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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对现代医学实在是情有独钟。 大约4、5岁的时候，受到从事西医的家父影响，懵懂中最爱翻看《人体解剖图谱》，小小的我梦想成为外科医生，觉得给人开刀，是一件非凡的事情。不过人生就是那么有趣，对中医一窍不通的我二十年前却踏进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门。 有些不情愿…… 在这所中国高等中医教育最顶尖的象牙塔里，对西医矢志不移的我本科选择骨伤专业、研究生攻读中西医结合外科专业，并且师从最好的外科学教授。理由很简单，这样可以更多的学到现代医学知识，满足自己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然而从学校到医院，职业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固守西医的“一元化”观念。 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滑铁卢——手术非万能 毕业后我如愿以偿的从事普通外科临床工作，专注于手术技术的历练，钟情于通过手术治愈患者的那些成就感。以外科手术为代表的现代医学发展至今在临床上仍占主导地位，在疗效上对患者来说仍是“性价比”最高的诊疗方式。但事实是，当今医学发展的趋势，手术越来越微创化，治疗倾向无创，药物治愈是医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毕竟手术对于疾病中的人体又是一次创伤。并且，手术操作只是围手术期的一个环节，外科治疗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帮助患者术后顺利度过恢复期，防范和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与损害，而眼下西医在围手术期处理、急腹症保守治疗、体表感染、肿瘤放化疗后等病症的处理上仍有缺失和不足。作为自然科学的重要部分，西医离不开现代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必须借助“已知”探索或解决“未知”，或以现有的方法还原疾病发生的“原点”，在“一因一果”的逻辑上对因治疗。如果失去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或者不能用“已知”还原“未知”，治疗便无从下手。这种线性的思维模式好比串联电路，一旦某个环节缺失，永远不能把谜底点亮。 在我外科成长之路上恰恰遭遇这样的尴尬。积累经验越是丰富，越是感觉到治疗手段上局限：不明原因腹痛、术后伤口感染与胃肠功能障碍、慢性感染……西医治疗捉襟见肘，病程迁延，患者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而焦躁不安；临床越多，越发体味到中医理论体系这个“大同世界”的不同凡响。 记得一位不明原因腹痛的年轻女孩，每晚腹痛剧烈发作，使用阿片类镇痛剂始终不能缓解，面对患者痛苦呻吟，情急之下我决定为患者针刺止痛要穴合谷，加双侧足三里，留针三十分钟后病人安静入睡。这次不经意的牛刀小试让我对中医的临床效用信心倍增，开始逐步尝试中医药如大承气汤促进术后胃肠功能恢复、促进急腹症病情早期改善，以透脓散、金黄膏等内服外治术后伤口不愈合及常见体表感染如痈、疖等，每每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那些失去手术机会、病灶仍然存在又没有抗生素使用指征的患者，如阑尾脓肿恢复期、反复发作性消化系统急症、慢性体表感染来说，治疗方法丰富而有效，完胜西医的束手无策。 后来，我逐步脱离只辨病不辨证的类似西医“一药一病”的给药模式，回归中医辨证论治这个精髓。如前述那些外科顽疾，往往病情复杂，病灶局限，个体差异大，并非清热解毒、通里攻下、透脓化腐那么简单，于是我完全摒弃西医诊疗思路，严格按照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程序，甚有合乎《伤寒论》六经辨证者，直抓主证，反投健脾化瘀、行气通络、温化痰饮之剂，治疗效果大大提升，为早期二次手术彻底根治病痛创造了良好条件，赢得最佳时机。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不但彻底颠覆了我对手术无所不能的敬仰与期待，而且完全改变了我的医学观，以中西医结合实践外科临床的信念更加坚定！ 中医临床的哲学智慧魅力非凡 从中医基础到中医临床学科，从中药学到方剂，从阴阳五行到五脏六腑，从奇经八脉到四气五味……学得越多，我愈发的被其完美的系统哲学内涵所征服。穿越千年的传统医学体系仿佛有一种魔力，在“道法自然”的宏观层面教你认知、探索、解密人体，将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向你娓娓道来。这也让我二十年来一直关注中、西两种医学理论的差异与交融最终意识到，中医认识人体疾病的整体观包括辨证论治虽与西医数理思维模式截然不同，但前者可操作性强，在逻辑上更为缜密，并且完全可以不借助任何现代化设备。这种全天候的诊疗模式源起上古时代，恰如古埃及金字塔一般天设地造，非凡而又惊艳。 从科学认识上讲，她完全改变了我们惯常而固有的思维生态。作为一种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其核心内涵是法于阴阳的整体观，把自然万物各个复杂的要素通过逻辑归纳简化为对立统一的两面，再用五行学说的生克定律寻找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来阐释自然动态平衡的运行规律。 具体到医学，则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践与运用。众所周知，哲学可以指导任何科学的探索进程，助力自然科学发展进步。