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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印纸币敛财，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文｜郭建龙（行者，自由作家） 1. 通胀：世界“新经验”和中国老智慧 纸币为什么会贬值？ 暂时把中国放一边，来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会发现纸币的发行可以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与某种硬通货挂钩。在二十世纪之前，世界所有使用纸币的国家，都会将纸币和金、银或者铜钱挂钩。一元钞票相当于多少硬通货都有定数，人们随时可以拿纸币去兑换。只有在战争时期，政府管制金银，才会临时性地限制纸币兑换，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政府总是会想方设法恢复纸币与金银的比率和自由兑换。 在这个时期，纸币由于与硬通货挂钩，是不会贬值的。 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不与硬通货挂钩的纸币系统。到了现在，各国发行的纸币都已不再与任何硬通货挂钩。 但这样的体系只不过实行了几十年，就已经造成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即便是被人们视为楷模的美国，其平均通胀也是使用纸币之前的数十倍。 从世界经验来看，只要纸币脱离了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一些国家的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民间夺取财富。 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却已经是老智慧。 交子出现之后，宋代政府就已经有了利用纸币来筹措财政的实验。这个实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而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则由于效仿时用力过猛，如脱缰野马直接进入了超级通胀状态。 2. 多印点钞票，就像往酒里掺水？ 当薛田和张若谷等人建立了官方交子体制之后，从最初来看，北宋时期的四川官方的确想把交子做成一个有信誉的金融工具。在很长时间里，交子都遵守125万6340贯的发行限额，没有加印偷印钞票，让交子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了下来。由于铁钱过于笨重，许多人甚至宁肯多出点溢价，也要持有交子，放弃铁钱。 宋真宗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每年向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由于和平的实现，经济的发展，政府没有破坏金融稳定的动机。 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之后，事情出现了变化。由于宋仁宗不承认西夏人当皇帝，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次战争破坏了宋代的财政，政府立刻入不敷出。在四处搜刮民财的同时，金融政策上一切审慎的原则就靠边站了。 宋仁宗庆历年间，边关吃紧，朝廷让商人把物资送往前线，却拿不出现钱来支付商人的服务。中央政府让四川多发行了60余万贯的交子去支援陕西，这是交子第一次走出四川，尝试在陕西流通。多印的交子没有准备金作支持，形成了一定的破坏性。[1]
到了宋神宗时代，还是由于西夏战争的消耗，财政更加困难，中央政府决定直接在陕西发行纸币。这次不是用四川交子援助陕西，而是在陕西设立独立的交子办公室（交子务）发行纸币。但这次发行和四川不同，四川交子有较为充分的准备金做后盾，而陕西却没有，这样潜在的问题就更大。 四川的交子发行规则是发新收旧，每隔三年发行一次新纸币，规定人民必须拿旧纸币按照原价兑换成新纸币。这种做法保证了市面上流通的交子数量始终为125万6340贯。 到了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了应对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再次打起了交子的主意，命令四川多发行一界交子，却并不按照惯例把老一界的交子回收回去。[2] 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两界交子并行，纸币量一下子扩大了一倍，但准备金并没有增加。政府在转眼之间，就将相当于12亿枚钱币的财富从民间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与政府纸币发行量扩大相对，则是市面上纸币贬值。交子出现了折价，一贯的交子已经换不来1000枚钱币。与此同时，随着纸币数量的增多，交子的溢出效应也出现，四川的交子逐渐向北方扩散，开始在陕西流通。政府下令，在陕西禁止使用四川交子，将通货膨胀的压力留在了四川境内。 此时，政府对于纸币的性能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皇帝意识到，虽然没有准备金，但即便政府偷偷地超量投放纸币，人们一开始既不会发现，也没有力量阻止。就像往酒里兑水一样，只要不过量掺水，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是没有人会在意的。 这对于政府不啻于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只要动一动印钞机，多印一点钞票，就立马可以缓解财政危机。既然印钞票这个动作这么简单，又何必劳神费力去想别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 执政者没有意识到，靠加印纸币敛财短期内的确是通往天堂的道路，但长期这么做，就会坠入地狱万劫不复。 从这时起，政府印刷纸币已经不再受数量的约束，在四川和陕西交子越来越泛滥。到了宋徽宗时期，在蔡京的主持下，纸币和盐钞等宋代的新发明，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引起了世界上第一场新技术条件下的金融大泡沫。 3. 会花钱的皇帝，会赚钱的“能臣” 在宋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两个，分别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桧。与秦桧不同的是，蔡京是一个偏重于理财的“能臣”，在他任上进行了复杂的财政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帮助皇帝获得收入。 公元1100年宋徽宗上台时，由于前代的积弊，冗官冗费问题已经到了极端危险的地步。 虽然宋神宗时期试图对官制进行了改革，旨在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人们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甚至比改制前还多。[3] 而到了徽宗时期，官员更是多如牛毛，在短短的20年里，比起元祐年间又增加了数倍。[4] 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4万6千多人，[5] 比宋仁宗时期多了三倍。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6]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的时候，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花钱能力也居于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味高雅，建造了不少亭台楼阁，又因为喜欢艺术，让各地进献花石纲。贤臣们都已经被贬斥，没有人告诉皇帝，他的爱好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 宋徽宗（1082?1135） 在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享乐圈子，他们以搜刮民财满足皇帝喜好为首要目的，却从来不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7] 而替政府筹措资金的责任，就压在了宰相蔡京的头上。
