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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文化摩擦交融的时代，有大量的题材等着我们去拍摄。这在国外是难以想象的。”说这话的人放下手上的教案，用记号笔在写字板上写下“题材取胜”。 他叫谭乐水，正在上课，课程的主题是“商业纪录片制作”。此时，他正在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给学生分析与国外纪录片竞争的策略。谭乐水的目标是拍摄云南消失的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带来发掘民族文化的影像。 但是，最麻烦的问题是没钱。他所在的机构没人、没钱，甚至连学生的出路都很迷茫。
先养活自己，再拍纪录片 云大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没钱、没人。连负责人的组织关系都不在云大，而是在云南电视台。 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简称东亚所）是国内最早开展“影视人类学”教学的机构。直到现在，也是为数不多的从事影视人类学实践的专门机构，在业界享有盛名。但负责人谭乐水却是个“光杆司令”，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自食其力的东亚所没钱请人。 “这是很尴尬的事。学生来东亚所学了影视人类学，却没办法把它当成事业。因为拿它为事业，根本不能养活自己。我只好把学生推荐到电视台之类的机构。”谭乐水说，影视人类学不同于商业纪录片，它不像当下很火的《舌尖上的中国》这类片子以直接感官刺激吸引观众，也不同于故事片。它没有脚本，是“向未知取材”；所以按照影视人类学的要求拍出来的片子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当然也就挣不到钱。 从《巴卡老寨》、《曼春满的故事》到刚完成的5集纪录片《景颇族》，谭乐水已经完成了20余部影视人类学作品，其中不乏受到莱比锡电影节等国外电影节青睐的精品。但是这些片子始终没给谭乐水带来物质方面的回报。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也想把学生留下来，有很多的事可以做。”谭乐水说，他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执行既定的拍摄选题、编辑素材、给学生上课，还在计划写一本影视人类学的教材。但是东亚所没有经费，除了免费使用办公场所，不用承担水电费以外，其它包括电话费在内的开销，东亚所都要自食其力。谭乐水自己也不属于大学，他的组织关系在云南电视台，每个月可以从电视台领到三四千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固定收入。 现实迫使谭乐水做出了妥协。他为学习影视人类学的学生教授如何制作商业纪录片，告诉学生如何运用冲突、视觉效果等策略和“倒金字塔”结构，让观众保持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兴奋。影片每5分钟就有一次跌宕起伏，才能“钩”住观众。 谭乐水曾参加由广电总局和美国Discovery频道联合举办的培训班，深谙商业纪录片制作方法。但是他自己坚决不拍摄商业纪录片。“云南有太多的民族文化题材值得拍了，根本忙不过来。再不拍就没有了，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 谭乐水希望学生们掌握商业纪录片的拍摄技巧后，能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以减轻拍摄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带来的经济负担。他举了前苏联著名园艺学家米丘林的例子，来解释自己的良苦用心：“米丘林以修钟表赚钱，来维持他做果树改良实验所需要的开销，最终成功实现了果树杂交育种。” 关于“民族影像志” 影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谭乐水用它来指导民族纪录片的制作，称这样的作品为“民族影像志”。 “我们拍片不只是拍外表，更要挖掘民族的文化内涵，反映内心的变化。”谭乐水说，“民族影像志”是为了抢拍正在消逝的民族文化和生存状态。还是以《舌尖上的中国》为参照，他说，民族影像志也关注民族饮食的题材，但更多的是挖掘“为什么这样吃”而不是“怎样吃”。 “比如壮族的五彩花糯米饭。之所以要做成五种颜色，是为了敬五个不一样的神。少数民族文身也有不一样的含义，比如以前彝族奴隶主给奴隶纹身，是为了做记号，方便在奴隶走丢的时候领回来；也有人是表达宗教信仰，会在身上文佛像；有些人会在身上文老虎，以掩饰自己的胆小；而傣族小伙恋爱的时候，会把心上人的名字文在手上，希望心上人的魂能跟着自己走。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人生四大仪式（即出生礼、成年礼、结婚礼、葬礼），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但现在都处于消逝的边缘。” 除了民族风俗文化，全球化进程以及商业社会带来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击、重构，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而言，他们是如何应对这股大潮的？这也是“民族影像志”关注的焦点。 基诺族是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最后一个被认定的。谭乐水的《巴卡老寨》，就是关注景洪基诺乡巴卡村的人与地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我今年4月又下去拍了。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有一个主人公才十多岁，拖到现在，他的儿子都十岁了。” 谭乐水对巴卡村的跟踪拍摄持续了近20年。“他们的生活方式从刀耕火种、打猎，到种水稻、西番莲，再到现在种橡胶。”谭乐水说，橡胶价格由2元涨到现在20多元一斤，成片的热带雨林被砍伐，橡胶林取而代之，基诺族的经济状况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再依附于土地，但是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破坏，人与人之间纯朴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纠葛的出现受到挑战。