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论 中华民国时期，以“中医理论不科学”为前提、以“中医西医化”为特征的陆渊雷“中医科学化”主张，迎合国民党政府废止中医的政令提出，颇不得人心。它非但未被当时的中医界接受，也没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处于两头受嫌的尴尬境地。新中国建立以后，陆氏主张却被全盘采纳，明定为“中西结合”的卫生大政方针。 1956年8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其后，相当数量的医学科学工作者(主要是西医)趋之若鹜，“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奋不顾身地投身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为调和中西医学的巨大分歧作出了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德国满晰博教授指出：“在中国对人类知识宝库最光辉的贡献中，中医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缺乏前后一贯的方法论观念，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50年代以来执行了各项明智和鼓舞人心的政策，但中医目前的不平衡状态仍是值得注意的。……这主要是由于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造成的。” 他还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和日本，逐渐使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的传统知识受到轻视、排斥。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医学的医生和拥护者就着手采取了力求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的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能使人们相信传统技术的价值。但是，这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这是国外中医行家对“毛泽东领导下”仍然存在的“中医不平衡状态”以及人们所作的中医西化努力提出的谨慎而又尖锐的批评。 联系中国的现实状况，我们看到：以“中西医理论融合”为目标的“中西汇通”继以“中西结合”已历三百年，但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当今医学界，中西医药诊疗仍旧各行其是，中西医药理论依然泾渭分明。唯一可资称道者，不过是搞了一点“中法+西法”、“中药+西药”的“技术性结合”而已。中医和西医何时能归于一统？超然于中西医学之上的“中国新医学”何时能建立？无人能说“指日可待”。任何头脑清醒的医学工作者和医政管理者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严峻现实。 尽管中、西医学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而又随处可见，尽管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致力于调和这种种分歧的艰苦努力收效甚微，但近期仍有不少学者无视历史的教训，在继续寻找中西医学的所谓“结合点”。通观这种种研究工作，基本上不是从临床实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脑发热和上级行政命令出发。其课题概念混乱，命题矛盾或似是而非。它们仍然表现为“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即不加思考——笔者注)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和以往那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一样，“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因此，深入探讨建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的这一严重战略性失误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成为中医理论界头等重要的任务。 4-1 寻觅中西医学的“结合点” 经过近三百年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今天仍停留在寻觅“结合点”的地步。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所谓“中西结合”的莫大讽刺。 我们毫不费力地即可在近期报刊上收集到如下的“结合点”： “生物全息律的发现为这种结合提供了一个接触点”； “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 “中医理论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结合可能在思想体系上更容易合拍”； “阴阳实质与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可能是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为理想的起始点或结合点”； “Goldbeng认为cAMP与cGMP是机体内两种对立的调节系统，可能是‘东方’医学理论的物质基础”； “使中医和西医结合时，丘脑下部和垂体后叶系统是两者之间的重要结合点”； “中西医学的结合点——体热流自动控制机理”； …… 上列“结合点”、“接触点”“起始点”，既有国内学者提出的，也有国外学者提出的。相对说来，国外学者对于中医理论知之甚少，尤其缺乏实际应用的临床感受，故其结合论漏洞百出，洋相毕现，甚至令人啼笑皆非。而国内学者所提则似是而非，较难分辨。所以下面重点讨论国内学者所提。 