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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留侯论》 这是我在书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整理完毕后，拿出来晒一晒，欢迎大家拍砖：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苏东坡的《留侯论》。这篇文章收集在《古文观止》里面。这四个字可以分开，就是“古文”，“观止”矣！什么意思？中华文化古文部分，最好的都收集在这里了，“止”了。说真的，古文观止这本书，我们看了多少篇？这个是我们精神的营养，当你看了圣人的书，就登泰山而晓天下了。你看了圣人的书，就知道，确实好话已经说尽。观止矣！ 这里的留侯，就是辅佐汉高祖刘邦得天下，被高祖称之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高祖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后，封张良于“留”（现江苏徐州），故称“留侯”。 在《史记》里面是这样写的：“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我在下邳这个地方流亡的时候和陛下相识于“留县”，这个是老天爷以臣为陛下使用。而陛下用臣的计谋，经常收到效果，我只愿意在留县就可以了，不敢当三万户的诸侯王。于是封张良为留侯。 当时张良得到“太公兵法”后，就在下邳一带操练，当陈胜起义后， “良亦聚少年百余人”,张良自己也集聚了一批青年人，约有百余人，所以楚国起来后如火如荼，景驹才自立为楚假王，声势浩大。于是，张良准备去投靠侯景驹。“道还沛公”，结果在路上遇到了刘邦，刘邦那时在沛县起义，他与刘邦私下谈话的时候，把“太公兵法”上的一些妙处讲给他听，刘邦听了以后觉得很舒服，于是在决策上经常接受张良的建议。然而当张良把“太公兵法”讲给其他人听时，其他人却听不懂。于是，张良感叹沛公天资过人，乃非凡之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死心蹋地的跟随刘邦而不去见景驹。 这篇《留侯论》是苏东坡在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答御事试策一批论文中的一篇。在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属于“贤良方正”等科的考试。制科的考试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无一二等的成绩考中，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所以“入第三等”苏东坡是最高分，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弟弟苏辙为第四等。相传仁宗皇帝满怀喜悦地向曹皇后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这篇《留侯论》就是其中的一篇，能平天下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换言之，什么样的人才能平天下？这就是苏东坡刚踏入仕途给仁宗皇帝的回答。 作者向仁宗建议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平天下的，文章里面又用黄石公的话说“孺子可教也”，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培养教育的？孟夫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黄石公得到了张良，经过考验，确认“孺子可教也”，这个比他自己当了天子还高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为什么可教？因为是英才、是豪杰之士，随后就列举提出了什么是豪杰之士？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高明人才，杰出人才；然后进一步说明高明人才不但智勇双全，而且要能，“忍小忿而就大谋”。最后说明这个英才辅助刘邦得了天下~~~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苏东坡： 因为苏东坡是我们四川老乡，多才多艺，是为人所称道的杰出人物。上学的时候，读过他的《赤壁赋》“驾一叶之扁舟，举匏（pao）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栗。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当时读这些诗句，觉得美得不得了。还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所以，苏东坡算是我喜爱的文人之一。后来到书院，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对苏东坡有了新的认识——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都表现出传统儒家“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不盲从，不阿势的铮铮铁骨。由于儒释道文化的熏陶，使他既有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又有道家高妙的人生哲学，并从佛家获得了异于常人的内在力量，故以他中年后的遭遇而论，宦海沉浮、累遭打击，空有盖世之才，无以施展抱负的不公正命运，却能够始终胸怀坦荡，积极承受，迎接人生路上一拨一拨的贬谪、陷害、失意、苦痛，充分显示了自己本具的光辉。他既没有步屈原的后尘，跳汨罗河自杀，也不是另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遇苦厄而不悔”的大丈夫。 我们读《三字经》知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位苏老泉就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尽管他是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但恰恰是晚成，更知道用功，所以父亲发奋用功读书的情景直接影响了自己年幼的孩子，这就是叫“言教不如身教”所以苏轼兄弟都受父亲的影响极深，但他们最早由母亲启蒙，人生第一位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 其母程氏生于公元1010年，眉山人，系宋朝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家在四川眉州是一个望族大户，家境非常富有，程氏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而通经史，有气节，学识品德都相当好，自我修身齐家是做到了的。