这些变化是基诺族“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应该记录下来，让包括基诺族在内的人们来正视、反思。 “类似的故事，在云南的各个村落中上演着。只有记录才能留住，否则我们真的无法回答‘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东亚研究所的招生简史 东亚所在1999年率先开设影视人类学培训班，现在已经第4期。从免费到收费，谭乐水笑言自己“非法办学”。 14年前，在时任云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林超民教授等人的极力推动下，云大与德国哥廷根电影研究所合作建成东亚研究所，林超民任所长。研究所在行政上并不归属云大历史系，也没有挂到人类学系名下，而是实行“一校两制”，东亚所未被划入云大的教学序列。 1999年，东亚所获得德国大众基金200万德国马克的资助，购得最先进的设备，并聘请了世界一流影视人类学家前来云大，开办了影视人类学培训班。至2003年9月第二期培训班结束时，有20余名学生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免费影视人类学培训。考虑到经济状况，东亚所没有举办第三期培训。 此后，德方资助的经费告罄，外国专家先后离开，加之2004年林超民教授退休，东亚所“休眠”了。 2006年，谭乐水主动找到林超民，希望接手“没有人、没有钱”的东亚所。“民族志影像是我的终身事业，我会想办法做下去。”谭乐水的一席话消除了林超民教授的顾虑。 接手东亚所后，谭乐水没有马上招生，而是延迟到2009年年初，才在网站上发布了招生简章。谭乐水说，当时东亚所已经名声在外，响应者数十人，但是录取门槛一如既往地高，对学生的学历和外语水平都有严格要求，最后只招了4名学生。东亚所向这些学生收取2.8万元的学费。“国外专家往返的差旅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都市时报记者查阅东亚所2009年的招生简章，发现13个授课老师中有7个是外国专家。“这也延续了与德方合作时候的做法。在人类学和纪录片制作方面，中国不如西方国家。”谭乐水如是解释。 2011年，谭乐水再次招生，他放弃了大量聘请外国专家的想法，学费也降为1.6万元。“为了打造团队，让有兴趣的学生都来学习。”最终，学费降为5000元，并且推出了一些人性化的做法。两名少数民族贫困生获得“赞助学费”资格，两名学生“以工作抵学费”，还有两名“贷款生”先上课后付学费。只上纪录片创作课，不上人类学课程的学生，学费仅需3000元。 东亚所办培训班，向学生收取学费，这是否存在法律风险？学费又是如何确定的？ “先办了再说。”谭乐水笑称，东亚所是“非法办学”，但学生都是自愿的。他说，为了规避风险，学费都是指定学生代收代管，并公布收支明细；授课老师分为三个等级，每节课分别获得100元、80元、60元不等的劳务费。“像林超民老师去外面讲课，每节课1000元很平常。他来东亚所是友情支持。”而谭乐水自己授课是不拿劳务费的。 7月6日下午下课后，刚加入班级的学生吴永坤找到代管学费的何瑞玺，填表、交学费。参加培训的学生刘春雨告诉记者，谭乐水在培训之初就跟大家说了，5000元由学生代表代管，主要是支付老师的劳务费，学完后会结算费用，“多退少补”。 有识之士的鼓与呼 谭乐水把拍摄民族影像志作为自己的追求，没有经费就自筹。近些年，有识之士的鼓与呼也为他筹来一些钱。 1980年，谭乐水考入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那时他醉心于小说创作；由于影视人才紧缺，老师查阅档案后发现谭乐水有文学功底、视力又好，于是安排他学习影视专业。这个安排阴差阳错地使谭乐水成了一个电视人。毕业后，谭乐水先后在云南电视台新闻部、文艺部、专题部工作，期间还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参与“中国报道”制作。 上世纪50年代，中央曾组织拍摄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涉及15个少数民族，后来被称作“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其中，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的有7部。这7部片子拍摄脚本的主要撰稿人正是谭乐水的父亲谭碧波。父亲的耳濡目染加上云南丰富的少数民族题材，让谭乐水也爱上了拍摄民族纪录片。 1996年，谭乐水买下了一部松下EZ1数码摄像机，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DV的人。他拿到机器后，第一时间就赶往西双版纳，拍摄傣族人的生活。《巴卡老寨》、《曼春满的故事》等片都是用这部机器拍的。当时这部价值3.8万元的机器耗尽了他所有的积蓄。 2004年时，时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戴光禄（壮族）找到谭乐水，请他担任总编导，主持拍摄一部壮族“民族影像志”。片子拍好，取名《丽哉勐僚》，12集。这部片在2008年“中国·中山第二届国际环保纪录片周”暨“第五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上荣获金奖，还入选了德国“自然视界”电视节和英国自然电视节。每集5万元，谭乐水获得了60万元的制作费。 2009年10月的一天，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景颇族）请省民委、省广电总局、云南电视台领导吃饭，谭乐水被叫去。席间，他被任命为“云南少数民族摄制组”的总导演。 谭乐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相中的，为什么“民族影像志”会受到重视。后来有人告诉他，这得益于《丽哉勐僚》的成功，因为黄毅曾看过《丽哉勐僚》。大型人文纪录片“云南少数民族”很快得以立项，立项报告中写道“以人类学学术理论为支撑，拍摄云南25个少数民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文系列纪录片，先期计划筹拍以云南省特有的15个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系列纪录片”。 