4-1-1 接触点——生物全息律 陈氏论列了中西医学内的所谓“全息思想”。其引录的西方有关全息观的论述似乎比中医更完备而“先进”。按陈氏意见，这种中西皆有的全息思想自然成了中西医学的“接触点”。 遗憾的是现代西医并不存在系统的全息观，更未形成完整的诊疗体系。提到西医临床，除所谓“虹膜诊断法”等可供列为“生动的例子”(实际接受并应用此法的西医师数量极少)之外，几成空白。——连陈氏自己也感到在处理法国学者(根本不是中医)发明的“耳廓胚胎倒影式分布图”的学术归属时似乎放在中医学内更合适。然而中医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图——单从胚胎脏器名称看，即属西医解剖范畴，与中医脏腑概念迥异。将其塞入中医体系，大有以西乱中之嫌。 在全息观上西医之所以产生这种似有实无的奇怪现象，是因为自从西医祖师盖伦钻进解剖和实验医学中，沿着分崩离析的形而上学轨道下滑，将医学研究对象由人体改变为尸体之后，西医便抛弃了希波克拉底思想，并与始终坚持整(活)体联系观的中医学分道扬镳了。恰如背弃中医传统方法大行“脏腑改错”的王清任在中医学内成不了气候一样，实践并证实希氏名言的虹膜学大师在西医学中也难以被宽容。因为他(连同其祖师)的杰出发现实在难以被解剖学证实，亦无所谓“科学基础与实质”可言，更达不到“量化”与“精确度”。 显然，若强使现代西医接受全息观并建立全息诊疗体系，无异于强求西医放弃解剖实验等现(固)有方法论体系，重返古典西医或转向中医方面。 中医学更没有全系观。诚然，真正的中医临床无时不在出色的应用着整(活)体联系观。可谓离开察言观色、望面辨舌、切肤号脉等等，中医的诊疗活动便寸步难行，就像西医离开解剖和仪器检诊寸步难行一样。然而中医的“联系观”不同于“全系观”。在中医看来，组成人体的各个局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人又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例如手和躯干连为一体，它一旦被割下，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手”。但手和躯干不能混同，或互相包容。中医的联系观和完整的诊疗体系浑然一体，既有自己的经验又有自己的理论(阴阳、脏腑、经络既五行生克乘侮)，二者密不可分，根本无须引入西方生物学理论作为“指导”——全系观目前基本上属于西方生物学范畴，在它作为假说未被完全证实和广泛应用于医学临床而取效之前，是不能称之为“医学理论”的。 假如西医存在“先进”的全系观及诊疗体系，则中医学将因为“落后”而被无情淘汰；假如西医没有而希望建立类似于中医学的诊疗体系，那就只剩下“回归”。总之，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存在二者“结合”的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接触点——全息律”纯属幻觉。 4-1-2 类似点——应激学说 戴氏论及西医应激学说对中医研究的所谓“启发和推动作用”。他说：“在垂体、肾上腺皮质的化学、生理和临床研究有很大进展的前提下，加拿大病理生理学家Hans Selye在1936年以后提出并发展了应激学说，它使现代理论医学的辩证综合研究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说，这种基于实验室的发现而与临床现象几乎无关的“应激学说对丰富学术思想、充实内分泌学内容方面有很大意义。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适应性疾病的概念为解决若干找不到特异病源的疾病，如风湿热、其它胶原性疾病等的发病机制指出了一条途径。它也为临床上应用适应性激素作为治疗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他同时又诚实地提到：“目前，应激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未离开理论医学范畴，在一般临床中，要作为一个能直接指导并具体加以应用的医学理论来说，它还相差甚远。Selye勉强地把结节性动脉周围炎、风湿热、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症、醛固酮增多症、肾炎肾病期列入他所说的‘适应性疾病’之列，但是，应用激素疗法却不能完全治好这些疾病。实际上，他未能找到真正的适应性疾病。因此，广大临床工作者对这一学说的热情逐渐冷落下来。目前，对于应激学说的研究暂时处于一个低潮阶段。” 戴氏在医学理论的归宿——临床应用实效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轻描淡写、闪烁其词。应用激素疗法岂止是“不能完全治好这些疾病”？简直是贻害无穷，加速病人衰亡！很多用过激素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属对此深有体会，觉悟了的聪明人已经断然拒绝医生使用；不少老中医对于用过激素的重症患者继发新的医源性疾病，因而使本来危重的病情更趋复杂难以救药拒绝接收(俗称“难-懒得给西医揩屁股”)！尽管如此，上段文字已足以说明：所谓“应激学说”虽然有着“实验室的发现”作为理论依据，但它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无效的理论，治不好病的理论，缺乏医学生命力、严格说来还不能称为“医学理论”的“理论”。前文所提“新阶段”，实际处于“低潮”；所谓“有很大意义”，至此已经荡然无存。 戴氏接着提到中医的“证”，并与应激学说的适应综合征含义作了对比，然后借马泰氏言：“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他进而提出：“在总结和发扬中医关于疾病认识及临床治疗的特点时，熟悉并充分利用应激的有关概念和研究工作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它必将启发和推动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工作的进行。” 戴氏显然想为一个即使在西医临床上也已无法立足的空头理论在广阔的中医学领域寻找出路。但他原意不是变无用为有用，而是要凌驾于中医理论之上，或是把曾经并正在指导中医临床的十分实用的中医原有理论排挤掉。