。

 

一、巴蜀易學的歷程

 

　　巴蜀易學從傳說時代、筮占之術算起，至今至少有四千多年的歷史，而從有正式記載的歷史算起，也有兩千多年了。縱觀巴蜀易學的發展歷程，自先秦至今，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七個時期。

（一）巴蜀易學傳說期：

 

 

歷史上，學者們討論易學均以伏羲制八卦始。先秦時期，並沒有完全可靠的史書記載巴蜀有易學存在。不過，巴蜀筮占之風興盛，而與易學有關的傳說人物伏羲、大禹，乃至孔子弟子商瞿等均與巴蜀有着密切關係。周王室以宗姬封於巴，而蜀參與牧野之戰，《周易》入蜀有先決條件。戰國時期，巴蜀與秦、楚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秦大量移民入蜀，而楚、蜀文化交流甚廣，從秦、楚傳入易學也是可能的。可以說，先秦是巴蜀易學的傳說時期。

 

 

（二）巴蜀易學興起期：兩漢三國

 

 

兩漢時期，巴蜀易學經文翁宣化而興起。在今文經學興盛的年代裏，巴蜀士人將象數易學與本地的術數之學相結合，形成了巴蜀特有的易學風尚，易學家倍出，而尤以術數為尚，可與中原齊魯相抗衡。象數易學之興盛，直到東漢末古文經學大盛之時，蜀地依然今文易學獨盛。漢末三國時期，蜀人奔走於荊州，得聞荊州新學，在原有基礎上開玄學易之新聲。

此時期，趙賓獨有所得，依附於孟喜而享譽全國；嚴遵以老、莊而合於《易》理，以卜筮而教授忠孝仁義，獨步全國，開玄學《易》之先聲；揚雄承嚴遵之緒余，用焦延壽卦氣之術，倣《周易》而作《太玄》，尤為擬經之鼻祖，影響之巨，無人可與頡頏；任安、馮顥學於楊厚，是為今文學之大宗；楊由、段翳諸人，皆主占驗，是為易之別派。至若古文易之傳播，巴蜀實晚，而李譔《古周易》或為宋代《周易》復古之楷模，其易學則與王肅、王弼旨意相近似。至蜀漢丞相諸葛亮，猶以其八陣圖見重於易學界。

 

 

（三）巴蜀易學初步發展期：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漸成戰略爭奪要地。在無情的爭戰中，巴蜀易學備受摧殘，世家大族在易學傳承中突現其特殊作用。巴蜀易學沿着繼承象數、兼采義理的腳步艱難行進，其不附草依木，獨有所見，自有所得的精神更加顯現。隋唐時期，巴蜀經濟得到了恢復，並逐漸繁榮，文化也日漸興盛起來。五代之時，全國四分五裂，混戰不斷，而偏處一方的巴蜀在前後蜀的統治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有了進一步發展。

 

 

魏晉至五代時期，易學逐漸由象數、玄學並重的局面走向玄學獨盛，尤其是唐初制定《五經正義》之後，玄學易學一統天下，流行數百年之久。兩漢象數之學日漸為人們所淡忘，以至著作飄零，不絕如線。此時的巴蜀，象數易學一直延續發展，玄學易也有了廣泛傳播。此外，佛道易學不但出現，而且有了高深的造詣。范長生治《易》，號稱“蜀才易”，猶尚象數易學，而又挹而進之。衛元嵩著《元包》，再效揚雄。何妥兼宗鄭玄、王弼易學，有南北學合流之風。李鼎祚宗象數而不廢義理，在象數廢墜的大勢中，博采漢魏象數易學，纂成《周易集解》，存其緒餘，延其生機，其功尤著。趙蕤注《關氏易傳》，術數見長，而尤重天道人事。後蜀石經，經注兼采，王弼易學存而見揚。至如宗密遁入空門，不妨釋《易》相參證，於佛教易學自有其功；彭曉為《參同契》分章作注，開啟宋代圖數易學，而於道家、道教易學尤多發揮。

 

 

（四）巴蜀易學興盛期：兩宋

 

 

兩宋時期，巴蜀易學之盛，得獲程頤“易學在蜀”之譽，終為不易之論。巴蜀學人承隋唐學術之盛，不但象數、義理有了新境，而且大膽創新，成就圖書易學，勇於接納，於理學易、史學易、古易學等都有闡釋發揮，在易學大家庭中，貢獻尤著。

 

 

此時期，陳摶首開圖書易學一派，於蜀多有傳承。南宋張行成窮研《太玄》、《元包》、《潛虛》、《皇極經世書》，總數學易之大成。房審權繼李鼎祚而纂《周易義海》，獨宗義理，與蜀地象數傳統雖異其趣，而得新創獨見之實。與洛書、新學鼎足而三的蘇氏蜀學，易學尤為核心，雖無意廢棄象數，而獨以義理見長。李杞傳其學，揚以史學，更闡玄學之風。譙定得蜀學《易》之傳統，遠有師承淵源，又再受程頤理學《易》，獨開一大派。馮時行、李舜臣、張行成、張浚、張栻實其緒餘。晚宋魏了翁私淑朱熹，總結宋《易》，而先究注疏，博綜兼采，易學成就非同一般。其傳諸人，亦能以易學顯揚。宋代大興的以史證《易》的史學易、恢復古易原貌的古易學，於蜀也有推闡之作。宋代巴蜀，《太玄》、《皇極經世》之學十分盛行，而繼承沿襲漢代象數，時有新義者也多有其人。比之他地，略有遜色者，關學易、心學易、功利派易學爾。

 

 

（五）巴蜀易學持續發展期：元明

 

 

元明時期，巴蜀易學沉穩地向前發展，而且有着突出的成就。元代，巴蜀易學的發展主要得力於僑居在外地的易學家的努力。他們不但跟隨時代的步伐，追逐程朱，推揚理學《易》，而且沿著漢宋易學發展的歷程，在象數、義理上邁進。趙采折衷程《傳》、朱《義》，以理學為宗；王申之辨析圖書，以卦主為說，精義頗多；黃澤“以積思自悟為主”，窮研易學數十年，其說《易》以明象為本，明象以《序卦》為本，而占法以《左傳》為據，不取王弼玄虛之學。趙采、王申子、黃澤三人實為元代巴蜀易學中的佼佼者。