据了解，2010年起，云南省每年投入2000万元设立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救保护经费；2011年起，每年投入1500万元作为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专项经费，“云南少数民族”项目已经列为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的子项目。谭乐水已经完成其中的景颇族系列，共5集，获得了上述工程30万元的资助。 拍片子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痛苦，因为要整月整月地待在偏僻的少数民族村落拍摄。谭乐水回忆，拍摄《丽哉勐僚》的时候，他曾不慎从高处摔下，一时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他很享受拍摄的过程，也并不想因此被树立成“典型”。 谭乐水的片子曾多次在央视播出，但大多是拿不到钱的。直到央视纪录片频道开播，听说每集片子可以拿到5万元。谭乐水说，即使没有得到资助他也会自筹资金坚持拍摄，因为拍民族影像志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用DV就能拍出好片子” 东亚所还要办下去，拍摄民族影像志需要不断补充新的血液。谭乐水正在朝着自己的三大目标努力。 今年57岁的谭乐水除了教学、拍片，还给自己定下了三大目标：打造一个专业的影视人类学团队，设立一个影视人类学基金，建立影视人类学资料库。 这期培训班的学生刘春雨、张晓时等人都表达了留在东亚所的愿望。“刘春雨的拍摄经验很丰富，有一些好作品，技术过硬；张晓时在国外待过几年，在思想深度和国际视野方面有优势。”谭乐水很了解学生的情况，他说，这一期培训班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云南，只要他们热爱这个事业，都可以留下来。但是东亚所没有钱，要实行项目制；能力强的人完成的项目就多，相应的收入也高。 “为什么在国外拍纪录片的人能独善其身？因为有很多基金会去资助他们。”谭乐水很希望有人出资设立一个基金。“我们这里可以出设备，拍一部片子花销也不是很大，每年20万元就可以资助10个导演，每人2万，一年就可以10个片子，如果每年有100万……由我来把关，我们用DV就能拍出好片子。” 东亚所早已成为小有名气的纪录片交流之所，也有人慕名而来，想借用民族文化方面的影像素材。前不久，云南民族大学要建立一个关于民族服饰的网站，苦于没有素材，就找到了东亚所，谭乐水免费向他们提供了相关的影像资料。他希望建立一个影像人类学资料库，搜集影视人类学的片子，并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既方便后来者研究、使用，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这期培训班20余个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自主创业者、中学生物老师、网络工程师等等。其中有50多岁的，也有本科刚毕业的。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交流，课上是同学，外出拍摄就是一个团队，分工合作，更是朋友。 张晓时是因为兴趣使然，为了学习影视人类学特意从澳大利亚回到昆明的。现在他除了参加东亚所的课程，平时在家看相关的书籍。 王福民，纳西族学生，在一次纪录片放映、交流活动中认识了谭乐水。“我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想通过学习对自己民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前几天，谭乐水找来了《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的作者、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蒋高宸教授，希望蒋高宸指导“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拍摄。已过古稀之年的蒋高宸欣然应诺，“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他说。 7月9日，谭乐水告诉记者，这个月的18日，他将带学生前往建水拍摄民居，蒋高宸会同行。 对话谭乐水 都市时报：除了记录“正在消逝的文化”和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的改变，你觉得民族影像志还有什么作用？ 谭乐水：通过民族影像志可以让少数民族系统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只有深入了解、认识本民族的文化才能产生民族自信，有民族自信才有保护的动力。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不敢正视本民族的文化，一味地觉得自己很落后，要接受“文明的洗礼”。 民族影像志还是跨文化交流、展现国家形象的最好工具，让世界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面临的困惑等等，这比拍国家形象片更能引起共鸣，效果更好。 都市时报：为什么不向云南大学争取经费支持？ 谭乐水：“一校两制”是所长林超民老师定下来的，云大只提供办公场所，东亚所不在云大的教学序列里，也就不能获得经费支持。我觉得挺好的，东亚所也不用围着项目、经费之类的话题打转，自食其力。 都市时报：民族影像志拍摄商业效益比较差，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你觉得类似的公益类项目在操作过程中，特别是经费使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谭乐水：监督，监督机制几乎是空白。很多时候不知道钱花去哪儿了，这样的事我遇到不少。 都市时报：很多人会觉得纪录片，特别是纯纪录片很枯燥。你认为拍一部好的纪录片最重要的是什么？ 谭乐水：其实拍片子就是拍思考。一个优秀的纪录片制作者不仅要掌握技术，还要多看书、勤思考、常观察，把思想这把“刀子”磨快了，才能出好作品。 （转载自《都市时报》2012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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