蔡京上台时，帝国的一切形势都对他有利。除了官场内斗造成的青黄不接，就连宋神宗时期的官制改革（元丰改制）也对他产生了帮助，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了皇帝和宰相手中，更便于他弄权。 另外，交子、盐钞等金融工具的发展，也让蔡京有了更多的政策工具。之前的王安石变法仍然是一次传统的改革，以整理农业税、发展传统产业为主。而随着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丰富，蔡京已经拥有了类似于近现代政府的能力，可以利用金融措施更加便捷地操纵社会经济，获得财政收入。手段更加多样化了。 4. 旧钱换新钱，一夜变成穷光蛋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蔡京主持的全国性财政改革拉开了帷幕。 这一年，北宋中央政府决定利用纸币来筹资，扩大交子的适用范围，将原本不使用纸币的区域纳入纸币区。最先被纳入纸币区的是京西北路（今天的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中央政府效仿在四川的做法，在京西北路设立印钞机构，发行交子。 此时发行交子已经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财政需要，印刷的纸币也没有准备金在背后支撑。 到了第二年，蔡京决定把纸币经验继续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下令发行一种叫做“钱引”的纸币。老交子仍然在四川地区使用，而钱引则在除了闽、浙、湖、广之外的其他地区通行。其中福建（闽）由于是蔡京的故里，才避免了遭殃。[8] 由于钱引是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在各地受到了抵制，更加上这些地区正在推行另一种纸质凭证——盐引，政府最后不得不暂停了钱引的发放，任其自生自灭。 而对民间影响最大的通胀掠夺，仍然发生在四川地区。四川地区纸币发行最成熟，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使用。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在四川开始了滥发纸币的序曲，要求在四川增加交子的发行数量，造300万贯交子，允许陕西使用四川交子。这次的发行仍然有准备金，政府计划拨付100万贯钱币作为准备金（是否落实存疑）。[9] 然而，随着陕西用兵的增加，到了第二年，政府随即下令再印1143万贯交子，第四年又印了570万贯，到了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印了554万贯。[10] 这几次增发都没有准备金，出现了通货膨胀。 在政府发行交子之初，总共发行量也只有125万6340贯，仅仅这几年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原发行量的20倍，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硬通货做后盾。在市面上，交子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一贯只值十几文钱，出现了金融崩溃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势出现了失控，连忙规定新发行的交子与旧交子不再按照1比1的比例兑换，而是四贯旧交子只能兑换一贯新交子。由于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们必须把手中的旧交子换成新的。旧交子一下子贬值了四倍，持有旧交子的人一下子损失了75%的财产。 这种做法让人们对交子本身产生了怀疑。由于“交子”这个名称已经失去了信用，蔡京决定将其改一个名字，在四川也发行钱引。钱引与交子只是名称不同，实质是一样的。蔡京以为这样就能骗过市场，重新开始。 但随后，市场做出了反应：钱引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贬值。另外，全国其他地区的交子和钱引都已经不能兑换，只有四川可以兑换，于是，全国的纸币都越界进入了四川地区，更增加了贬值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后下令，以前发行的纸币不管是钱引还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兑换，让它们自生自灭。政府重新发行一界新的钱引，按照旧的额度发行。[11] 通过一次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所有持有旧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们因为纸币方便才使用它，将所有的财富换成纸头，到最后，政府开一下印钞机，就将所有的财富裹挟而去，留下懵懂的人们在思考着到底哪里没有算清楚，才导致倾家荡产。政府获得巨利的同时，失去了民间的信任，也将民间经济的活力彻底掏空。 5. 吃不完的食盐，印不完的盐钞 除了瞄准纸币之外，蔡京对于以食盐为本位的盐钞也没有放过。 蔡京执政时期，中央政府的盐业收入（也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恰好经历了一次危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产盐区位于山西的解池，因为水涝问题产盐量下降。[12] 由于盐钞要求商人们都到解州的盐池去兑换盐，这件事就不仅影响了政府的盐业专卖收入，还让那些持有解盐盐钞的商人们也无处换盐。 蔡京及时地寻找到东北和东南地区出产的末盐（解盐为颗盐，即颗粒状的盐，而其他地区大都为粉末状的末盐）来代替解盐，帮助政府获得了收入。同时，他规定商人持有的解盐盐钞可以拿到东南兑换末盐。 另外，盐钞还可以兑换乳香、茶叶、度牒等等物品，扩大了使用范围。经过这些措施，盐钞反而更加流行，蔡京漂亮地处理了这次危机。 然而，这次危机处理却让蔡京看到了盐钞的潜力。在改革的当年，商人们向中央政府缴纳了164万贯，而中央政府产盐的成本却只有14万贯，净赚了150万贯。[13] 蔡京意识到，只要把盐钞杠杆化，就可以从民间汲取大量的财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盐使用区才实行盐钞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生产，商人们从政府批发食盐后再卖给民间。而在南方则实行完全的政府专卖，从食盐的生产、运输到零售，都由政府掌控。蔡京废除了东南末盐的专卖衙门，在全国都实行盐钞制度。原本只在北方实行的食盐票据化运动，此后遍及全国。