 

 

到了明代，深思窮索的來知德，以錯綜言《易》，力主象數，再次用自己的實力證明了“易學在蜀”的不易之言，達到了明代易學的高峰。熊過、楊慎等人則有輔益之功。不過，明代的巴蜀在文化上已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如果說先期的楊慎還能踵武繼絕的話，其後心學的蓬勃發展對蜀地影響並不大。雖然趙貞吉以心學略有名聲，但其易學不顯。很明顯，在明代，巴蜀易學已走向衰落。

 

 

（六）巴蜀易學衰變期：清代

 

 

清代的巴蜀，在經過漫長的震盪之後，文化並沒有得到有效地恢復發展。易學在此時整體上處於衰歇時期。此時，全國易學名家輩出，但巴蜀地區基本上沒有聞名於全國的人。這從《四庫全書》的著錄即可見一斑。即使在《四庫全書》編成之後的清中後期，巴蜀地區仍然如此，《清經解》、《續清經解》未收錄巴蜀易學著作即可證明。直到清末，廖平以經學著名，但其易學思想離奇古怪，也不為人重。當然，這並不能說清代巴蜀就沒有可以流傳于世的易學著作了。事實上，清代巴蜀地區易學著作頗多，如李開先、胡世安、李調元、劉沅等人均有創作，《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收錄了好幾部巴蜀易學著作。只是說，這些著作尚襲傳統的易學路徑，與時代不甚合拍，其份量和影響已大不如以前，在全國的地位更是微乎其微而已。

 

 

具體而論，李開先師從來知德，據《伏羲方圓》諸圖以論錯綜、卦變之說，駁斥朱熹《本義》之處不少。胡世安由明入清，於《易》有《大易則通》、《易史》、《夢易》、《原易》諸作。其《大易則通》十五卷，“專主闡明圖學，匯萃諸家之圖，各為之說，雖亦及於辭、變、象、占，而總以數為主”。其《易史》以人事論卦爻，以辨吉凶是否，頗有新義。李調元是清代巴蜀學術名家，於《易》有《易古文》三卷，就《周易》六十四卦及《十翼》各篇，以古書引文及他本為據，摘錄其異文而成書，與宋代興起的《古周易》不同。考其所引，《經典釋文》、《孟子七經考文》占其絕大部分，成就實為有限。劉沅乃劉咸炘之祖，其學以博涉為主，於《周易》、《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四書》均有恆解，又有《大學古本質言》、《孝經直解》諸作。其易學頗推崇王弼、程頤、朱熹之說，同時又兼采漢學象數，對易學基本問題多有梳理，但博而不精，創新不多，而似講章之作。廖平是清末經學大師，也是清代巴蜀地區最為著名的經學家。他的易學成就也頗為突出，但影響卻十分有限。廖平區別今古易學最為質樸，而引《靈樞》、《素問》、佛、道之學入《易》，就頗為龐雜。其主《易》為人天之學，以《易》爻分三統，以上下經主小大之學，與其疆域小大之說緊密相關，實質是想以中國來統世界，乃至以中國統宇宙，以六經統一切學術，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尋找理論依據。

 

 

（七）巴蜀易學復興期：民國以來

 

 

巴蜀易學在清代似乎已到了“山窮水複疑無路”的境地。直有到民國及新中國時期，以郭沫若為代表，利用《周易》從事史學研究，巴蜀易學才走出了一條新路，並聞名於世。此後，隨着《周易》研究的興起，巴蜀易學正式走上了現代學術的行列。

 

二、巴蜀易學的特色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並在祖國易學文化中佔據了重要一席。分析巴蜀易學的總體特徵，無疑有助於研究巴蜀文化的特性，有助於探尋文化發展的規律。宋林至《易裨傳序》稱：“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為說者也。”在歷史的長河中，巴蜀英豪以自己獨特的視角，不斷闡發着易理，其學術之綿延，其義理、象數之深邃，榮得“易學在蜀”之桂冠。整體而言，巴蜀易學有如下比較明顯的特徵：

 

 

（一）易學興盛

 

 

巴蜀易學在上千年發展歷史中，與其他地方相比，顯得興盛發達，別具一格。宋程頤說“易學在蜀”，成為學界共識。近人雙流劉咸炘著《蜀學論》，對巴蜀易學的興盛情況略有描述。他說：

 

 

 

在六藝經首，三聖《大易》之傳，蜀為特盛。商瞿北學，尚曰傳疑（宋祁謂瞿為蜀人，楊慎言《世本》作商瞿上，居瞿上故名，而今所見群書引《世本》無此語）。趙賓異說，孰為疏證（《漢書·儒林傳》載趙賓說箕子為荄茲，云授孟喜。又載喜詐言田王孫且死，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其偽）。大義精於君平（成都嚴遵，《華陽國志》言專精《大易》），而諸儒多沿施、孟（范書載綿竹任安受孟氏《易》、梓潼景鸞治施氏《易》）。象數亡於唐疏，而李氏獨羅虞、鄭。漢《易》復興，資州之功勝也（唐資州李鼎祚《周易集解》）。宋有譙定（涪陵人，今涪州）出郭曩氏（亦蜀人，定又受教程頤），私淑程、邵，馮、張繼美（恭州馮時行與邛張行成得定之傳，張著《皇極經世索隱》、《衍義》。恭，今疊溪營）。來崛起於窮山，猶冥擦而合軌（明末梁山來知德著《易》，專言錯綜，近漢儒）。衛嵩《元包》（北周成都人），上繼《玄》揚。萇宏執數（《淮南·汜論》云：萇宏，周之執數者也），下啟天綱（唐成都袁天綱多術數書）。蓋漢師多通術數，故源遠而流長。《義海》百卷，博莫如房（宋房審權書，今佚，惟存李衡《撮要》）。醬翁篾叟，以程、袁彰（二程得學於成都治篾箍叟，袁道潔得學於邛眉間賣醬薛翁，開永嘉一派）。易學在蜀（伊川語），如詩之有唐矣。[①]

