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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的医患关系变得令人痛苦的糟糕。这几年时不时就能看到患者辱骂、殴打、伤害甚至杀害医生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另外一方面，患者挂号难，就医难的问题又难以解决。年初白衣女子怒斥北黄牛的视频一度在网络热传。 个中原因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我们可以说是制度上的问题，但在制度不能马上改变前，也只能首先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 《天涯》2000年第5期，刊发王开岭《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你》一文。我们一起来看王开岭对医生的期待。 需要指出的是，不光要问尊敬的白衣人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也要问，作为患者，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你可以在文章末尾写留言，谈谈你对医患关系的认识，我们会遴选刊发。 角色体验 患病，乃一种特殊经历。无论肉体或灵魂，皆逾出了日常程式而跌入一种孤立、紊乱、虚弱、浑沌、消耗极大的低迷状态。一个生病的人，心理的体积会缩小，会变异，会生出很多繁细尖锐的东西，像老人那样多疑，像儿童那样耽于幻想与奢盼……他对自身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把握和熨贴温馨的触觉，俨然躯内侵入了异质，一个人的肉体被劈作了两瓣——污染的和未污染的，卫生的和有毒的，占领的和未占领的……他和自我的敌人睡在一起，拥抱并生长在一起，犹如一个分裂着的痛苦的祖国。求医，正是冲此“统一大业”而来。 相对白衣人的优越与从容，患者的“弱势”身份从一开始即注定了。他扮演的是一被动的受虐害者的角色，对自身懵然无知，束手无策，被肉体的秘密蒙在鼓里——而底细和真相却攥在人家手中。身体的“过失”使之像所有得咎者那样陷入欲罢不能的自卑与沮丧，尤其是病症对精神的压迫，使其意志和力量天然地被削弱了、黜谪了。他虔敬地望着那些威风凛凛、白袂飘飘的傲立者——除了尊重与敬畏，还混含着类似乞求、巴结、讨好、攀附的暧昧成份在里面。他变了，变得自己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惶惶，对白衣人的每一个句子、每一道指令、每一抹表情和语气都奉若神明。那是一些多么有力量的人啊，与自个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正常”，而且代表医学，操控着生命方程和密码，仅凭那身素衣，无形中就匹配了难以抗拒的魅力与威严。每个患者都心存侥幸，奢望能遇及一位最好的白衣人(即使称不上“最”，起码也是最接近的那类)，但有时出于心理的需要，往往不得不诱使自己相信：眼前正是这样一位!(你不信?那是你的损失!)由于专业隔膜和知识不对等，白衣人——作为现代医学的唯一权力代表，已成为患者心目中最煊赫的精神砥柱和图腾符号。而且，这种不对称的心理关系几成了一种天然契约，作为医治的精神前提而存在。 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接下来”的发生，即白衣人的态度。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他是习以为常、乐然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勿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应首先被视作一名“合格”的生命，而不该沦为被贬低了的客体(无论对方怎样放逐自我，但自贬与遭贬是两码事)。甚至相反，患者更应作为一位“重要人物”被看待，赢得的应是超常之重视——而非轻视、歧视、蔑视。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无论于心理于行为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谙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弱势”表象下却腾跃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期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亟需回报，容不得犹豫和闪避，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不辜负人家。(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专题讲义?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须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谙这种心理并学习如何善待它)