其根据仅仅是“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 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点带根本性的理由证明戴论难以成立。一是中医“证”完全“基于临床现象的总结”，应激学说则出发于“实验室的发现”，两者基础和出发点完全不同。二是中医“证”指导临床卓有实效，应激学说则远不能“作为一个能直接指导并具体加以应用的医学理论”，且在长达50年中“未能找到真正的适应性疾病”。试问离开基本出发点(理论源头)和临床指导作用(理论归宿)两条，还有何“类似”可言？连对西医药也不能起指导作用的空头理论，能用来指导中医药的应用吗?由此不难断定，所有的“类似”之处都不过是人为攀附而已。 对于这样一种基于“实验室的发现”，条分缕析但却不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空头理论，注重实效的中医药学有何必要去加以“熟悉并充分利用”呢？更何况还得以毁掉自身体系、抛弃自己非常适用的优良传统为代价！ 4-1-3 起始点、结合点——生物膜理论 祁氏一方面责难说：“多年来用近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方法去研究中医，往往忽视中医理论的特色，易使人感到中医缺乏科学性，对中医产生鄙视的态度。”此言非常符合实际。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中医理论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结合可能在思想体系上更容易合拍。”“阴阳实质与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可能是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为理想的起始点和结合点。” 祁氏之所以既否定人家用近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中医，而自己又坚持把中医与分子生物学生物膜理论牵强附会硬凑到一起，是因为他不明白后者仍然没有脱离实验方法论范畴。 主张拾取西方弃物的戴氏又用一句话对祁氏作出了十分可贵的带根本性的否定：“系统生理学认为，生命不是各种分子组成的属性，而是一种系统的特征。” 这是来自现代系统论的批判。就揭示生命规律而言，显然系统生理学比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技高一筹更进一步，因为它更接近生命本体;尽管它目前尚未将生命的系统特征完全揭示出来。 上面我们选析了几个所谓“结合点”。这里只是想提供一种观点和方法，无意也无法穷尽对这些“结合点”“接触点”的分析。因为在中医现代化的混混洪流中，新一轮寻觅所谓“结合点”的工作刚刚开始和展开。 不难看出，参与寻觅结合点的人们，多数通晓西方科学与医学，而对中医理论概念和临床实践则缺乏确切理解和深刻体会，其中不少还可说是一片空白。因此只要我们不轻易放弃中医立场，就不难发现有关结合点的论述中概念混淆、命题矛盾，乃至互相否定的情况。尽管我们中医不可能个个“学贯中西”，但在课题性质上，同样可以作出中医方面的鉴别。当然这种鉴别，不是要挫伤人们对中医研究的兴趣和热情，而是要分辨其中非(伪)科学的成分，使真正的科学免受压抑和排斥，并把人们的学习、研究兴趣和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4-2 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 综观融合中西医学理论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4-2-1 三定：定量、定性、定位 在融合中西医基本理论与概念的努力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定量、定性、定位。人们总在力图使无法确定的临床现象定量化、定性化、定位化，使变幻莫测的病情固定化、统一化、规范化，使难趋整齐划一的临床诊疗简单化、机械化、电脑(程序)化，进而使互不相容的两大医学体系标准化、理想化、一元化。 傅景华指出：定位、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是经典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共同特征，它来源于实体论范畴的机械论世界观。以非生命内容来解释生命内容，从局部变化来解释整体变化，以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来解释生理活动和病理机制，而且这些解释又必须以经验事实的实验证实为唯一前提。这就是实证论和还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但是仍然有人主张把上述机械论世界观和还原论方法引进以辩证思维为基本特征的中医学领域，把所谓“三定”列为中医科研课题。人类赖以休养生息的大自然远非凭主观意愿人为设置的实验室，它处于永恒的动变之中而几乎没有精确三定的位置，却似乎有点偏爱“模糊”。 廖子哲专论深刻揭示了西方医学精确三定的虚假性，帮助我们窥见了西医临床检验并不“精确和确定”的真实面貌。所谓“同病异征”、“异病同征”，疾病阶段性不同检验结果各异及其假阳性，实验设备、人员和条件的不一致等等，均使所谓“精确三定”成为空头说教和缺乏实际意义，因而在中医看来“诚不足取”。 加拿大萨克特教授论述了检验正常值的本质。他的讲学同样揭示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确的定性、定量与定位。西医检验值和诊断标准的“日新月异”即永无休止的修定(但永远也“定” 不下来)，充分反映出“三定”的不确定性。 所谓“精确三定”，即使在西医那里，其临床意义也是颇为含糊和极其有限的。—旦面临整体、联系、恒动的“活人”，其实际意义几乎丧失殆尽。因此，中医学若将作为自身固有特征之一的“模糊性”莫名其妙地加以鄙弃，进而改取西医所谓的“精确三定”，那么它就丢掉了自己的重要特色而由此坠入灭亡的深渊。 4-2-2 解剖分析 融合论者大加倡言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解剖分析。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它是中西医学方法论分道扬镳的始点标志，是两种医学的分水岭。 