 

 

巴蜀的易學在各個階層中廣泛流行繁衍，孕育發展，從來沒有斷絕過。

 

（二）擬《易》

 

 

擬《易》是擬經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擬經是經學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它具有多重含義：其一，以繼承聖賢大道自任，敢以先覺覺後覺的氣象雄視開導後人。其二，聖人之道是發展變化的，聖人不是神人，不可將其作為教主來崇拜。只要得其大道，聖人人人可作，而關鍵在損益上下工夫，因時因勢，起義立制。其三，依經託道，傳之萬世，永垂不朽。

 

 

巴蜀可以說是擬經的發源地，也是擬經的興盛地。從時間上看，嚴格意義上的擬經應當從揚雄倣《周易》作《太玄》、倣《論語》作《法言》算起。宋鄭樵於《通志·藝文略》在目錄分類上已出現擬經小類，其“易類”著錄“擬易”二十九部，以《太玄經》居首。明朱睦?《授經圖義例》、祁承?《澹生堂藏書目》亦列有“擬易”一類。清朱彝尊著《經義考》，更歷考諸代經學著作，專列“擬經”大類，其首亦即揚雄《太玄經》。從這個角度上講，巴蜀是擬經的發源地是無庸質疑的。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揚雄之所以擬經，除了主要在於他個人的因素外，其實許多前人已為之鋪路奠基。戰國諸子自尊其主要著作為經就是最好的例證。入漢以後，“經”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統治者將人們的約定俗成官方化、制度化，明令規定何書為經，而不容許有其他相頏頡者存在。揚雄身處西漢末造，其擬經之作多少繼承了前人依倣作經的思想。從效倣的角度而言，揚雄之作也是有所繼承的。唐劉知幾稱：“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②]

 

說揚雄擬經有繼承的成份在裏面於揚雄的創造之功絲毫無損，而反見其敏識多聞、自立一格的創新意識。繼揚雄而後，巴蜀擬經之作前赴後繼，為數不少：其一，晉王長文“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③]。其二，北周衛元嵩著《元包經》，以《坤》為首，擬《歸藏》。其三，宋文軫著《信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玄》，略與《潛虛》相似”[④]。其四，明任瀚“准諸《易》，參諸方、州、部、家，作《壽卦》”[⑤]。雖然任氏僅僅創作一卦，但其擬《易》思想藉此得以展現。其五，明李乾德撰《易易》二卷。朱彝尊以為“此《中庸》所云‘索隱行怪’，而《魯經》所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也”[⑥]。

 

 

巴蜀對擬經諸作進行研究者也不在少數。以研究《太玄》的巴蜀學者而論，三國時李譔著《太玄指歸》，五代程賁著《太玄經義訓》[⑦]，宋代陳漸著《演玄》10卷，郭元亨撰《太玄經疏》18卷，蘇洵有《太玄論》3篇、《太玄總例》1篇，章詧著《太玄經講疏》45卷、《太玄經發隱》3篇、《太玄圖》1幅，張行成著《翼玄》12卷，胡次和著《太玄集注》12卷、《太玄索隱》4卷，等等。其中，宋代的張行成潛心研究《太玄》、《元包》、《潛虛》、《皇極經世書》等，可算是最為突出的一位。

 

 

（三）融會《易》、老

 

 

蜀地神仙方術本盛，又是道家的發源地之一，《易》、老結合順理成章。如傳說中的王喬與彭祖就是有名的方術之士，而以道家形象出現。《淮南子·齊俗》高誘注：“王喬，蜀武陽人也，為柏人令，得道而仙。”彭祖是道家推崇的老壽星之一，《莊子·刻意》稱：“吹呴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晉常璩載：“武陽縣郡治。有王橋、彭祖祠。”“王橋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⑧]常璩又說：“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⑨]

 

 

兩漢時期，巴蜀易學融會《易》、老的色彩最為濃厚。嚴君平精於大《易》，並善《老》、《莊》，著《老子指歸》，明於人倫之理。揚雄承其學，著《太玄》，推崇道家，“貴將進，賤始退”。馮顥明《易》，“修黃老，恬然終日”[⑩]。折像通《京氏易》而好黃老言。任安師楊厚，“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11]。兩漢之後，蜀人仍以老莊入《易》。《北史·泉企傳》：“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唐李鼎祚，宋蘇軾、李杞等都引入道家思想解說《周易》。朱熹對蜀地易學多有老莊道家色彩非常熟悉，說：“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12]至清代，廖平尚引《莊子》、《列子》諸書以論《易》。

 

 

（四）術數發達，象數盛行

 

 

巴蜀自古巫術盛行、曆算發達，從三星堆大型的祭祀坑等可以窺見一斑。西周時期，蜀地出現著名學人萇弘，開巴蜀方術曆算之先聲。萇弘（？—前492），資中人，為周靈王時大夫，以方術（鬼神之術）事靈王。孔子適魯，學樂於萇弘。《淮南子·汜論訓》稱：“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萇弘通天數，是數一數二的術數大家。《史記》說：“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13]萇弘還懂陰陽術數，明巫術，《左傳》多有記載。《史記·封禪書》說：“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宏。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14]《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類有《萇弘》十五篇。班固稱：“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萇弘是通曉陰陽術數的大家，在巴蜀文化史中佔有重要地位。

 

 

西漢的落下閎是巴蜀術數學的典型代表，其成就在當時首屈一指，為世人所景仰。《益部耆舊傳》云：“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征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曆》作《太初曆》，拜侍中不受。”[15]《漢書·公孫弘傳·贊》說：“漢之得人，……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後世莫及。”[16]

 

 

