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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镇小白菜文化园
余杭镇本是清代余杭县治所在地，“小白菜”则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简称﹙另外三则奇案是：张汶祥剌马、杨月楼诱拐韦小宝、太原奇案﹚。
4月18日下午在临安市游览过吴越王陵，便顺着杭徽高速公路朝杭州方向前进。到余杭出口下了高速公路，便是S02省道。在S02与S15省道交岔路口，一座粉墙黛瓦的建筑立于广场后面。下了车，走近细看，高大的院墙门楼上挂着一块横匾“小白菜文化园”。时间已近下午3点半，离关门还只有一个小时，购过门票便匆匆朝里赶。
进门是个小庭院，穿过庭院后面是个绿树成荫的园林。主干道上建有一座三门四柱冲天石坊，坊额刻着“借古警今”四个隶字，石柱上刻着一付对联：千古奇
冤，恰喜今朝堪作镜；八方嘉客，来游此地可成师。联句虽然一般，却表明创建文化园的初衷。
走过石坊，不远处是一幢粉墙黛瓦的建筑。走近看，檐下挂着一块“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展示馆”的匾额，是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的题词。走进大门，迎面一
道漆屏上画着“清末四大奇案”的描金漆画，“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列四大奇案之首。绕过漆屏，后面是一个很大的展厅，暗淡的灯光下，展厅被分隔成一个个朝外敞开的小房间，房间里陈列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情蜡像，墙上配以图文，恰也栩
栩如生。逐间浏览，大致能了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情始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杨乃武出生在余杭县前街澄清巷口一户书香门第。咸丰五年﹙1855年﹚毕生姑﹙文艺作品中称毕秀姑﹚出生在余杭县仓前乡﹙今仓前镇﹚毕家村。姑娘从小出落得清灵嫩白，村邻唤她“小白菜”。毕秀生姑18岁那年与葛品连成亲。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4月24日，葛品连到县城一家豆腐作坊帮工，租住在杨乃武家后屋。两家人相处和谐，杨乃武有时还教毕生姑读书认字，有街坊好事者传言“羊﹙杨﹚吃小白菜”。同年9月8日，杨乃武之妻詹善云难产去世。11月3日
杨乃武续娶詹善云之妹詹彩凤为妻。次年六月，为避人口舌，葛品连一家搬离杨家，改租到太平弄口王顺三家。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杨乃武考中举人。也就是这年的十月初七，葛品连突发寒热，膝上红肿，毕生姑劝他休息，葛品连不听，仍去豆腐坊帮工。初九日早晨回家时，浑身发抖，口吐白沫，至晚身亡。其母葛喻氏以其子死因不明，告到官府，恳求验尸。
余杭知县刘锡彤素与杨家有隙，闻告后，亲率衙役、仵作﹙技侦员﹚前往验尸。仵作沈祥见死者耳鼻有血水淌出，认作“七窍流血”，用银针探入咽喉有青黑物，认定服毒致死。刘锡彤将毕生姑带回县署审问，初供不知情。次日动刑逼供，一连三拶﹙夹手指的刑具﹚，毕生姑受刑不过，诬称与杨乃武私通，初五日授与砒
霜，谋杀亲夫。刘锡彤即传杨乃武对质，杨乃武不认，怒斥知县诬陷。因杨乃武系新科举人，不便动刑。刘锡彤申请将其举人斥革，然后对其用刑。杨乃武经不住酷刑，被迫诬服。10月16日，杨乃武亲友出具10月5日杨乃武不在余杭的证明，刘锡彤置之不理，认为案情已经查明，将验尸结果和审讯记录呈报杭州府。
杭州知府陈鲁听信知县之言，亦对杨乃武滥施酷刑，杨氏被迫诬服。招认初三日以毒鼠为名，在仓前镇钱宝生“爱仁堂”药铺购得红砒四十文，交毕生姑。为补齐钱宝生卖砒的旁证材料，刘锡彤传仓前乡钱宝生核查，来者供称自己名钱坦，从未用过钱宝生的名字，“爱仁堂”是小药铺，从未卖过砒霜。县衙师爷对其威逼利
诱，又请在县衙任训导的仓前乡人章浚致函钱坦，嘱其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不承认，已有杨乃武供词在案，要加重治罪。钱坦只好作伪证，出具卖砒文书。陈鲁见三证齐全，判处毕生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11月16日上报浙江按察使，按察使蒯贺荪审理时发现有疑点，经刘锡彤巧言解释，便呈报巡抚杨昌睿。12月12日，杨昌睿派候补知县陈锡滜前往仓前乡暗访，陈却将此事告诉了刘锡彤，因刘锡彤事先作了安排，陈锡滜向巡抚作了“无冤无滥”的结论。得到报告的杨昌睿随后组织了会审，认定杭州府原拟“谋夫夺妇”之罪成立，遂上报刑部批复执行。
同治十三年﹙1874年﹚4月，杨乃武在狱中写下诉状，交由胞姐杨淑英带出，
与其妻詹彩凤上京向都察院控告，都察院要求浙江巡抚复审。6月，陈鲁开庭复审。杨乃武见堂上坐的依旧是杭州知府陈鲁，知道辩解无用，徒受刑苦，便咬牙画押。
之后，不甘心的姑嫂同去找杨乃武的同学吴以同。当时，吴以同在胡雪岩家当家庭教师，正巧翰林院编修夏同善途径杭州，胡雪岩为其饯行。席间，吴以同谈及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相机进言。当胡雪岩听说杨家赴京申冤已经化光了积
蓄，卖光了田地，慨然助银二百两。