日本泽泻久敬在“汉方医学管见”一文中对生物解剖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有精辟的阐述。对此，笔者拟在“中西医学根本分歧探源”“试论中医未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兼论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根本分歧”两篇中详加论证。这里扼要指出：生物不能像机器那样“解剖分析再加综合”，活体也不能与僵尸混同，人体须臾不能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分离。对于这一自然常识的漠然置之，导致医学史上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研究者在哲学方法论上陷入沼泽，且至今不能自觉与自拔。 4-2-3 动物试验研究 主张让中医学从对临床现象的直接观察和研究倒退到西医动物试验研究中去，这是融合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无视人类和动物在医学问题上的重大差别，把后者看得比前者更先进、更高明。其实，中医也有自己的“动物研究”。不过那也与西医动物试验研究截然不同，也是“对临床现象的直接观察与研究”。它构成了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兽医学。《元亨疗马集》是其优秀传世代表作。中兽医早在周代即作为专科列出。二者研究对象不同，但方法论同出一辙；所据药用本草大致相同，但遣方用药及辨证诊疗区别甚大。中兽医之所以自成门类，而不像西医那样僅僅作为人类医学附庸，主要是因为人畜有别。 刘亚光论证了人比动物高级。他强调了人与兽的重大差别，尤其是情志致病问题。这是人们司空见惯而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再观中外历史上的解剖学者(包括盖伦在内)，都是倾向于尽可能找(偷)人尸，不得已时才代之以动物。但今日的融合论者把动物的解剖试验研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由于标本易得又可随心所欲任意处置，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在有关利用动物制造中医疾病模型的著述中，最值得一读的莫过于李培旭的专论。他力倡动物实验，并进而探讨了中医开展动物实验的“若干问题”。恰恰是他自己归纳出的“四大问题”，为其论敌提供了击毁其主张的重量级炮弹——笔者尚未发现另外有人制作得如此精巧。它为李约瑟中西医学理论统一“极端困难”论提供了重要论据。如能从中吸取教训，它足以帮助倡言者放弃原有主张，并能为中医科研的迷路之舟扳转航向。遗憾的是，李氏疑及采取的方法，疑及使用的仪器，疑及努力的程度，却不肯跳出“中西结合”的神定框框，登上战略的高度，审视一下选择的方向和所走的道路。他丝毫不曾想到，“中西结合”主张也和所有其它观念形态一样，必须经受医学实践的检验和取舍。真理已经碰到了他的鼻尖，。然而，毛氏“神”定戒条却鬼使神差般地驱使他离真理而去。 4-2―4 “证”的实验研究 中医“证”的实验研究，是融合论的热门课题之一。实际情况表明，该项研究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碰壁—反思-再碰壁。 陈氏等已通过亲身实践得出结论说，“复制病理舌象动物模型的难度很大”。 于氏一面批评诸如肝郁证模型“由于其实验设计完全脱离了中医肝郁证的病因病机理论”，“缺乏准确性和可行性”，一面又提出“依据中医理论设计造模因素”的主张。然而他却没有躬身自问，他自己的做法能否完全“符合”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是否有可能具备“准确性和可行性”？ 吕氏等对中医证的实验研究作了认真的反思，已认识到其“很难为中医界完全接受的原因”，在于“思维方法与中医学理论不完全符合”，并强调“尤其要重视实用化”。本来他们由此很容易从倡言者转变为取消论者。道理非常简单：第一，中医临床不需要也不适用。中医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依据从临床获得的“证”有效指导诊疗。把它再拿到实验室或动物身上去“实验”一番，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更何况经过实验加工的证的“动物模型”，已经远远离开、歪曲了临床实际和临床得来的证，已不再能够作为中医诊疗依据。第二，从根本上看，证的实验研究本身就思维方式说已与中医理论完全不符，无论怎样深入也无法符合，而且越深入越糟糕。 直接从临床产生又回到临床(根本无须中间环节)并已历千百年亿万人次反复效验(失败难免)的中医理论永远不会也不应该离开临床而进入与之渺不相涉的实验室或试管中。 梁氏对于运用“现代科学来研究中医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所提出的尖锐批评，诸如：“肤浅印证和盲目套用”等等，正好用来批判他自己所进行的所谓“血瘀证的实验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此竟然毫无觉察。 4-2-5 经络实验研究 融合论者最时髦的研究课题莫甚于经络实验研究。 和爱因斯坦关于根据原始文献追踪理论形成过程以便取得对于“实质”确切理解的主张背道而驰，在世界上持续数十年的针灸热中，大多数洋学者期望凭借自己最拿手的西方科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完全不适用于中医的实证分析即解剖实验等等方法，彻底弄清中医经络实质并把经络的实体人为“独立”出来。国内不少中医和西医乃至非医人士竞相追逐，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方法，同样不愿意认真学习《针灸甲乙经》等原始文献，进而去临床实践体会，而是热衷于蹲在实验室里和仪器堆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经络实质研究热，把一个在中国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弄得是非混淆，甚至玄而又玄，把极其严肃的医学科学研究变成了“医学俱乐部”。