落下閎而後，巴蜀術數曆法之學長盛不衰。呂子方教授考察巴蜀術數曆法之學，提出了“天數在蜀”的說法，得到世人的認可。

 

 

有着善曆算的傳統，加以星占巫術、卜筮之風盛行，研究《周易》之人也難免將其帶入其中，形成獨特的以象數易學為重的巴蜀易學。落下閎說：“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17]可見，蜀人很早就把律曆與易學結合起來，甚至認為易學本身就源於律曆。嚴君平講卜筮，揚雄於《太玄》努力創制新的卜筮之術，而尤重曆算，利用《顓頊曆》、《太初曆》制定獨具特色的《太玄曆》。兩漢時期，巴蜀易學主今文象數之學，列名正統易學者雖不少，但以方術見長者尤多。就是正統的易學家中，精於術數者也不在少數。從《後漢書·方術傳》中，我們可以找到多位著名的巴蜀易學家。任安從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折像以數術通玄。楊由習《易》，並七政元氣、風雲占候。段翳習《易》，明風角。任文公曉天官風角，明數通占，以占術馳名。晉范長升、唐李鼎祚長於象數。唐代袁天綱深明天文、曆法、占術。宋代有郭襄氏、治篾箍桶者深曉占術、易學。蘇軾又稱費孝先得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張浚雖主義理，而長於象數。張行成精通《太玄》、《元包》、《潛虛》、《皇極經世書》，於占筮象數有獨到的研究。明代的來知德以象數見長。清代劉沅等人論《易》，不離象數之學，而清末廖平雜《黃帝內經》等書而論《易》，術數色彩更為突出。總之，長於術數之學的巴蜀易學家很多，而見稱於世者則影響尤巨。

 

 

（五）深思力索、獨立創新

 

 

清代學者稱：“蓋《易》包萬彚，隨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數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說，故一變再變而不已。”[18]劉勰論文道：“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19]在易學上，各代學者確實做到了翻空出奇的效果。而蜀地學者在這樣的大潮中，頗能自辟蹊徑，獨樹一幟，得以穩健而鮮明地立于全國易學之林中。

 

巴蜀易學勇於創新，首先表現在不附和，不輕易地贊同、接受其他易學，而是採用一種批判審慎的眼光，有舍有取。這在漢魏之際的易學大變革中得到生動地體現。

 

 

其次，巴蜀易學常常是以新的方式引領全國易學。嚴君平以老莊解《易》、揚雄擬《易》、李鼎祚集解象數《易》、陳摶開圖書易學一派、房審權集解義理《易》、來知德錯綜言《易》等等都有着濃郁的創新色彩。

 

 

巴蜀易學的創新來自于學者的深思力索，窮究根源。巴蜀偏在西南一隅，交通相對落後，與中原的資訊交流多受阻礙，所以學術風氣沒有中原其他地方開放。巴蜀士人所見書籍有限，所訪當代名士更是少之又少。但易學史上留存下來的懸而未絕的問題，仍然是學人們長期力圖解決的中心命題。所以巴蜀士人一向致力於這些問題，以便找出答案，用自己的方法探隱索微。其方法就是深思力索，窮究聖人之旨。這一學風開始時間甚早，其知名者首先當屬揚雄。揚雄以“覃思大易”、“好深沉之思”著稱。後來的巴蜀學人，尤其是易學之士多具此一特徵。宋代龍昌期獨創有得，因與時政不合而倍受打擊。張行成號稱觀物，窮研《太玄》、《潛虛》、《元包》、《皇極經世》之書。就是以義理名的《蘇氏易解》，也經兩代人，蘇洵及蘇軾、蘇轍三人合力，歷經數十載而成，且以“未知數學”為憾。元代王申子隱居幽深，無心求仕近三十年，著成《大易緝說》。黃澤則終身研究易學，著成《易學濫觴》，指陳大義。《元史》以為：“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為第一。”[20]明代來知德更為知名，居萬縣求溪山中二十九年，成其名著《周易集注》。

 

（六）尊重古學，尊重傳統，傳衍不絕

 

 

蜀人治學重古學，對古注古疏偏好，歷來是一個傳統。揚雄好古文，向來聞名。他師從林閭，所學即古文字。他著《蜀王本紀》，記載了蜀國古代歷史。西漢今文經學盛行，巴蜀仍固守傳統，詞賦、黃老、陰陽、術數盛行。文翁辦學，至有“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21]之評。到了東漢，古文經學盛行，而巴蜀風行的卻是今文經學。直到漢末，李譔等人才習古學，而以反鄭玄之學的形式出現。魏晉隋唐時期，玄學易日漸興盛，巴蜀卻以象數為重，范長升、李鼎祚是其典型代表。

 

 

到了宋代，名列“宋初三先生”的石介的蜀中弟子何群“嗜古學，喜激揚論議”[22]。眉山蘇軾稱：“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23]范祖禹從司馬光而長於《古文孝經》。潼川謝疇則著《春秋古經》十二篇，得到李燾的肯定。長於《古周易》的巴蜀士人也有李燾、稅與權等人。魏了翁更是鑽研古注疏，刪節掇要，成《九經要義》，《周易要義》就是其中之一。他還說：“吾州之俗，檢履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生、林翁孺、莊君平以經授卿子雲，流風所漸，儒學日茂。”[24]

 

元虞集《送趙茂元序》：“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注、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宿分不得休以為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為事。其為（紊）[文]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程、周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此其大概也。”[25]黃澤是元代典型的蜀人重古注疏的人物。他的經注不但多取材古注疏，而且於兩漢之學深有研究。《元史》稱：“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黃）澤於名物度數，考核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26]

 

 

明代楊慎博學精深，於古學多有研究，甚至造古偽書，如《古文參同契》等。來知德長於兩漢象數易學，發掘《周易》象數之旨，成就一代學問。清代以復興漢代朴學自任，蜀地學者重古者也不少。李調元、廖平均著有《古周易》，搜羅《周易》古義。

 

 