托马斯宣言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自传《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札记》中，毫不隐讳地坦言：他对医生本人不患重症感到“遗憾”。因为如果那样，他就始终无法体悉患者的恶劣处境，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与恐惧，自然亦无法“亲同己出”“感同身受”地去呵护、体恤对方。读至此，我唏嘘不已，感动，感激，还有敬意。难道不是么?没有比这种“角色亲历性”更能于我们蒙昧的医学现实有所震撼的了。体会做病人的感觉!这对履行医职乃多么重要的精神启示——它提醒我们，一名优秀的白衣人永远不能绕过患者的痛苦而直接楔入其躯体，他必须在对方的感觉里找到自己的感觉，在对方的生命里照见自己的生命，于对方痛苦中认出自己的那份——尔后，才能以最决绝最彻底和刻不容缓的方式祛除这痛苦。 托马斯的“假想”并无恶意，更非诅咒，他只是给自己的岗位设定了一种积极的难度，一份严厉的公正和心灵纪律，进而从人文的角度(已近乎“美学”的了)更邻近地帮助医学这一“保卫生命”的伟大事业，提升其关怀质量。它催醒我们的白衣人：以生命的名义，以全部的激情和庄严努力工作吧!争分夺秒地与死神拼搏吧!因为，拯救别人就是拯救自己，病人之现实亦即我们之现实(至少也是明天之现实)，而人类的命运即每个人的命运。“托马斯宣言”无疑是“理想”的、奢侈的，甚至不具科学及“合法”的操作性，但它却包含着诱人的信息，演示了一种高贵、明澈的医学人文意境——从中我们看到了白衣精神的良知、力量和希望所在。 医学，不仅是物质与技术的，而且更应是精神与人文的，她应成为一门涵盖自然、伦理、哲学、审美、道义、法律等诸文明因子在内的学科。因为，她面对的并非纯粹物质实体，竟是血肉丰盈之生命——万物中最神奇最复杂最瑰美和深邃无比的灵长。人是最宝贵的，因为每一个“他”都永远“唯一”，永远“自在”而不可替代。医学即人学，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仁爱、体恤与同情应成为真正“红十字”精神的核心。 有时候，我常奢想，白衣人之角色应该由人类中最优秀的成员来充任。他须集智识、德能、信念于一身，不仅是个工具知识分子，还应兼备人文知识分子的品质——对生命充满虔敬热烈的关怀，于职业抱有高尚的理解及打算，对人性灵魂持有出色的亲和与体贴能力……另外，他还应是个感觉丰富、细腻敏锐之人，唯此方能充分采集到患者的感觉，对那些极不确定和模糊的信息作出正确判断、归纳与推理。必须有心灵的参与，其才华和技术方不会打折扣，那些物质“注射”才会在人体上激起神奇的回应与反馈。相反，如果他从感情上贬低了生命——对之采取了一种疏远、懈怠、冷漠、鄙薄的姿式而非亲睦、紧密、关爱、拥合之立场，那他就无法从行为上去拯救生命。 无疑，一个白衣人的医绩乃其对“人”之信仰的结果，乃其对“人”之尊重所获得的来自人体的诚谢与报答。
死亡是合理的吗 毋庸讳言，和平年代的医院已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实际上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在世众眼里，包括在很多白衣人看来，死亡现象显然已“合情合理”——事情似乎明摆着，即使拼了力，使出了浑身解数，而那些顽疾、癌症、重伤、爱滋病……生命的溃口毕竟太大了，有限的医学现实难免败下阵来。 但我要强调的是：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高尚人道心理和深厚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如此剧烈之惨变)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医学从古老的诞生之日起，即注明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自然死亡除外)为终极目标的，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从纯粹意义上讲，任何非自然的死亡都将是医学之耻辱，都是医学现实的无能所致，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只有经历了这一指控，只有基于这种严厉的批评和理解，“红十字”才当之无愧地享有她天然的神圣与崇高，才堪称人世间最巍峨最清洁的结构指向之一。 “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志前让步了、畏缩了、瑟抖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污损，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为一名素昧平生的患者之死而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患者之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本身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竟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他何以如此不习惯死亡?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高尚之处即在此。 我想(或许亦符合托马斯的理解)，那一刹，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天然的怜惜与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味更强烈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背叛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委屈和激愤，感到疼痛和内心的“罪感”……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原谅自己所在的这种“医学”(自己曾是多么器重她，敬慕她!)——他投奔了医学，是冲着她“保卫生命”的伟大涵意去的，而其现实却是如此的平庸、拙劣，她对生命许下的承诺竟如此难以兑现。在死亡对医学的嘲笑声中，他觉得自个亦被嘲笑了，尊严受到了侵犯，力量遭受了蔑视，信仰遭受了奚落……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止——这样巨大的事实都丝毫唤不起他感情的颤动，这能说明什么呢?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医学的身份 根据体会，凡特别尊重生命与自我的人，在开始一项长期劳动前，是需要匹配一个强大理由的。它须坚实、饱满，须有不俗的精神魅力和荣誉性，符合主体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诉求——唯此方能于事业产生牢固而长久的支撑及推动力。