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 李珊 | 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上）

李　珊

　　《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近代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在华英文报纸之一。1850年8月3日由英商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其创刊初衷是为上海外侨服务，并使其母国——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注上海乃至中国内陆的广阔市场。该报创刊号的《告公众书》呼吁道：“在如今我们所处的起点之上，我们大部分奋发的外来者应当习惯于唤起国内与这个广大帝国开拓商贸、密切政治联系的热情。如果可能，使人们彻底地、根深蒂固地确信，这个庞大帝国潜在而令人震惊的资源对于大不列颠以及整个文明世界的重要性，而不是公众意识中的一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间歇性的兴趣。”《北华捷报》与上海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并被指定为发布英国驻沪领署及首席商务监督公署、英国驻中国与日本最高法院及英国公使馆的各项文告的机关。由于《北华捷报》对太平天国及小刀会起义的详细报道，以及在太平军兵临城下时该报维护在华西人利益，主张联合清政府镇压起义的呼吁，使其赢得上海外侨圈的好感与信任。在上海外侨中，该报素有“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之称。

　　自创办之初，《北华捷报》的影响便不限于在华外国人社会。在第二期《北华捷报》上刊载了一份上海官府发布的告示，内称近日来自闽粤等地的流氓敲诈勒索钱财之事时有发生，故而训令闽粤籍有正式职业之人去相关衙门登记注册。这份告示出自官府，训令对象也并非外国人。尽管无法确定《北华捷报》刊登这份告示是出于自愿还是官府的要求，但至少可以判断，早在创刊之初，《北华捷报》的读者中应当有掌握英文的中国人。此外，中国人亦有充当《北华捷报》通讯员的情况。1860年9月29日的《北华捷报》上就出现了一篇题为“来自一位中国的通讯员”的报道，其中讲述了英法联军占领之下的天津的情形。1861年的《北华捷报》中有8篇署名为“我们的中国通讯员”的报道,内容主要是上海地方政府对周边太平军的应对、英法联军在北方的活动，以及从北京传来的有关清廷的消息。19世纪80年代，署名“中国通讯员”的新闻又有所增加，其报道内容主要是各埠新闻，这表明《北华捷报》开始有意识地在更广泛的地区雇佣中国人充当通讯员。

　　更为重要的是，《北华捷报》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列强官方决策及其民间舆论的一个窗口。戈公振先生曾指出：“字林报为纯粹英国式之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之喉舌，故在社会上颇占势力。其立论常与华人意志相反，故注意外事之华人多阅之。”检视晚清时期的《北华捷报》便可发现，在这个以在华西人为主的舆论空间中，中国人并不仅仅是被西方人观察与言说的对象，他们也曾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尤其在该报的“读者来信”（Correspondence）栏目中，不时刊登有以中国人的名义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多样，但主旨都在表达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晚清时期几乎没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英文刊物，因此投书《北华捷报》无疑是中国人直接与西方对话的有效途径之一，而这些文章确曾引起该报西方读者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晚清时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现象做一初步探究，并着重考察该报“读者来信”栏目中几次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争论，探析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中发出的声音及由此引发的中西互动，以期丰富我们对《北华捷报》的认识，并为理解晚清中西关系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一

最早的中国声音——太平军《苏州来鸿》

　　最早在《北华捷报》上发出声音的中国人当属太平军。除《北华捷报》译录的太平军文告外，太平军还主动通过该报向列强及外国侨民阐明主张。1861年7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封忠王李秀成写给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的信，后者在1861年2月26日被洪秀全任命为洋务丞相（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从篇首所注“以下这封书信从收信人处得来”字样可知，此信系罗孝全转给《北华捷报》的。李秀成在这封信中声称自己无法及时了解天京的情况，故而向罗孝全询问外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以前我们在一处时，曾经讨论过给列国及他们的君主写一封信，内容是国家间的国际交往以及我国和他们的国家的深入了解。在我率军离开后，我相信老师一定依计翻译并发出了这份文件。如今已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列国的答复应该早已到达了天京，因此我特撰写并发出此件，要求如果收到这些文件的话，将其译为中文，立即将他们寄给我，以便使我知道此事的结果，以免令我挂虑。”李秀成还在这封信中向罗孝全讲述了自己领兵征战的情况，提到其时他正在湖北兴国州。

　　太平天国第一次进攻上海前后，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李秀成曾于1860年6月24日致函英国驻华全权公使，7月10日又致函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列强表达善意。但是，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于7月31日训令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不能同苏州“叛军”保持书信往来，拒绝接收太平军信件。这意味着太平军很难从官方渠道与西方列强当局沟通，这恐怕是罗孝全将李秀成给他的信件寄往《北华捷报》的主要原因。

　　1863年2月21日，3月7日、21日，5月23日，7月11日，8月22日，《北华捷报》以《苏州来鸿》（A Voice from Soo-Chow）为题刊登了太平军的6封来信。这些信件的作者自称“天王最早的信徒之一”，“而且同他一样，也曾有机会受过传教士的教育”。在前三次投书中，他大力宣传太平军在太仓、嘉定等地战胜“常胜军”和“常捷军”的神勇表现，指责英国“助剿”政策有违正义，“自然，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并且表明他们有能力制服压迫者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暴君，应该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他将英法联合起来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的原因归结为他们对于太平军的错误印象。这正是促使他投书《北华捷报》的主要原因。他希望号称“公正而非中立”的《北华捷报》能够转载他的来信，以此来树立太平军的正面形象。