正如现在科学家们苦苦追寻的暗物质，物理模型已经证实它的存在，这个理论最初的假说源于最基本的哲学原理：若是把我们现在可感知的宇宙事物归于阳，那么必定有尚未知晓的物质即归属阴的事物存在，才能维持自然界的平衡，否则现有的一些相互矛盾的物理现象无法解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西医生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内环境稳态，意思是人体生理状态下是一个和谐稳定的整体，并且各个器官系统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疾病即是这个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使各个器官系统不能相互联系出现功能障碍。通过现代科学研究，为了明晰这个概念，有很多的实证研究说明了它的复杂机制。不过，千年前的中医只是一句“阴平阳秘，承乃制，亢则害”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阴阳平衡的破坏是疾病发生的根本。 当然，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并不如此简单。从临床上看，西医借助现代仪器设备，目的是要找出病因，找到疾病发生的启动节点。例如人们最熟悉的感染，没有病原学检查就无法确定抗生素或抗病毒治疗是否有效，这也导致今天科学技术越是进步，医生越是离不开各种理化检查，关注病人本身越少。中医在诊疗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病人的主观感受，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在与患者的亲密互动中更多的是体察病人自身表现与主诉，除去形体还要关注心理、情绪的影响，见微知著，知常达变，未病先防。不但操作简便直观，更有预见性与人文关怀，也与今天身心医学的要义、“医学-社会-心理”诊疗模式不谋而合。 另外，中医突出强调机体的“动平衡”，即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这个哲学原理。以五行生克定律指导的脏象学说，在探讨疾病发生的时候，更引入“气”的升降出入理论，使得对疾病的认知从有形的阴阳延伸到动态功能的层面，由此，在发病机制上，强调“多因一果”，病理状态不是线性而是非线性的。她从整体出发，站在高处把握疾病的完整过程，无论外因内因，找到破坏阴阳平衡、扰乱气机升降出入的元凶，结合中药四气五味，整合精兵强将组方，犹如一个完美的临阵布局，扶正祛邪，绝不偏颇，既有别于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因治疗，更有别于西医“形体治愈”，强调“功能治愈”，把生存质量放在首位，突显生命对于自然的意义。 手术，也许可以修复残缺的身体，却不能完全整砌生命的本义。上下五千年，中医，一直在为追寻人类存在的意义而努力。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的未来 我从不认为中医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从她的发展历程看，在实践中完善自己，不但以各种学说丰富着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与时俱进，即便是世俗认为弱势的中医外科，到明清时期也趋于成熟，如脓成切开、药线引流、术前“明几净窗”，金刃伤后“续断肠，以鸡血涂其际……”等操作，不但与今天西医外科手术原则趋同，而且先于西方二三百年，可谓现代外科学的启蒙。 反观中医发展的历程，从《伤寒杂病论》为我们奠定了内科治疗的“临床路径”，到《医学衷中参西录》的中西并举，中医实际上是开放的、包容的。尽管她代表着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固有自身不足，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老百姓医疗卫生需求的提升，西医所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无疑为中医这个系统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在我看来，对丰富和进一步完善自身理论是革命性的补充。 中医与西医，面对顽疾，对于临床诊疗手段，完全可以参照阴阳学说的思想，看作方法学上对立统一的两个面，取长补短，互根互用，缺一不可。毕竟，二者理论特征与思维模式虽有区别，但在医学实践上，并非水火不容。患者关注的是实际效果，总是期望以最小的身体、经济成本取得最佳的治疗结果——“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或用西医治标，中医治本；或用西医的方法提高治疗效率，针对明确的而急迫的主症做到精准出击，维护形体的完整，以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强身固本，维护远期疗效的稳定，预防变证。中西互通，临床意义重大。如果引入现代科学研究包括循证与统计方法，不但可以让中医在突出个体化治疗的原则下加强其医学实践的可重复性（自然科学的一大特征），而且有益于增进中医在全球科学领域的认同度与普及。如同中国文化想要走向世界，就需要英文翻译一样。尽管后者并不能完整反映每一句汉语言的精髓，但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2015年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惊艳了全球，的确给中医药注入一针强心剂，大大提振了中医人的信心，即便诺奖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并不因此表明西方对中医的完全认可，但我依旧坚信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的未来，手术是必备技能，中医也是不可放弃的临床秘籍。作为“学院派”的中医人，掌握现代医学科技不应输于他人，发展中医并走向世界更是责无旁贷的使命。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坚刚不可夺其志的自信：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不为其他。因为科学，中医敢非凡。 技术｜何思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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