尽管符友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仍然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经络实验研究依然我行我素，耗费国家资财，诋毁中医学原理的真谛。这一研究反过来又影响到国外，极大地歪曲了中医经络学说的形象。 4-2-6 中药药理研究 多年来中药的西化研究也许是走得最远的。若不是有《本草纲目》等多本中医本草著作垫底，中医学也许早就被釜底抽薪了。实际情况表明，中药研究工作，严重存在按西药理论及其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倾向。不少行家已深切感到：“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中药西化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提取有效成分。刘懋生等在提取牡荆油“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中陷入困境。但他们总结出了很好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材料。应当说他们的态度是诚实的、认真的。他们正视实验室和临床验证的客观事实，大胆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他们使失败的研究获取了意外的价值——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已经迷途知返。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现在只有科学最讲认真。如果中国医学界敢动真格，那么，诸如“国优产品天麻甙”之类的伪科学“重大科技成果”将一个接一个被揭穿。 上文从六个方面论列了中西医学理论融合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所录大部分材料均为从事该项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由于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和思想盲从，他们未能对方向性问题进行反思，总以为是手段欠高明，仪器欠先进。他们已经挥霍了巨额中医药科研经费却还总在那里埋怨国家投入太少。实践已经并正在证明，融合中西医理论之路，是一条毫无成功希望的绝路。本文坦诚直言，旨在敦促有关方面及医界同仁依据历史和实践的启迪，调整自己的科研方针，以使中医理论研究工作返回到以“发展中医”(而不是创立“新医”)为目标，并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4-3 融合中西医临床思维与诊疗 当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东京第17届世界内科学会议上重申他多年来形成的那个最重要观点——中西医学在医学哲学上的统一极端困难之时，日本大冢恭男起而发难。大冢恭男认为：如果“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则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学合作”。 这是可能的吗？这是有益的吗？否！临床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有害无益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对两种医学钻研得越深，就越不可能。 郑家贵依据“思维负迁移”的教育心理学最新理论，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郑云：“中医、西医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医学体系。中医的临床思维，是运用中医的信息；西医的临床思维，则是运用西医的信息。但在现代的中医临床实践中，中医、西医的信息常交织在一起。” “不少的心理学家用实验证实，在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技能、能力乃至思维方面，都存在着迁移现象，而在形式相似、本质实异的场合，将产生很大的负迁移。” 郑氏指出：“中医、西医都是研究人的生命与疾病这同一现象，所以在许多方面和环节上粗看相似，但实则大异。在临床思维上，从病人身上获得信息的手段、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处理方法、信息的处理理论，某些地方貌似相同，但更多的是相差悬殊。这样，在临床思维时，掺入了西医的信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很大的负迁移作用。” 郑氏凭据一个误诊误治加速致死的典型案例： 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一女青年，持续高热三天，体温40-41°C，经西医抢救，高热不退。会诊： A中医：体温40-41°C，高热为主，面潮红，大汗出，脉浮数大，口渴，酷似人参白虎汤证；四肢拘急、抽动，属阳热过盛、引动肝风之候，唇淡、舌淡，血色素6.5克，为血亏。证属：阳明热极引动肝风，气虚血亏，本虚标实，病情重笃。急则治标，治宜寒药急清之，佐以益气补血熄风。方拟：人参白虎汤合当归补血汤加羚羊角、银花，其中生石膏用100克。 B中医：面虽红但如妆，脉虽浮大应指似有力，但按之空空然，口虽渴但不欲饮，汗出不止，扪之湿凉，为漏汗，时利下清水，躁动，四肢手足厥冷，虽体温40-41°C但无实热之象。辨证为孤阳上越，阴竭阳脱危症。治宜热药急温之，先回阳救逆，阳回再以救阴，药用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增损。 持续高热危及生命，岂敢再放胆使用热药“火上加油”!终于采用A方，急浓煎。下午三时会诊，五时后频频少量灌服。药后证情急转直下，四肢厥逆过膝，，面色晄白如蜡纸，两目直视失神，于夜半病殆。实践证明，药用寒凉，实属雪上加霜，命门微阳，如蜡烛残光，泼水即灭。此之古人所谓，生石膏用于亡阳之证，“下咽则毙”。 