她由富家下嫁到平民的苏家，就是看中了苏洵的文才，而苏洵在年青的时候，廷试不中后，一直在外游历求学，整个家庭就交由程氏打理，上敬公婆，下教儿女，从不因贫穷而向娘家求救，而是精于持家，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肩使苏家“不数年遂为富家”，从而使“三苏”父子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 兄弟二人不仅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因其母程氏深信道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 他母亲非常重视教她读历史，她认为历史事迹既教人知识，更教人明是非造就做人的品德操行。苏轼母亲专门挑出一些历史上人物事业成败的原因与儿子对答。在苏轼兄弟很小的时候，她就以“少有清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思想教育他们。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后汉书》中有一篇《范滂传》，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傍，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傍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傍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正因为母亲对苏轼进行了这样的教育，让他从小就知道，要维持正义，需要面临很多艰难险阻，会付出很多，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教育让苏轼树立起了坚强的生命意志，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使他在今后的一生中，能以范滂为榜样，无论遭到多大的打击，都能保持气节，笑对人生。 苏轼、苏辙在母亲的教育下，兄弟俩小小年纪就博通经史，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和父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良好的家教造就了兄弟二人，使他们在年未及冠就“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在苏东坡21岁那年（1057年）“已而，二子同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兄弟俩同登进士及第，也就有了日后的成就。司马光在为程氏所写的墓志铭中，也赞美她“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而苏辙，在记述他的母亲时也说：“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当苏东坡兄弟俩考中进士及第后，其母程氏突然病故，兄弟二人随父回四川奔丧，依例为母守制。到了嘉佑四年十月守丧期满，苏氏父子三人再次进京，嘉佑六年（26岁）通过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四年之后还京，治平三年，苏东坡三十一岁，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扶柩还乡，依例守制又是三年，等到守丧期满回到京师，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苏东坡从他嘉佑元年随父亲进京，第二年中进士，母逝世，回家为母守制，到重返京，考试“入第三等”，刚入朝几年，又遇父亲病逝，以例制，又守孝三年，实际上对社会各阶层，以及官场运作不是很熟悉的，更多的是从圣贤书中得到的教育，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的礼法，但又有改革时弊的抱负，开始他对王安石的变法持不支持的态度，认为太激进了，应该以缓和的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进，所以他不断地给宋神宗上书，最后成为新法推进的旧制派，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其间的很多诗词难免充斥着挫败感，也有讽刺新法的诗词，比如在杭州作的《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 苏东坡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当时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政治斗争已经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舒禀、李定、李宜之和沈括等人为了讨好王安石，就称苏东坡在诗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上报皇上下令逮捕了他，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入狱，这就是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最后，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并且王安石还在朝廷当面给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所以苏东坡活下来了。皇帝释放了他，被贬谪到黄州。 说起被贬到黄州，还有一段故事：当时苏东坡和王安石还同朝为官的时候，话说有一天，苏东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出去了。苏东坡在王安石的书桌上看到了一首咏菊诗的草稿，才写了开头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心想：“西风”就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与秋霜斗，怎么会被秋风吹落呢？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平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翰林学土，也不管王安石是他的前辈和上级，提起笔来，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来以后，看了这两句诗，心里很不满意。他为了用事实教训一下苏东坡，就把苏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九月重阳，这一天大风刚停，苏东坡邀请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瓣，满地铺金。