巴蜀對傳統的尊重還表現在對巴蜀易學成就的繼承和發揚。巴蜀學者于明清以前聲稱傳自嚴君平、揚雄，而明代以後更追至商瞿、夏禹等人。

 

 

（七）集雜為醇

 

舒大剛先生說：巴蜀多奇才，多怪才。其學最大的特點是集雜為醇。在易學上，巴蜀學人尤顯駁雜。始顯於世的漢代趙賓好發新義，不為正統今文經學家所認可。嚴遵、揚雄融合《易》、老，更引入了天文、曆法、律呂、五行等一系列學術入易學之中，而主體與卦氣說有密切關係。東漢今文經學興盛，蜀人多好圖讖，而風角、七政等占候之說，多能通之。至范長生、李鼎祚諸人，均不能固守一學，而是統集眾說而加以發明。衛元嵩由釋入道，撰著《元包經》；趙蕤長於縱橫之術，注解《關氏易傳》；彭曉出家為道，通釋《參同契》。

 

 

宋代巴蜀學者在易學上多有成就，但其駁雜為世人所指責。陳摶入道轉儒，影響及於劉牧、邵雍，於蜀多有傳承，成為方外傳《易》絕學之人。龍昌期通百家之言，好立新義。蘇軾以文顯，主三教合一，好《戰國策》等百家之言。其《蘇氏易傳》，朱熹在《雜學辨》中多所批駁。譙定雖得程頤之傳，但早得蜀人易學，朱熹以為有佛道色彩。張浚、張栻父子是著名的理學中人，但學有三蘇淵源，而其《易》著中也多用象數雜傳之說。至李杞援史入《易》，又倡言玄學；魏了翁以理學名家，但也多讀百家之書，好用蜀人之術數。

 

 

元明清時的巴蜀易學雖有轉雜入純的傾向，但整體並沒有多大變化。清廖平廣引釋、老，尤其是醫書《靈樞》、《素問》以入《易》，所創離奇怪誕，不為世人所接受。

（八）注重義理，並與象數相結合

 

巴蜀易學雖然偏重象數，但也注重義理，而且還將義理與象數相結合。西漢嚴遵、揚雄雖治今文易學，但他們引入道家思想，發揮玄學義理。東漢古文易學興起後，巴蜀地區的義理易學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隋唐時期，何妥、陰弘道的易學都以時尚的玄學義理為主，同時又融入了象數學的成份。李鼎祚《周易集解》以“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著稱，而他本人則兼綜象數和玄理。到了宋代，巴蜀易學全面繁榮，其中蘇軾《蘇氏易傳》、房審權《周易義海》、李杞《用易詳解》、魏了翁《周易要義》等以義理名，其中也兼采有象數的成份。張浚《紫岩易傳》、魏了翁《周易集義》更是融會象數、義理的易學作品。張行成《易通變》等“七易”之作以“數學”著稱，其中也不乏義理的內涵。程頤寫作並完成于巴蜀的《伊川易傳》則在易學史上樹立了義理學的豐碑。宋代以後，易學在朱熹學術的影響下，基本上都以兼宗象數與義理的形象出現，巴蜀易學也不例外，元代的王申子、趙采、黃澤，明代的來知德，清代的李開先、胡世安、劉沅等易學家均是如此。

三、巴蜀與宋代圖書易學

宋代是易學轉型的重要時期，漢代象數易學、魏晉隋唐玄學易學在宋代退居次要地位，而新興的圖書易、理學易則大發光彩。尤其是圖書易學以全新的面貌改變了傳統易學的內涵，引起了易學的巨大變革，經朱熹融會程頤、邵雍二派易學之後，象數、義理易學分立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觀。也正是在宋代，巴蜀地區不僅成為圖書學興起的發源地，而且成為以邵雍為代表的圖書易學的興盛地。

（一）宋代圖書易學的興起

自宋至清，學者們追溯宋代圖書易學淵源，蜀地易學引起了特別的重視。其中與陳子昂、宗密、彭曉三人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陳子昂是唐代著名文學家，他的詩文開有唐一代新風，成為唐代古文邉拥南蠕h。陳子昂《感遇詩》非常出名，《陳子昂集》錄有三十八首。其中三首與《易》有關。程直方認為陳子昂《感遇詩》之一所言內容與《參同契》相契合，乃宋代陳摶易學之源。清朱彝尊作了更為明確的辨析。他說：“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征。’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27]毛奇齡《太極圖說遺議》對此更有深入的分析。其實，陳子昂五世祖“（陳）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28]。父陳元敬，二十二歲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武則天居攝，陳元敬遂山棲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29]，“嘗學術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30]。而“子昂晩愛黃老之言，尤躭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31]。可見，其學術確實與當時流行的《周易參同契》等道家易學有密切關係。與陳子昂時代相若的蜀人劉知古更長於《參同契》，五代彭曉還曾提及他。

 

 

宗密是唐代著名高僧，世稱圭峰禪師，尊為華嚴五祖，又係禪宗荷澤系四傳弟子。其《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等佛學著作中大量采入易學成份，並借助易學在儒學文化圈的影響，以與佛學比擬的方式宣揚佛學。尤其是《原人論》一書，被認為是會通易釋的典範之作。宗密以淨染說論佛學，制《十重圖》，用以說明淨染程度、佛學層次的不同，其理與易學月體納甲說近似。清毛奇齡等人以為《十重圖》乃周敦頤《太極圖》之源，今人李申等以為《十重圖》不可靠，極力加以否認。事實上，宗密自己就說：“恐文不頓書，意不並顯，首尾相隔，不得齊睹。今更畫之為圖，令凡聖本末，大藏經宗，一時現於心鏡。此圖頭在中心，云‘眾生心’三字是也。從此三字讀之，分向兩畔。朱畫表淨妙之法，墨畫表垢染之法，一一尋血脈詳之。朱為此○號，記淨法十重之次。墨為此●號，記染法十重之次。此號是本論之文，此點是義說論文爾。”[32]可見，宗密確有其圖，而且圖形與月體納甲圖頗為近似。