不久，杨淑英、詹彩凤再次赴京，夏同善引导她们遍叩浙籍京官，并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了诉状。夏同善还联络到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翁听了夏同善的陈述，仔细查阅了诉状，发现诸多疑点。逐条签出，请刑部发回重审。刑部分
管浙江司刑狱的司官林拱枢﹙林则徐第五子﹚也认为案情可疑，都察院与步军统领衙门一起上奏提请重审。两宫太后谕旨浙江巡抚会同都察使亲提严审，杨昌睿接到刑部饬令后，并未亲自复审，而是派湖州知府锡光主持审理。这次审理没有用刑，气氛也较缓和，杨乃武与毕生姑均翻供。锡光意识到案情复杂，并牵涉不少关键人
物，遂采取拖延办法。
光绪元年﹙1875年﹚1月20日，光绪登基，恩诏大赦天下。因该案迟迟不得结案，刑部负责稽查的官员王书瑞于4月24日上奏，提请注意有人想用拖延办法使人死在狱中，他奏请另派大员查办此案。王书瑞建议获准，两宫太后谕旨礼部侍郎吴
瑞澜﹙时兼任浙江学政﹚为钦差大臣，在杭州复审杨乃武案。胡瑞澜从未审理过刑事案件，两次上奏刑部派员同审，均未获准。浙江巡抚杨昌睿即调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随同审理。审讯时，杨乃武与毕生姑均翻供，关键证人钱坦已经死亡。于是，胡瑞澜放弃“因奸谋杀”的关键问题，纠缠于杨乃武诉状中的不实之词和申诉中的违规行为，写成《招册》。在熬审和酷
刑之下，杨乃武再也未招认，毕生姑则几度昏死后再次诬服。胡瑞澜依据《招册》和毕氏口供维持原判。
12月，汪树屏等18位浙江籍京官非常关注发生在家乡的这桩轰动全国的大案，他们分析各种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起冤案。也意识到刑部提出的疑点会被胡瑞澜弥合得看不出破绽，这就意味着这桩冤案永无昭雪之日。在此紧急关头，他们联名上书都察院，再次提出移案刑部。此议获两宫太后批准，责令杨昌睿将该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押运到京，余杭知县刘锡彤卸任同行。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刑部邀请都察院、大理寺举行刑部大审。杨乃武膝
伤未愈，允许席地而坐，供述案情经过。堂上堂下鸦雀无声，连差役也全神贯注。毕生姑与其他证人也如实供述，尽数推翻前面的不实之词。接着开棺验尸，确认葛品连属于病故，并非砒霜中毒，蒙冤三年多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随着杨毕冤案的平反，江浙朝议派与两湖权臣派的对立更趋尖锐，开棺验尸后，四川总督丁宝桢到刑部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指出人死三年后，检验尸骨已无
意义，应维持原判。面对地方权臣的嚣张，刑部对是否处置失职官员颇为犹豫。就在此时，御史王昕弹劾胡瑞澜与杨昌睿朋比为奸，欺君枉法，请求革去二人官职。当王昕的奏折中说到权臣没有把两宫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时，这句话打动了
慈禧太后，终于发出了平反冤案、惩处失职人员的谕旨。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谕旨革去刘锡彤余杭县知县，发配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湖州知府锡光等予以革职；礼部侍郎胡瑞澜、浙江巡抚杨昌睿玩忽人命，予以革职。其他人员亦均拟罪，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章浚革去训导之职；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毕秀姑不避嫌疑，招致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不遵礼教，革去举人；陈湖监毙，钱坦病
故，免去刑罚。杨毕冤案经历三年零四个月，案情曲折，牵涉甚广，轰动朝野，终于有了结果。
杨乃武出狱后，在乡村植桑养蚕，过着平静的生活。由于他有一定文化，曾培
育出优良的蚕种，为家乡人民造福。空余时间帮助乡亲写写诉状，过得还算安逸，只是胞姐杨淑英去世时念及再生之恩，哀痛之极。对于毕生姑，他曾经怨恨过，但终能理解和体谅，并对她的命运充满悲悯。后半生写成一本《虎口余生》，记述这桩往事。1914年病逝，终年74岁。
毕生姑出狱后在余杭县南门外塘准提庵削发为尼，法名慧定，民国10年
﹙1930年﹚圆寂，终年76岁。后人在其墓塔旁边题诗曰：
自幼持斋愿守贞，此身本不恋红尘。
冤缘强合皆前定，奇祸横加几莫伸。
纵幸披云重见日，计经万苦与千辛。
略将往事心头溯，静坐蒲团对碧筠。
顶礼空皇了此身，哓哓悔作不平声。
奇冤几许终昭雪，积恨全消免覆盆。
泾渭从来原有别，是非谁谓竟无凭。
老尼从此真脱离，白水汤汤永结盟。
游览过“小白菜文化园”，终于明白了办案人员对一个人的生死荣辱有多么的重要；法律规定“不得刑讯逼供”、“不得指供”，以及对涉案人员的讯问“要全过程录像”的重要性。审讯和侦查设施过去没有，现在有了。有了，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吗？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青年呼格吉勒图被作为“故意杀人”犯枪决18年之后，案件的真凶出现了。然而又过去了4年，冤案尚未得到平反。这与100多年前的清朝官员和慈禧太后相比，为政者的道德、正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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