这时他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往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佑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时兼任侍读。入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与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元祐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程颐门人贾易的弹劾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元祐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祐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祐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参禅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但是苏东坡在儋州待了三年多，他利用自己在文化、知识上的优势，为地方上做贡献。他写文章，为当地介绍优良的稻种，北方有很多稻种被介绍过去；叫当地的人民，生了病要找医生看，不要请巫师——当地的人不相信医生，专门请巫师看，他认为这种风俗不好；他亲自指导当地的年轻人读书，写文章，教他们学文化。海南岛在北宋的时候，由于经济不发达，文化非常落后，自从隋代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到唐代、到北宋、到苏东坡这个时候，海南岛没有出过一个进士，地方教育非常落后。在苏东坡的亲自指导下，海南岛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这个人叫姜唐佐，在苏东坡去世两年以后，他考上了进士，实现了海南岛科举史上零的突破。这是苏东坡为海南岛做的贡献。他当时已经没有经济力量，就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上的力量，为当地做贡献。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这是苏东坡贬居儋州北归时，赠别黎子云的诗，充分表达着儋州在苏东坡生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苏东坡谪居儋州3年，写下了诗词140余首，散文（包括赋、颂、杂记等）100余篇，书信40余篇，撰写了学术论著《书传》，并对《易经》和《论语说》两部学术论著进行了修订。所以，海南人很自豪地称：我们的东坡先生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他弟弟苏辙为其做的墓志铭中说：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 苏轼坦然接受这种厄运，他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不仅没有被打倒，以其达观和智慧，以其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升沉之间，留下了2700余首诗，300多首词，800多通书信，各种文章数以千计，被赞誉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开创湖州画派。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下面让我们看看苏东坡的《留侯论》： 《留侯论》是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应制时所上的《进论》之一。在此文中，苏轼对张良圯上受书之事及阻击始皇之事重做阐述，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大事，就在于他学会了“忍”。《留侯论》之后还有一篇是《贾谊论》。贾谊，西汉时文学家，政治家，因其得罪权贵，政治主张不为文帝所用，郁郁而终，是年仅23岁。贾谊的才能埋没于黄土，只因为“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未必皆其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白话翻译）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算作勇敢。天下间真正勇敢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胸怀大志，目标高远。 这里首先提出了什么是豪杰之士？“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一个人的素质我们怎样去评判他？怎样去鉴定他？这么一句就够了，即“必有过人之节”，他的气节与别人不一样。什么叫气节？自己的操守就叫气节。自己心里守什么？操持什么？坚持什么？这叫操守，操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人的气节，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我们经常看见大街上有吵架的、有喝醉的拿着刀子杀人，想想这些人多么浅薄，就为了自己的一点意气，有的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甚至搭上自己的亲人，“逞一时之气”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愚不可及。我们一定要在精神上避免使自己变成一个愚笨的人，一定要使自己高明起来。要高明就要忍别人不能忍的，自己各个方面的免疫力都要强化起来，使自己厚重一些，另外还要操练过人之节，不能把自己当世俗人一样。所谓过人之节，就是你的喜怒哀乐要与别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要“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要保持未发状态，如要发，一定发而中，不能随意发。 看到这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豪杰之士，非常之人都是“其志甚远”。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圣贤们教导的“立志”问题了。孔夫子有四句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个方面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大家想一想，志于道，孔夫子“三十而立，本立而道生”，立本，就是对圣贤之道建立了信心，站稳了脚跟，不动摇，不偏离，孟夫子讲到“不动心”，“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都是“志于道”一个人没有道心，没有在道上的感觉，那是很遥远的，那永远是个俗人，怎么说也是一个俗人，你有几百个亿，你有直升飞机，你还是一个俗人；据于德，德是道的外化，道所产生的一些东西；依于仁，你有了道，有了德不去实践，不去把这个力量投身到火热的生活里面，你这个道有什么作用？