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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 年纪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养成了惜物的习惯，不舍得扔东西，觉得这一扔，往后万一用得着，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办了多半辈子报纸，到了告老退场这一天，瞅一眼桌屉书橱，几十年下来，堆得真叫一个满！归置半天，得了大致眉目，分三类：一是书本，二是信函，三是稿件。眼扫，故人旧事全在纸面上留着呢。 先说书本。这是大宗，说大，全在数量上。我没工夫细数，足有几千册当不是虚话。这些书，差不多都是作者出书后，签了名字寄来的。我一瞧扉页上的笔迹，就觉得可珍。在时间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今天，为时已不算短。这中间，我的办公室搬过几次，每次我都不嫌烦，让它们随身一同走。这次不像从前了，我得退回家门之内。可是屋子小，一时没有办法改变，大量的书，就难获安顿之所。我只能大略拣选，擦去浮灰，打捆儿。带不走的，并非不入眼，只怪我力有不逮也。接下来的难题是，余下的这些书，总得有个去处。不论是送人还是捐出去，到了他人手里，一翻，扉页上签着作者的大名，还有题赠给我的那些话语，会怎么想？搞不好，假定传到作者耳朵里，内心生怨也说不定。有一天，我路过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里面平摊着不少旧书，标价多高过封底所印的原价。现今的旧书升值了。我抽几本看了看，扉页上留着签名的书，也很有一些。我跟柜台后的师傅聊起这个细节，他倒觉得我是多虑——时下的观念不比从前了。他的这话，似非时俗之言，道理自是有的。进了一回书店，叫我这老化之脑开了蒙。 近来读到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我看过的书，都主动让它进入旧书循环系统，让喜爱这本书的人，买走继续阅读。被阅读后的书籍，有可能再次进入循环系统，等待下一个爱书人。”说此话的这位，我不认识，想法却能一拍即合。得其所适，大约是旧书的最好去处。对于跟了自己几十年的书，实在带不走的，我的办法不是卖，而是捐，捐给郊区的孩子们。到了来人装箱搬运的一刻，我冲那些熟悉的封面瞧一眼，又瞧一眼，真有些难舍。这也是别。别，总会惹人伤情。 次说信函。我的这些信，多记着跟作者往来的话。这么多年下来，积了好几摞。抽出几封读，不光字句带着旧人心上的温度，那笔迹也撩人思忆，尽叫昔年之事浮上眼前。没有短信、电子邮箱的年月，联络多是亲笔写后，贴上邮票付诸鸿雁。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样的信，世上唯此一件，因为孤，所以值得珍视。我常常被纸上字带入一种境，当其时，觉得信是可以在心中默诵的。比方近日偶从橱柜中翻出一张揉皱的纸，纸面早已发黄，上面的笔画也褪了色，定睛一瞧，信的落款署着“白桦”的大名。我记起来了，是十多年前，我请他为我编的副刊写来一篇随笔，那里面写了一个叫宣科的人，在丽江领着一群老艺人演奏纳西古乐的事。自那以后，我和白桦像是再无通信。手里这张带字的纸，便有了感情的分量。六年前，白桦建了博客，他在《开博絮语》里诗意地讲过：“我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我眼触字句，犹见他潇洒的身影。 再说稿件。早年的文字都是在纸上写出来的，字各有异。有时我从信封里抽出稿子，没看写的是什么，先把通篇的字扫一眼，似能揣想作者性情，距想象各有远近。用的多是方格稿纸，有的很规矩，把字一个个安置在格子里，有的则笔画奔放，冒到格子外头去了。有一回，吴冠中来了稿子，是写在红格子稿纸上的，用的好像是圆珠笔。这篇稿子编发后，我照着报社的规定，把原稿交到办公室，保留三个月后，卖废品了。日后我长了心眼，有意存下一些手稿。近日收拾东西的时候，又翻览，便想起和这些作者的过往。只说两位先生。我曾为郑逸梅开设《名人与园林》专栏，他赐稿四十篇，这套稿子我差不多全留住了。汪曾祺给我两篇散文，原稿也在我这里。汪曾祺写稿习惯“一遍过”，草稿大约是没有的。这两篇尚存涂改原迹的旧稿，在我看，自具价值。有它们在，遂觉手边不空。 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里有“千金难买亡人笔”七字，昔年编稿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眼下我老了，又碰上这句名言，再没话了，心里的那一点意思，全在里面。道理不难懂，写稿的人，驾鹤西去的很是不少。想到这儿，心里就不是滋味。就算心里的劲儿一时别不过来，人已经没了。他们留在这世上的东西，对活着的人还是有意义的。如果逝者是一个作家，手稿自是他的特别遗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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