不知现时的医学教育有没有正式向学员发出类似的设问：“何为医职?何以为医?……”如果仅仅把“红十字”作最平庸最无能的理解——比方说只为了“糊口”、“谋生”、“捞份差事”，而不是基于人文理想的考虑，亦无任何高尚的心理打算和精神准备，那他的身份就极可疑。由于信仰的“缺席”——他根本不对生命提出正式的价值申请——其行为即很难从正常意义上去确认、检验和评估了——姑且称之为“混”罢。现实中，大量粗鄙的医职人员就是循着这样的职业流程从“医学院”的轧模机上被复制出来的——犹若“死婴”、“假肢”一般(无精神性可言，只有空荡荡的肉体和“工具”含量)。说到底，他取得的只是一张不及格的“上岗证”，绝非什么“生命的身份证”。 尽管当代亦不乏值得骄傲的白衣人形象，尽管现时医学已取得了物质与技术的空前繁荣，但须承认，从心灵和人文角度看，我们曾一度清洁的医学传统实际上正披覆着深重可怕的“蒙昧”；我们的医职人员并未很好地覆行自己的义务，“红十字”的尊严与荣誉正屡屡遭受来自内部的诋毁和玷污。仅近几年的“3·15”活动中，对医疗事故的控诉就占了绝大份额：×少女被误摘卵巢；×妇女腹遗纱布旷达数年；×儿童被推错了手术室……无不骇人听闻。 况且这尚非技术原因造成的，仅由粗鄙的医疗态度所致。至于那些误诊漏治而酿就的“隐性事故”就更无从指认了。由于病理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隔膜，患者或家属很难对医疗质量作有效的判断、跟踪和鉴别，治好了乃医方之功德，治坏了是患者自个倒霉……说到底，这是一份没有合同保证的经济契约，医方永远是赢家，是收益者。所以，在医疗官司的诉讼中，患者一方总处于劣势，除了乞求与悲愤，除了眼泪和哭诉，实难为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而面对受害者的惨痛及一点点补偿奢望，我们有些整日标榜“崇高”的医院却百般抵赖，死不认账。 由于天然的德能地位，医院本质上有异于任何一项服务产业。然而奇怪的是，现如今几乎所有服务业都“痛改前非”恪尽仆职之际，而人命关天的“红十字”工程并无太多的质量擢升，甚至有滑坡之势：与病人的交谈少了，开方子的速度快了，药品价额涨了，巡视次数减了……即便出笼了新的管理规约(比如内部制度、条例的出台)，那也是缘于对损失货币的恐惧，并非重视“人”的结果。实际亦不见哪家医院在员工的人道素质和精神塑造上真正倾力过——那个最致命的“人本”问题仍被尘封着，悬而未决。 经验证实，医务质量与经济效益是难成正比的。单靠功利欲望作“兴奋剂”激弹起的往往只是世俗的阴暗心理，削弱的却是真正的医学精神和心灵尺度。如果不是把患者当作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生命——而仅仅视为一间小小的“银行”(暗中作着“洗劫”打算)，并据此确立自己的服务标准，那医院就不再是本质意义的人道场所，竟与大街上的宾馆酒肆商厦无异。不久前媒体披露了一桩丑闻：一发高烧的孩子因家长一时拿不出治疗押金被拒之门外，终致夭折。我们一贯自诩“救死扶伤”的天使们何以堕落得连基本的人性立场都丧失了?“生命”被蔑视到了何等卑贱渺屑之地步? 医学的原色是伟大的，因为她主动挑担了伟大而艰辛的使职：保卫生命!从传统的发源看，她近乎一项履行神职的道义实践，她发轫于崇高，并靠崇高来维持呼吸，获得繁衍和擢升；她荫惠天下，布济苍生，承纳受众的膜拜和无数感激，而荣誉的犒赏又滋养了其角色力量……像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孙思邈，他们的职业理由较今人要纯粹本真得多，有着浓郁的关爱色彩和人文亮度，医学行为的发生始终围绕朴素的人道内涵：救死扶伤，济危解患。对外部世界的慷慨施予，于自我严格的修为操守，堪与最清洁的神性劳动——宗教行为相媲美。 你选择了医学，亦即选择了她的美德和自在尺度，即须义无反顾、理所当然地履践她对全社会的许诺：“救活他!我要救活他!” 年初网络热传视频，一名白衣女子怒斥医院号贩子黑心 许多精神常识于一个白衣人的青年时代即应早早确立了。 想起医学院的莘莘学子们，在尔辈携着稚气、满怀憧憬地步入校园之余，有没有迎来这样的时刻：你们的老师或尊敬的校长，突然决定领你们去见一个人，一位刚刚失去爱子的母亲?——你们应握住那虚弱之手，凝注其枯黯的瞳孔，倾聆她凄恸的抽泣……你们应努力用心灵去结识这位不幸的母亲——而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母亲!请记住这严酷的一幕，记住，这是由医学的无能造成的。你们应感到悲伤，感到歉疚才是。更重要的，你们应试着对医学的现实发难，直面前辈们落下的耻辱。 如果这真能成为开学以来的“第一课”，我将羡慕、祝贺你们——终于有了一所好学校!在那里，你们将遇到真正的知识和精神。倘若根本不是这样，我则替你们感到遗憾，遗憾没有好的老师和校长。 做一名白衣人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久的煎熬，探了那么多门牌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歉意和预支的感激，献上殷勤，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沉重的部位：这儿，这儿…… 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亦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称之“巨大”，因为一个人的性命押在里面呢)——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其未来的时日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恃有力的人，此刻，其眼眸深处都跳烁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可是，尊敬的白衣人，您准备好了吗? 王开岭，作家，现居山东济宁市。主要著作有《向“现场直播”致敬》、《激动的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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