蔡京的做法很像现在的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只要政府控制了土地供给，开发商就只能从政府手中买地，不能从私人手中购买，那么开发商就会不断地帮助政府把房价炒高，让政府能卖出更多、更高价的土地。而政府还能把土地做二次抵押，换来更多的贷款，撬动更多的钱来为自己服务。 在宋代，只要政府把持了盐业供给，盐商就会帮助政府把盐价炒高。而盐价的高企更激发了盐商的热情，政府也可以发行更多的盐钞。 然而，人们对食盐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盐钞发多了，人们迟早会发现，储存的盐已经吃不完，那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刻。 但蔡京想方设法地避免泡沫破裂。他的办法是：让盐钞不断地贬值，增加盐商用盐钞换盐的难度。 比如，本来盐商把钱交给政府，就可以获得盐钞去换盐。但有些早年的盐钞没有使用，又已经发了新盐钞。对于旧盐钞，政府规定必须折价，去买盐时，最多只能使用30%的旧钞，其余都必须是新钞，或者还要搭配一部分现钱。 利用不断对旧钞折价的方法，就控制了盐钞的数量。 为了增加收益，蔡京还设置各种各样的出货障碍和苛捐杂税，将利润做大。到了高峰时期，每年收入达到了2000万贯以上。[14] 而在政府收入增加的同时，则是食盐质量的大幅度下降，且由于价格高昂，许多山区能够吃得起盐的人家十户不过三户。盐商的手中积攒了大量的盐钞，却由于政府设置的各种规矩和障碍兑换不了。就算是与政府共舞的大玩家，也有一朝踩不准，就倾家荡产，朝为富翁、夕挂房梁的。[15] 除了盐业之外，蔡京在茶叶等方面的改革也同样出于聚敛的考虑，发行了一种纸质凭证茶引（又分为长引和短引），利用金融杠杆，将大量的财富收于政府囊中。 6. 民穷必然国弱，只好任人宰割 蔡京的做法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的利润。交子、钱引、盐钞、茶引，层出不穷的纸片将社会财富从民间输送到政府手中。这些纸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们都无法感觉到、反应不过来，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就已经被政府剥夺干净。 不仅仅是宋代，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着印这些纸片的工具，就必然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财富再分配，攫取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官民共荣”泡沫。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政府理财实验，在蔡京手中到达了高峰，只是，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已经在实验中分崩离析，当北方的战事兴起时，朝廷已经无力再为战争筹集经费了。 北宋虽然灭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让它衰弱到无法抵抗的，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部的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做出响应了。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宋徽宗让位于儿子钦宗，蔡京也同时被贬离京，途中饿死于湖南长沙。[16] 就在第二年，金人攻破北宋首都，俘获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 未完待续 注引： [1]《宋朝事实》：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现钱桩管，只是虚行印刷，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 [2]《文献通考·钱币考》：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後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 [3] 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叙》对皇祐和元祐年间（两者相差30几年）的官员情况作了对比。 [4]《宋史·食货志下一》：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5] 洪迈《容斋随笔·宣和冗官》：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长编纪事本末·官制》则记载，政和二年官吏共四万三千余人。 [6]《宋史·食货志下一》：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 [7]《文献通考·国用考》：靖康元年，言者论天下财用，岁入有常，须会其数，宜量入为出。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 [8]《宋史·食货志下三》：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 [9]《九朝编年纲目备要》：蔡京上奏：茶马司将川交子通入陕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万贯，令陕西与见钱、盐钞兼行，仍拨成都常平司钱一百万贯充本。 [10]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四川钱引》：崇观间，陕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崇宁元年增二百万，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四年又增五百七十万，大观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万），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面易其一。 [11]《宋史·食货志下三》：三年，诏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 [12]《宋史·食货志下三》。 [13]《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二：自去年九月十七日推行新法东北盐，十月九日客人入纳算清，至今年九月三日终，收趁到钱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六贯三百六十八文，本钱一十四万七千七十三贯，息钱一百五十万一千五百五十三贯三百六十八文。 [14]《宋史·食货志下四》：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 [15]《宋史·食货志下四》。 [16]《宋史·蔡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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