 

 

彭曉是五代時期著名的道教學者。他的《參同契》學和煉丹術與易學有密切的關係。清人以其《參同契分章通真義》書中之圖為宋代易圖學之源。今考其書，並無清人毛奇齡、胡渭等人所論的《水火匡廓圖》、《三五至精圖》、《斗建子午圖》、《將指天罡圖》、《昏見圖》、《晨見圖》、《九宮八卦圖》、《八卦納甲圖》、《含元播精三五歸一圖》諸圖，胡渭所謂“《書錄解題》言彭本《明鏡圖》有八環，今其存者非九則七，蓋《斗建》、《將指》不當併合，而《至精歸一》本係一圖，是為八環耳”^[33]，更是將彭曉《明鏡之圖》八環圖誤作八幅圖，與事實不合。不過，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補塞遺脫章第八十四》中有《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圖》，雖與毛奇齡等人所言的《三五至精圖》有一定的差異，但多少有一點聯繫。彭曉《紅鉛火龍訣》云：“凡一月三百六十時（辰），一年十二月，合四千三百二十時，象四千三百二十年。”“一日一夜內合奪得四千三百二十年正氣，在神室中生產神精也。凡一時奉得三百六十年正氣，一日夜奪得四千三百二十年正氣，一月奪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正氣，一年奪得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年正氣。”彭曉利用時、日、月、年的相似性，從而以小代大，以1時當360年，以1日當4320年，以此作為煉丹可得壽限無量的正氣年壽之數，可以長生不老的理據。邵雍在《元會呤榔分幸砸粴q當一元，以一月當一會，以一日當一撸砸怀疆斠皇溃涫址ㄕc彭曉道教煉丹理論相同。

 

 

如果說清人追述宋代圖書易學淵源有捕風捉影之嫌，多屬揣測，不盡可靠的話，那麼他們將目標無意地集中到巴蜀學術上來，就多少說明巴蜀易學與宋代圖書易學有着千絲萬縷、不可割裂的關係。從陳摶、周敦頤、邵雍等人的表現看，他們更是與巴蜀有着明確的關聯。

 

 

宋代圖書易學是以陳摶開端的，而陳摶與巴蜀的關係十分密切，因為史闕有間，其中也有治絲如棼般的複雜不清。最早考訂陳摶籍貫的是南宋王象之。他依據北宋李宗諤（965-1013）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所撰《普州圖經》，並輔以欽真觀道士謝道緣所傳《野傳》，認定陳摶為普州崇龕人，得到今人王家祐、胡昭曦等學者的認可。據北宋文同記載，陳摶曾入蜀向天慶觀何昌一學鎖鼻息飛精之術。他在天慶觀所見的陳摶詩，陸游於南宋來蜀，也曾見過。陳摶與蜀人陳省華有交往。省華攜三子與之遊，摶謂之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34]終如摶言。省華長子堯叟從陳摶及其弟子種放學，得術數之傳，“多任知數”[35]；中子堯佐初肄業迤辽剑溽嵋矎姆N放於終南山，頗得其傳。蜀人員延曾從陳摶學。員興宗記載：“興宗鼻祖任城令君諱延，稟資夷澹，嘗習道論於陳圖南所。”此外，陳摶學傳兩知益州、治跡顯赫的張詠，蜀人李畋傳其學。

 

 

邵雍與陳摶有關係不容置疑。邵伯溫說：“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也。”[36]邵雍有《謝寗寺丞惠希夷罇》、《觀陳希夷先生真及墨蹟》[37]，又《題范忠獻公真》云：“范、邵居洛陽，希夷居華山。陳、邵為逸人，忠獻為顯官。邵在范之後，陳在范之前。三人貌相類，兩人名相連。”[38]

 

 

陳摶之學一直傳到邵雍也經得起考據學的檢驗。彭耜《道德真經集注》引《高僧傳》：“鴻蒙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種放結方外友，事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 所以，陳摶傳種放學是沒有問題的。不過，邵伯溫以為陳摶（872-989）直接傳穆修（979-1032）就有問題，而朱震、晁說之以為種放（955-1015）傳穆修，從時間、地理等角度考慮則比較合理。錢穆說：“考穆修成進士在大中祥符二年，種放以是年四月歸終南，明年正月復召赴闕，四年又來朝，並從祠汾陰，則穆之得傳於種，事亦可有。似諸家言穆修得易學於陳摶者，乃略去種放言之。或由放在當時頗滋誹議，故談者不欲稱引。”[39]

 

 

周敦頤有《讀英真君丹訣》詩（《題豐都觀》三首之一）云：“始觀丹訣信希夷，盡得陰陽造化機。子在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微。”說陳摶學傳周敦頤雖然很難經得起考據學的實證，但歷史上諸種傳說，至今未能絕然地否認他們有或多或少的關係。

 

 

（二）邵雍易學在巴蜀的傳播

 

 

在宋代，司馬光、牛師德、牛思純等傳邵雍之學至張行成，邵雍子孫邵伯溫、邵博等人入蜀盛傳其學，又有術士杜可大等人得王豫遺書而傳邵雍之學。於是，邵雍易學在巴蜀廣泛地傳播開來，影響甚大。

 

 

1．司馬光、牛師德、牛思純之傳

 

 

司馬光精通史學，著《溫公易說》、《資治通鑒》、《太玄集注》、《潛虛》等，與邵雍在易學、《春秋》史學、“易外別傳”之《太玄》學上有着共同的學術愛好。此外，司馬光“以年德為貴”，兄事邵雍，引為同鄉，更增進了二人特殊的友誼。陳瓘《答楊中立游定夫書》：“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學。其著《家範》本于《家人》一卦，而進取王弼之說。今之說《易》者方且厭，常出奇離日用而鑿太空也。又或謂文正公擬先天之學，豈足以語二公弛張之意乎？”[40]由此而言，司馬光並沒有傳授邵雍之學。不過，張行成說：“司馬文正嘗言：《太極圖訣》，堯夫盡以見傳。”[41]“司馬公居洛，與康節遊，傳其易學。公嘗言‘《太極圖訣》，堯夫盡以見傳’是也。” [42]《易通變》卷12有《追錄溫公傳易語》一節，語皆平實，與司馬光的言行也頗相契合。