所以要依于仁；游于艺，每个人生活在世间上，都要有各种技能，有各种乐趣，在生活中没有乐趣的人是很可怜的，没有技能的人也很可怜，所以要游于艺，要热爱生活，不要使生活枯槁。而龙江书院在刚开办的时候，就要求学员明志，即：以古圣贤仁爱之心为心，匡济天下之志为志，敢于非常之世，做非常之人，成非常之功。 苏东坡举例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别人说你几句，骂你几句，你立刻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是匹夫之为，不足以为勇，根本就称不上勇。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点侮辱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拔刀子或者掏拳头，这个不算勇敢，这叫什么？这叫鲁莽，这叫盲动。“天下有大勇者”，苏东坡在这里不说勇，而是立意“大勇”，因为这是给皇帝看的论文，是要选拔“平天下”之良才的。什么是大勇？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突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变，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气，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这样的修养我们能否做得到？司马迁可以受宫刑，韩信可以忍胯下之辱，为什么？。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样的人，他怀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长远的目标，他不会为眼前的这一点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鲁莽地盲动，所以有句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人，他遭到宫刑——这也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是一个男人不能接受的东西——他还不是忍下来了？为什么要忍下来？他是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韩信在淮阴的时候面临一个地痞流氓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么杀了这个家伙，要么爬过去。杀了这家伙的结果是什么？你也要被杀头，将来远大的理想还能不能够实现呢？不能实现了。韩信同样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孰视之”——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思想斗争很厉害，最后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牺牲了眼前的荣辱。我想韩信当时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说，韩信啊韩信，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这就叫做忍辱负重。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司马迁是君子、是大人，韩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这样的一个大人君子英雄，绝不会满足于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要有所作为！ 在唐代历史上，从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到唐德宗，四朝有一位人物，叫李泌，他是神仙宰相，李泌在庙子上读书时，遇见懒残惮师。这个懒残禅师，普通人看来很懒，鼻涕流下来挂在胸口都懒得擦，懒到这个程度才叫懒，残呢？专门吃庙子上的残羹冷饭。李泌知道了懒残禅师的事迹，认定是一位得道的真人。在一个寒冬深夜，独自一个人偷偷去找他，碰到懒残正把捡来的干牛粪，垒作一堆当柴烧，生起火来烤芋头，李泌一声不响地在旁边跪着，跟这个有道人求道。懒残也像没有看见李泌似的，一面在牛粪中捡起烤熟了的芋头，张口就吃，一面又自言自语地骂李泌是不安好心，要来偷他的东西。边骂边吃，忽然转过脸来，把吃过的沾上鼻涕的半个芋头递给李泌。李泌很恭敬地双手捧来吃了。李泌吃完后，懒残说：好！好！看你很诚心的，许你将来做十年的太平宰相吧！ 我们要想达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样的境界必须有一个前提：“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自己手里的本钱越大，精神上的本钱越大，一心为公；智谋上的本钱越大，情致上的本钱越大，那么自己的志向和价值观、自己的目的也就显得很远大。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接着苏东坡开始评价《史记》中这段，“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张良从桥上的老人那里拿到兵书，这件事情的确让人感觉很奇怪。历来民间就有这种神神怪怪传闻，靠鬼神之类来忽悠人的也不少，所以说，这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然而，也不排除在秦朝末年有隐君子，特意出来考验他。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有很多人事关系我们搞不清楚，刚开始与朋友打交道，能否与这位朋友相交，心里是没有数的。怎样才能做到心里有数？很简单，丢一块石头试一试水深。禅宗里临济宗的大师们就有“探竿影草”之说，故意丢一件事情看看别人的反应，通过这样的试探，一系列的分析数据就出来了，就可以迅速得到此人可交或不可交，此事便是可为或不可为的一个结论。所以老人对张良，也是通过把自己的鞋子扔下桥，让他捡起来，还要给他穿在脚下，小事情来考察张良这个人有没有可教的素质。也许在张良之前，老人就在桥边试过好几个人了，但都没有让他满意的，也就没把“太公兵法”拿出来。直到遇上了张良，让他拾鞋，又伸脚让他把鞋给他穿在脚上，然后还让他在五天后到河边来等他，张良还要“跪曰：‘诺。’”年青人在长者面前“下跪”回答，很谦卑。 让我们看看张良和黄石公老先生的交往。为什么老先生会把“太公兵法”交给他，他是看到了张良的表现才做出决定的。第一先折腾他，把鞋子扔进河里，看看他的反应如何，鞋子取回来后又让张良给他穿上，然后才会决定和张良约会。没有耐心的人绝对不可能这样做，可能早就拂袖而去甚或是要大打出手了。 