　　尽管刊发了太平军的三次投书，但支持干预政策的《北华捷报》在配发的评论中坚持认为，英法越出与太平军所划的上海方圆30英里的界限肃清太平军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时，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和阿思本（Sherard Osborn）领衔筹建英中联合舰队（Anglo-Chinese Flotilla）一事，正在英国国会引起争议。《北华捷报》则认为英国应当派遣军队镇压太平军，并信心满满地表示：“只要有几团锡克兵和俾路支兵，加上一种优良的炮车，然后在得用的地方又有炮舰的支持，我军便可横行全国。”他们毫不讳言，英国的军事行动将有利于确立英国对清政府的支配地位。

　　1863年3月以后，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在法国常捷军的协助下攻克富阳，又在太平军内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攻占杭州，形势对两线作战的太平军更加不利。这位太平军作者又在1863年7月11日和8月22日两次投书《北华捷报》。在7月11日的信中，他表示：“我们胜利的时日已经一去不返了，我的声音一定是充满哀痛的，我们的阵营里有叛徒，天王为儿女们的弱点而伤心。”8月22日的信中，他又阐述了自己关于太平军应该放弃苏州北上的主张，并希望不久前归降太平军的前“常胜军”统帅白齐文（Burgevine）也能做出这样的进军决策。

二

从检索结果看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的发文情况

　　如果说，《苏州来鸿》是太平军向“洋兄弟”所做的一次不算成功的政治宣传，那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北华捷报》中来自中国人的声音则逐渐增多，而其所关涉的内容也反映出中西交往的更多面向。然而，《北华捷报》卷帙浩繁，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所有期数进行逐一爬梳。为了能够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情况，笔者以 “中国人”(Chinese)作为关键词，检索1850年至1911年间的《北华捷报》上作者署名中包含此字段的文章，并将所得的结果列为表1：

　　由于报纸是具有时效性的新闻媒介，中国人投书《北华捷报》的动机往往是由某个具体的事件引发，因而这些以“中国人”署名的文章所涉及的主题也显得较为零散。不过，结合表1，以及笔者目前所见的其他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文章，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有关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及华人在其中的权益。在《北华捷报》的“读者来信”中经常有租界内的华人对工部局发表不满意见的文章。他们认为与在沪西人相比，租界中的华人所缴纳的税款与他们所享受的权益不成正比。针对有的西方人认为“租界是专门为外国人划分出来的，如果中国人想要在其中居住，他们便必须对工部局唯命是从”，中国人在该报予以回击道：“如果外国人起初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做生意和发财，而是为了玩乐和休闲，这种说法倒站得住脚。”又如，1896年12月31日的《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封自称“一位中国居民”（A Chinese Resident）的来信，信中对工部局将对界内华人增税的消息表示抗议。同时，租界内的华人也通过《北华捷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该报刊登一封中国读者的来信中便建议：鉴于租界没有保护中国妇幼的举措，希望工部局成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武装。1910年东北鼠疫肆虐，署名为“一位中国居民”的读者便通过《北华捷报》向工部局提出建议：聘请有能力的中国医生与工部局卫生官员合作进行检疫；与租界中的华人领袖合作建立隔离医院。从这些文章可以推断，投书《北华捷报》的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上海租界中的居民，而《北华捷报》则是他们表达主张、维护权益的重要渠道。

　　二、在涉及晚清政治外交的大事发生时，往往能看到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之时，便有一位署名W.K.T的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撰文驳斥日本人诚（Makoto）发表在该报的观点。中法战争之际，有一位署名“一个来自南京的翰林”（A Graduate of Nanking）的人致信《北华捷报》，激烈批评法军在越南北圻的行径。文章假托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之名致信法国将领孤拔，回应了法军进攻中国的威胁，表达了中国人取得胜利的勇气和信心。又如，义和团运动期间，《北华捷报》刊登了署名“一个忠诚的中国人”(A Loyal Chinese)所撰文章《一个新的皇帝》(A New Emperor)。作者在文章中表示：“用一个新的皇帝取代光绪将会迫使整个国家起来造反。废黜光绪正合太后和她的心腹们的心意。”

　　三、华洋关系是投书《北华捷报》的中国人关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1885年10月16日，颜永京致信《字林西报》（转载于10月21日的《北华捷报》），投诉在他和家人在康科迪亚（Concordia）俱乐部听音乐会时，一个外国人数次用脚踢他的儿子并揪其辫子的无礼行为。数日后，又有人投书《北华捷报》，叙述自己某夜乘坐黄包车时目睹一个外国人用拐杖殴打黄包车夫，并由此质疑外国人的此类行为是否符合所谓“模范租界”的称号。

　　四、中国人投书《北华捷报》的目的不仅仅表达不满或反驳外国人的观点，也有友好地交流或表达感谢的情况。例如，1872年12月19日，《北华捷报》刊登了美国康涅狄格州教育总监诺斯拉普（B.G.Northrop）鼓励当地学校接收中国留美幼童使团的公开信，留美幼童使团的回信亦随之刊出。在这封由陈兰彬、郑衡生、容闳等人署名的信件中，留美幼童使团对诺斯拉普美国公众对使团的热烈欢迎和帮助表示感谢。在1901年9月4日的《北华捷报》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一位中国人对该报呼吁读者关注长江洪水的做法表示感谢。他写道：“有一点我十分肯定:外国人出于仁慈和善心的举动是种子，在中国人心中的某一处生根发芽，未来将会长成感恩之树，而不像有的外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忘恩负义。”

　　随着《北华捷报》内容的不断丰富，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新闻报道及言论愈益受到中外人士的关注。自19世纪70年代起，《北华捷报》上以中国人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这些文章往往是为了回应《北华捷报》或《字林西报》上西方人的某个涉及中西关系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它们常常被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刊载在《北华捷报》上，引起该报西方读者的重视。下面，本文拟对三次较有代表性的争论做一考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