事后，A中医苦苦思索，与B中医共同讨论分析，恍然大悟：在西医环境包围之中由于没有形成正确的、牢固的中医诊治思路，西医知识干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头脑里的正常运行，实属临床思维的失误。 郑氏据此进而全面分析了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常见的几种情况，字字中的，弹无虚发： 1、中医的概念被偷换； 2、中医诊断注意的范围被局限； 3、中医的临床思路被阻断； 4、中医的诊断技术被干扰； 5、中医的论治被简化。 郑氏最后指出：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在一定条件下，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正是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一个原因，从而使中医临床疗效降低或使之无效乃至误辨误治。 笔者按： 郑家贵所撰“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一文，是当代极为罕见的一篇立足中西医学比较学角度，讨论中医独特临床思维方式和特点的佳作。它以鲜明的观点、精深的中医专业功底、洒脱的笔调、严谨的治学态度，毫不含糊地触及了当代医学界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在中西医互相交错渗透的形势之下，在西医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医学要不要保持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专一性？要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以及怎样才能做到抵制外来干扰？它依据一个血的教训，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医学科学上，主观唯心主义真是“害死人”。它可以使治病救人的医学科学顷刻间蜕变为致人于死地的手段!谁也无法否认，在郑氏所举典型病案中，A中医是“中西结合”的标准模特儿。冤死其手的女病人自然是“中西结合”的可怜牺牲品。而“中西结合”论长期熏染的氛围，便是导致A中医诊断错误并得逞的温床。“纯中医”的活人之术，在这里受到不应有的排斥和压抑。只要还有一点点对屈死病人的同情心和起码的医德，就会深感教训的惨痛。 实践出真知。郑氏依据教育心理学的最新理论，并从临床实践出发，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正是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使中医临床疗效降低或使之无效乃至误辨误治”，以致酿成误诊加速病人死亡的严重恶果。它表明，所谓“真正意义的中西医学合作”——“在一位医师的头脑中同时引进两种医学，由一个人的思想去思考，用一个人的行动来实践”，不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是相当危险的；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抑或对医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没有好结果的；纵然可以蒙混、取宠于一时之权贵，但经受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因而是不可能长久的。 结语 踪前所述，统治中国医学界长达50年之久的中西结合方针，无论是在理论或临床上，迄今为止谈不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大话、空话、假话充斥于报刊杂志上歌功颂德的总结性篇章。历史是不讲情面的。它表明，正是所谓“中西结合”导致了中医学发展战略的严重失误。它已经并正在把一部卓绝的活人之术逐步变成乏效甚至误人的“古玩”和“花架子”。它同时还“使两三代人都陷入了不中不西、没有深度的文化沙漠”(彭培根语)。更为可悲的是，其中不少本属“时代牺牲品”的人还手捧国务院的红本本，俨然以“中西结合的高级医师”自居。 令人担忧的是，对于中西结合方针的原则性错误，虽然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察觉，但至今没有进行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而且即使多数人认识到了它的错误本质，要彻底清除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也还远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毛泽东生前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假如这段话出于真心而非骗人(诸如“引蛇出洞”之类)，那么笔者坚信，：倘若毛泽东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接纳一位中华赤子的逆耳忠言，为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敢于正视现实，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医学发展战略问题上，迷途知返、拨乱反正，努力开创中国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注：本文于1991年10月在“湖南省第二届青年中医药学术会”大会全文宣读;此前曾收入《首届全国中医未来学研讨会论文集》(1989年10月北京)；此后改以“中西结合理论模式初探”被收入《首届全国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学术会论文集》(1992年4月广州)；承蒙执行主编朱佑武先生垂青，本文首次全文公开发表在《湖南中医杂志》1992年第二期。 来源：http://www./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27&extra=page%3D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