但对个人来说，有时候，对有些因缘，对我们自己的举心动念，特别是对自己喜怒哀乐的动念一定要留心，在我们看来一些漫不经心的事情恰恰就是自己综合素质的表现。如果面对自己的事情，表现得很糟糕，那么你的综合素质的确就不敢恭维。记得我一位朋友告诉我，曾经他去买房子，他本人漫不经心的样子，而售楼小姐又狗眼看人低，最后没有达成交易。所谓大事看小，从一件小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你在大事上有何举措，并不是非要把大事拿给你去料理，小事情都料理不好，更不用说大事情了，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从三国到唐宋以来，很多人都在谈论黄石公这件事情，认为荒诞不经，不承认有这么一件事情，而苏东坡却来为此事翻案：这件事的本意不在是否有“太公兵法”这本书，而是说张良是属于可以教之人。为什么？下面接着说：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未可乘”。韩国灭亡后，秦国正鼎盛的时候谁也比不上它。秦国用刀锯鼎镬等等的刑具来对待天下的读书人，那些平时居家却无故遭到杀戮的人，多得不计其数。当时，虽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本领。执法太严峻的国家，它的锋芒是不能触犯的，而且时势也尚未出现可乘之机。所以我们要看到“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未可乘”，即时势消息的来往非常重要。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要去犯险，犯急，那是不行的。在改革开放前，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一旦发现，轻则没收，重则罚款，而现在就是搞活经济，大力发展物流；如果现在的大学生毕业还要等着学校分配，那又是看错形势了。现在的年轻人对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威势是再也感受不到了。 凡是执法过分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因为秦王使他的国灭亡了，所以他的忠君思想，就是要复仇，后来他帮助刘邦推翻秦王朝也有这个的因素。张良忍不下忿忿之心，要报韩国之仇，想以匹夫之力，想以个人的力量搞恐怖主义，想一下子把秦始皇打倒，那时他能够不死是很偶然的，尽管很偶然但已经非常危险！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一个亿万富翁的孩子把他抓住，说他是盗贼可能吗？不可能，千金之子，的确不可能以盗贼之名来判他的罪。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 “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张良虽然有盖世之才，却不能像伊尹、太公那样使用谋略，正是因为他年轻不懂事，也没有遇到高明人的指点，所以采用了如荆轲、聂政那种刺杀的末技。大家知道，孟夫子对伊尹是很推崇的“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五次为商汤王服务，五次为夏桀服务，只有伊尹做得到。天生我，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就要当一个昏君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只有我伊尹做得到，因为我有这个使命，所以孟夫子说伊尹的圣之任者，圣人中最有责任的人，敢于承担，敢于担当的人。 战国时期刺客很多，但是作为刺客中能有几个不死或是能全身而退的呢？像巴勒斯坦某些激进组织为了对抗以色列而采用的人体炸弹一样，自古以来身为刺客而不死的基本上没有，如果有，那是非常偶然的。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藉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孟夫子说过，得天下英材而教之。什么样算英才？就是张良这样，既有超人的才能，又有忍的功夫，黄石公也是花了大气力才寻着这么个可教之人，所以“孺子可教也”，黄石公可乐也。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想想自己应该如何料理身边的事情呢？中日关系，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该如何处理？有些人在网上胡乱攻击一番，说实在的那些人走的路和荆轲、聂政之路没什么太大区别，这些人之中有几个能高瞻远瞩地为中国以后的强盛、长治久安而出伊尹、太公之谋呢？我们到书院学习，所谓学习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东西是长远大计。和谐稳定，富裕强盛，它不是一种狭隘的意气争斗。所谓智者，之所以被称为智者，他把时间看得很长，空间看得很大，他把事物之中的因果关系看得很细，绝不会斤斤计较于一个狭隘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绝不像街上卖小菜的，一分一厘都要与别人计较，甚至还要吵架。如果是这样，你哪里还有雅兴去做其他的事情！所谓真正的大丈夫，就是要把时间和空间，以及自己的胸量和整个因素进行全盘的思考。 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对我们而言， “伊尹、太公之谋，荆轲、聂政之计”，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应该处在什么样位置上，每个人要有所决策。特别是年轻人，当他们遇上某些事情时很容易走向“荆轲、聂政之计”。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年青人的爱国热情很好，但其行为并不高明。怎样使自己高明起来，坐在那里就能把事情看清楚，这样的功夫就与一般人不一样。 “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黄石公知道张良这个人是一个刺客。一般人看见张良的形象气质，怎么会想到是一个刺客呢？但黄石公在桥上观察来来往往的人，凭他的感觉就知道张良这个人有胆子，对他有与众不同的判断。于是“倨傲鲜腆而深折之”，我们要受得起折腾，要受得住折磨。有的人特别意气高亢，傲气十足。并不是说那些骄傲的人就不对，一个人的高贵，高雅不只是其在外表的显现，更应该在内心把自己的气节视为鼎一样的珍贵。很多骄傲的人没有经过折腾容易受挫。只有刚性没有柔性是不行的，要想干大事情就要受得起折腾。黄石公用扔鞋子，穿鞋子的办法来折腾张良的傲气，发现他不仅具备刚气，还具备柔气。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如果张良经受得起黄石公的这番折腾，那么他就可以成就大事，如果受不起这个折腾，就还是一个“愤青”，黄石公也不会把“太公兵法”传给他。就是一件小事情，但能忍与不能忍就可以决断出一个人的命运。