 

 

史載，司馬光之學傳牛師德、牛思純父子。牛師德字祖仁，事蹟不詳，撰《先天易鈐》一卷，自序稱：“傳邵雍之學於司馬溫公。”[43]晁公武有所懷疑，稱：“其說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44]陳振孫也說：“序稱牛師德祖仁撰，未詳何人，蓋為邵氏之學而傳乎術數者也。”[45]牛師德傳其學於其子思純[46]，字無邪，為獄吏[47]，“作《太極寶局》，依《易經》六十四卦次序，每卦先列本卦，因除數以成局，而後分佈逐卦所配天地人之四象”[48]。思純又傳有《卦氣圖取卦法》、《追錄溫公傳易語》[49]。張行成說：“近世牛無邪傳康節學，《卦氣圖》載堯當《賁》之六五而無其說。自著《易鈐局》，言堯壬寅年即位，起山風《蠱》，謂子丑寅年用世卦，世之元始於《升》、《蒙》、《蠱》、《井》，故起於《蠱》也。按《經世》堯肇位在甲辰年，豈無邪但得康節數鈐，而未嘗遍閱其書邪？求其說而不得，遂妄以意逆之。至於《賁》六五又沒而不言也。然起於《賁》與《蠱》則是矣。”[50]祝泌則說：“牛無邪傳康節學固未純，然說堯之世當《賁》亦必有所傳。”[51]可見，牛無邪確能精通邵雍之學，且頗有推闡之功。

 

 

牛氏父子所傳的邵雍學術經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傳給了著名數學易學家張行成。祝泌稱：“康節起數之法有所傳十四圖，張文饒得於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敷衍之為《通變》，發明處甚多，而支蔓處亦多。”[52]又：“元經會之哓裕趶埼酿堉洚斦撸瑥埉敃r只得牛無邪堯即位之世卦《升》、《蒙》、《蠱》、《井》之說，又堯大咴凇顿S》之說，遂臆料其說而定起例。”[53]當然，張行成不僅得牛氏父子之傳，如他對王湜的《皇極經世》之學也多有鑽研，在《易通變》中曾多次批駁其不當之處。據《宋史》記載，張行成得譙定易學之“餘意”[54]，可見，他還是融會程頤、邵雍易學的先鋒人物之一。

 

張行成將其《皇極經世》之學傳給了蜀人呂凝之、馮履等人。“凝之能逐年配以卦爻”，較張行成之易學“加密”^[55]。吳泳《馮履特贈直秘閣制》則稱：“爾蚤以爽邦之英，邃於先天之數。聲文韻法，尤所究心。當權侂用事時，課曆之差，議祭之變，推測虹見之咎，了然如指諸掌。至於進退不以吉凶，行違不以憂樂，則又在於《經世》圖外。惜乎此道孤行，無有褒表之者。”[56]

 

 

2．邵伯溫父子之傳

 

 

邵雍之學傳蜀與其子邵伯溫入蜀關係最為密切。邵伯溫為邵雍長子。“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57]他長期居住在西川犍為地區，而死亦葬於此[58]。邵伯溫入蜀，曾在四川地區任知果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利州路轉吒笔沟嚷殹?邵伯溫還着實地繼承並發揚邵雍易學。他“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59]。其中，《皇極系述》、《觀物內篇解》對邵雍易學及其著作加以闡發，《易學辨惑》對世人對邵易的誤傳、誤會進行辨別，《聞見錄》中著錄大量邵雍行事及學說，並時加褒揚，足資後人參考，對於傳播邵氏易學起了很大的作用。魏了翁說：“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60]邵伯溫家藏邵雍之書，又將其學傳給私淑邵雍的陳瓘、晁說之等人。邵伯溫、邵博記載了陳瓘從伯溫求邵雍遺書的情況。《邵氏聞見錄》卷15：“瑩中晩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有得也。”《邵氏聞見後錄》卷6：“大諫公與康節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請，嘗進遺書之副歸焉。”而晁說之則先從邵雍弟子楊賢寶得聞所傳《易》圖，隨即“入洛，與先生之子伯溫游，得先生之遺編殘稿，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61]。大觀年間，邵伯溫請晁說之作《傳易堂記》；宣和年間，邵伯溫守南充，又請晁說之作《康節先生諡議後記》。王湜稱“康節先生遺書或得於家之草稿，或得於外之傳聞”，顯然他也曾由邵氏家得邵雍之書而論其學。

 

 

邵伯溫有三子：溥、博、傅。邵溥字澤民，進士第，靖康初為戶部侍郎。上踐祚，以例貶官。紹興中，除徽猷待制，宣撫川陝。師事崇福，十二歲詩文早有能聲[62]。他“才識超詣，論議有餘。經學傳家，典刑未冺”[63]。邵博字公濟，紹興九年（1139）出知果州（今南充），二十二年（1152），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今眉山），又曾在雅州為官，紹興二十八年（1158）降授左朝散郎，卒於犍為縣。邵博善文，著有《邵博文集》五十七卷，又稱為《邵太史西山集》。在四川期間，他還著有《聞見後錄》，對邵氏易學也有所宣揚。

 

 

邵雍子孫來蜀，對邵雍學術在蜀中的傳播大有功勞。元牟瓛稱：“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為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於蜀。”[64]所謂“七易”，就是指張行成的易學七書。此外，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一作臨海）人，“其提刑蜀中時，從康節後人傳其易學，論人窮達壽夭甚中”[65]。李石亦稱：“凡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籍、喻駕部汝礪、吒狈豆憽z討邵公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群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遝遝，說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66]可見邵博與李石多有交往，石之易學自有邵學淵源。

 

 

3．術士杜可大之傳

 

 

