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夹锡钱在河东、陕西等边境地区铸行，其初衷是为了防止钱币外流，防止辽和西夏熔化铁钱改制兵器，动议由河东运判洪中孚提出。蔡京很快加以利用，将其推行到其它地区，致使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铸行夹锡钱，其目的是利用大额虚币的手段来聚敛社会财富，应付财政危机，转移社会矛盾。一句话，政府造假！
北宋的财政状况一直不好，到徽宗朝，国家财政尤为困难。辽和西夏的长期威胁，北宋长期处在扩军备战状态，随着边境战事的日趋紧张，军费耗资巨大。神宗时，财政年收入缗钱六千多万，军费开支却高达五千多万。哲宗时，边防费用已把神宗元丰以来的国库积蓄消耗殆尽，《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五食货上三)载：“……陕西诸路又连岁兴师，及进筑鄯、湟等州，费资粮不可胜计。元符二年，泾源经略使章咨谏曰：‘伏见兴师以来，陕西府库仓廪储蓄，内外一空，前后资贷内藏库金帛，不知其几千万数。即今所在粮草尽乏，漕臣计无所出，文移指空而已。”到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时，朝廷不得不“出内库金帛二百万籴陕西军储”；北宋末，政权很不稳定，冗官众多，至徽宗时，官僚队伍已非常庞大，蔡京等人又结党营私，培植亲信，滥封官爵，使官员人数急剧膨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徽宗大观年间官员人数较哲宗元祐时多十倍。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给本已非常拮据的国家财政又带来沉重的负担；宋朝廷内外奢侈之风盛行，官府上下，追求“风雅”，大兴苑囿。至徽宗朝，更是变本加厉，大兴土木，大规模营造宫殿庭院和各种楼堂馆所，所谓的“花石纲”之役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此繁重的财政开支使徽宗时期的国库极度空虚，财政连年入不敷出，致使“国之用途，往往不给”。据记载，崇宁元年时，宋廷到了政府欠商人的三百七十万贯钱都无力偿还的地步。面对如此严重的财政困境，蔡京执掌朝政后，不是通过变革，消除社会弊端来发展经济，而是靠通货膨胀，制造大额虚币来收敛财富。他下令江、饶、池、建州以岁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舒、睦、衡、鄂钱监铸折十大钱。这一时期，陕西一带由于铜、铁钱失衡，又发生货币流通危机，铁钱价值出现滑坡，大铁钱与小平铜钱之比由原先的1.5比1，贬值为2.5比1，后继续贬为3比1，4比1，这无疑又增加了边境地区的财政困难。正值此时，河东运判洪中孚上奏铸“夹锡钱”事宜，于是，宋廷很快采纳了他的主张，并令许天启在陕西铸造以一当铜钱二的“夹锡钱”，原来三、四个铁钱当一个铜钱，现在，摇身一变，一个“夹锡”的铁钱要值两个铜钱。由此可见，蔡京推行“夹锡钱”的真实目的除了防止辽和西夏利用北宋铁钱制造兵器外，更重要的是为了阻止陕西等地铁钱价值的下滑、挽救铁钱的流通，变本加厉地收敛社会财富。崇宁三年正月，蔡京曾向徽宗奏曰：“今方泉布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蔡京的这一表白，恰好泄露了他的真实用意。
但是，夹锡钱的铸行，很快带来了危害。首先是仿冒作伪，由于夹锡钱不易与一般铁钱区别，实际上，很多地方或是仍以普通铁钱充作夹锡钱，如政和年间，在陕西就出现了政和通宝大铁钱与夹锡钱“混杂行使”的情况。其实，早在崇宁五年就有人“献议”，尽改铁钱为夹锡钱。“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一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这或许是现在很难找到真正夹锡钱的一个原因。更有甚者，有的夹锡钱制作、大小与当十铜钱相仿，于是，“小民以药染擦夹锡钱如铜色，与当十钱混淆”。此举引发了严重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据李纲《梁溪集》记载，陕西夹锡钱泛滥时，贬值四十倍。尤为严重的是，夹锡钱时行时禁，反复无常，致使危害愈深，所以，连宋徽宗也感叹曰：“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铜钱〕。”
所以，宋代的夹锡钱是铁钱，不是铜钱，其合金比例也就不是“铁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夹锡钱是铁钱中加配少量的锡，动议有积极的因素，反映当时官员中确有一些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铸币上的一个反映。但是它很快被北宋政府利用，成为推行铁钱，收敛钱财的一种欺骗、作假手段，一个政府将亡，经济上的混乱、折腾也是先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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