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事情时，要学会和具备把控自己喜怒哀乐的能力。太刚的人要变得柔一点，太柔的人要让他刚一点。有的人过于勤奋，要让这样的人潇洒一些，《学记》有云“君子之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如果总是把弦绷得太紧不行。但有的人太懒惰，不学习也不行，要使其调到一个很好的度，总之劳逸要结合，各个方面都需要兼顾，庄子说“缘督以为经”中道而行才好。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公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 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这里是举几个成功例子说明“忍小忿而就大谋”。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 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自然，大家知道张良在刺杀秦始皇的时候，面对残暴的秦始皇都不能使他惊恐，而千古无二的神勇霸王项羽也不能使他发怒，一句话，张良就是一个“大勇”者。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尽管战争中是百战百胜，因此随随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庄子·养生主》里面说的，庖丁表演完宰牛的技艺后“善刀而藏之”，并不在文惠王面前去显摆），这是张良教他的。 “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那时项羽正在与秦国大将军章邯所率领的主力部队交战，也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破釜沉舟”。当时，项羽带领诸侯部队几十万人去救赵国，章邯带着秦国二十几万的精锐部队打得诸侯国不敢反抗。而项羽确实勇气惊人，敢于正面抵抗章邯的部队。正当秦国的主力部队和项羽在河北血战的时候，给刘邦带来了战略机会。当时整个关中正处于空虚状态。于是刘邦令韩王成留守阳翟，并与张良南下攻打下宛（今河南南阳），然后“西入武关”，武关位于从陕西丹江流向湖北的路线，通过这条路线进入武关，这样就可以直指关中了。 当刘邦正在为又增加了几万人的部队一起攻击咸阳而高兴时，“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张良又分析说，这次叛变只是一名将军，而将军下面的士兵都是秦国的人，他们可能不会听从将军的指挥而侵犯自己的父老乡亲，不服从必然会产生麻烦，造成危险，不如乘他们现在正处于松懈状态时攻打他们。于是，“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秦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义军团团包围，峣关被义军轻松拿下。 “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当时关中已经空虚，只有组织一些老弱病残和一些犯人进行抵挡。再加上此时秦国内乱，赵高将秦二世杀死，另立秦王子婴，不久赵高又被子婴杀掉。秦朝的中央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没人能统起朝纲。在这样的情况下，秦王子婴也毫无办法，“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秦王子婴只好把自己绑住，将秦皇帝的玉玺献出来，向沛公投降。刘邦运气确实是好得不得了，他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大的血战，只是听了张良的计策，便轻松地取下峣关，又轻松地占领了咸阳。 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汉四年，齐王被韩信追杀亡后，韩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这是楚汉关键一战。此时韩信派使者送信给汉王说，“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 ”当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的使者到了，把书信给汉王看了。汉王大怒，骂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主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所以，汉高祖能成霸业，离不开张良的辅助“非子房其谁全之？”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我自己理解这一段，恰恰就是《道德经》中的“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柔弱胜刚强” ，“ 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最好运用，在张良身上表现出来了。 最后有一句是《史记·留侯世家》中的：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张良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作为刘邦的重要参谋，他肯定可以跟着皇上一起进住长安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儒家“治国平天下”，道家“宠辱不惊”，“功成身退天之道”，思想在他身上得到高妙运用，所以他选择回到了远离长安的江苏老家。他体弱多病，为了保养自己的身体开始研究一些养身的方术，“即道引不食谷”，让别人看看：自己连饭都不吃了，还会贪恋什么功名富贵呢？他也开始练气功、依此表明自己要“金盆洗手”，淡出政坛；而且“杜门不出岁余”， 谢绝与一切朋友的交往，自己的私交也好、诸侯王也好，朝中的王公大臣们也好都不与他们联系，而是一心在家养病，不见宾客。这点很不容易做到，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才会成为智者。 大家仍然可以参照苏东坡的这篇文章来看看。这段是苏东坡由张良见黄石公的因缘所引发的一番议论。其实，苏东坡也是能忍的，他被打成奸党，后半辈子在惶恐中度过，尽管如此但他依然能忍。 下一次，我们讲苏东坡怎么样来实践他的思想，因为尽管他知道，成大事者，要学会“忍”，但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苏东坡讲了这么多，给皇帝的进言，他自己又是怎么落实的呢？取个题目——苏东坡与《留侯论》。我希望才去大家都来谈的方式，今天回去后，大家都去收集资料，我可以先谈，或者谁报名主谈，然后大家补充，改变一下学修方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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