邵雍並不以術數名家，其學術地位也不在於此。程顥以為“先生醇一不雜，汪洋髙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歐陽棐向朝廷奏議請諡，云：“（邵雍）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清全祖望更說：“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67]不過，邵雍易學多術數成份。王炎說：“邵氏之學長於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於占筮也，靜而正心找猓瑒佣_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也。”[68]邵雍易學通過術士得到長遠的傳播，後世更以“梅花易數”出自邵雍而廣泛傳播。黃宗羲、全祖望對術士所傳邵雍之學略有鄙視，將之列入《張祝諸儒學案》之中，以“別傳”待之。

 

 

杜可大，蜀道士。初，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王豫字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吳曦於開禧三年（1207）發動叛宋降金的“武興之亂”，盜侔l王豫塚，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無名公》手澤，可大賄盜而得之。杜可大精通邵雍之學，而以術數名。他還將這一學術發揚光大，廣泛傳播。在杜可大五十歲時，偶遇廖應淮，便以邵氏學授之[69]。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自號溟涬生。應淮幼不讀書，好異端之學及風角、鳥占之術，遊俠江湖不遇。年三十，客臨安，疏丁大全丞相誤國狀，大全中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行歌出都，見者壯之。遇蜀人杜可大，為稜I將，脫其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應淮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70]。

 

廖應淮以其學傳祝泌。“祝泌字子涇，德興人，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於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征不赴。著有《觀物解》、《六壬大占》、《祝氏秘鈐》。”[71]

廖應淮又以其學傳彭復，彭復傳之鄱陽傅立。傅立字權甫，號初庵，饒州德興人。歷官正奉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贈榮祿大夫、柱國、饒國文懿公。“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72]傅立為里人祝泌外甥，傳其《皇極》數學。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遣使訪求通《皇極》數番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73]。傅立有子岩卿，為秘書少監、集賢直學士[74]。傅立傳學程直方，著有《程氏啟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蔡傳辨疑》、《學詩筆記》、《諸傳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續玄玄集》等。程直方學傳董時乂、徐驤。程敏政稱：“董時乂，德興人。初德興傅立傳康節之學於廖應淮，立復傳於程直方，直方又以授時乂，今其傳泯焉。”[75]董時乂撰有《前村程先生（直方）傳》，見載《新安文獻志》卷70。徐驤字伯冀，婺源人，“學於程直方，深造邵氏之學”，著有《皇極經世發微》一書[76]。

 

 

此外，齊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傅氏之傳，長於邵雍之學。齊琦字仲圭，號易岩，德興人。其從祖齊夢龍、齊貴澄，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注《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同時又從傳邵氏學的祝祕、傅立學，兼得其傳。

 

 

經過多種途徑傳播邵雍之學的巴蜀地區，邵雍著作極易覓得。南宋樓鑰告誡入蜀的王粹中，稱：“康節遺書有傳者，不惜師問窮精微。先天僅得十二三，聲音律呂無由窺。”[77]魏了翁則說：“邵氏書惟有鄉人觀物先生張文饒行成為之注解者，在此與諸友講論，未容輟納，俟令人抄錄一本後便寄去。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卻無帶行者。……邵氏書有《觀物篇》、《先天圖》、《漁樵問對》、《擊壤詩》、《易學辨惑》等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某萬一歸蜀，則此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78]宋姚勉則稱：“眉山宋君可傳出邵子《觀物篇》真跡示某。某焚香寶誦觀之。其字畫莊正，無一筆放縱，其於檢束中得之明矣，後學何敢不力？宋君既珍此帖如金玉，必有得於邵子之學之妙，不知某可與共學否？”[79]

 

 

蜀人亦多有能言邵氏學術旨趣者。陽枋稱：“或問邵子《先天圖》果虙羲所作乎？曰：謂虙羲作此圖，吾不知也。謂推尋虙羲畫卦之理以成圖可耳。予嘗聞眉山楊平舟先生名棟，字彥極，歷官至參政，曰：‘虙羲初畫時未有文字也，故作一畫以示人。此一畫也，圜之徑一圍三，則函三也。從之有上中下，亦函三也。衡之有始中終，亦函三也。故三畫實一畫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而六亦三也，而三亦一也。此伏羲之旨，邵子得之，更不必問其所從來者。’或曰：周子《太極圖》如何？曰：亦此理也。上而陰陽，中而五行，下而人物，亦三才之道也。”[80]

 

 

不過，蜀人也有極力抵制、批駁邵雍易學者。蜀人毛伯玉稱：“堯夫之筮，虞翻、管輅、郭璞之學也；堯夫之數，陸績、趙實、李淳風之流也。獨其人品髙耳。若其精於數，則所深諱也，故避其名而自托於《易》，述《先天》之圖，推卦變之說，衍《太玄》之象。邵氏既托之《易》，以自神其數。學者每神其數，而並信其《易》。世傳邵氏《易》全解，殊溨嚕忉崛思儆毝Ｒ钟^子文所敘堯夫之學，蓋自陳希夷。陳授穆、李，此數學也，而堯夫易學大抵專於論象，則托之象以隱其數爾。堯夫得司馬君實以尊其學，得程伯淳以志其墓，相與交推其所長，而不言其所偏，故世莫得而窺之。然伯淳兄弟亦有抑揚，其志墓也，言其學出於穆、李，而不言陳摶。君實又自祖《太玄》，不傳其易學云。”[81]

 

綜合而論，巴蜀地區易學發達，源遠流長。巴蜀易學的發展大體經歷了傳學期、興起期、初步發展期、興盛期、持續發展期、衰變期及復興期等七個階段。巴蜀易學又有着易學興盛、擬《易》繁榮、融會易老、術數與象數結合、深思創新、重古學傳統及易學傳承、集雜為醇、兼重義理等八大特徵。宋代是易學轉捩的關鍵時期，而此時的巴蜀不僅是宋代圖書易學興起的重要發源地，而且也是圖書學繁榮發展的重鎮。邵雍易學在巴蜀的廣泛傳播，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