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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清末四大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历史真相（上））说到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杭州知府陈鲁，经过威逼利诱和刑讯逼供迫使杨乃武和毕秀姑屈打成招，最终拟判两人一个“斩立决”，一个“凌迟处死”。两人是否真的性命不保呢，请继续往下看。 七、三司会审是不是杭州知府判决之后，就可以立即行刑了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否则这冤案也就没有昭雪的机会了。相信很多人在古装剧中，会看到很多诸如就地正法或者直接判决死刑的画面，就认为，古代社会的法治根本不健全，对死刑犯的行刑太简单了，说杀就杀，说砍头就砍头。 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就拿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死刑案件来说吧。 第一步，州、县衙门初审定罪。这一步，刘锡彤已经完成。 第二步，上报于府或直隶厅的同知或者通判，这一步也已经完成，陈鲁已经审理完毕，并拟定了判决初步建议上报省里。 第三步，省里的最高司法部门按察使司接报后，根据府的意见进行判决。如果对案情没有异议，就直接上报刑部。如果有异议，就要由省里的巡抚衙门、巡按衙门和藩台衙门再次审理，称为“三司会审”。三司会审后，基本就成了铁案了，很难再扭转。  第四步，三司会审结果由省里上报到刑部。 第五步，刑部接案后进行复审，无误后呈于皇上。 第六步，由皇帝本人做了批示，至此死刑判决才正式生效。 应当说，这个程序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如此严格的司法程序，依然会有很多冤案发生，那就说明执行这套程序的人和相应的监督程序出了问题。 我们再回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杭州知府陈鲁对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判决传到余杭，杨家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和悲愤，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这个时候，杨家姐姐杨菊贞除了悲痛之外，显示出出奇的冷静。这个弟弟是她一手带大的，三十多年了，他们几乎朝夕相处，弟弟是什么样的人，她是非常清楚的，弟弟肯定是被冤枉的。 于是，她忍着悲痛，四处奔走，除了求神问卜，就是四处托人搭救。她先去找葛母沈喻氏，知道了她在县里、府里前后口供都不一致，又到爱仁堂找“钱宝生”，钱已经被关进牢里，钱母和店里的伙计都说从没有卖过砒霜。而钱宝生这个名字也是乱供出来的。杨菊贞了解到这些情况，信心大增，更加确信弟弟杨乃武是被冤枉的，她决定破釜沉舟也要把弟弟救出来。  《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照 杨菊贞把自己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家人，一家人决定去省里告冤状。由于清朝的法律规定，妇女是不能出面告状的，而杨家的男丁只有杨乃武七岁的儿子杨荣绪。于是，就由杨乃武的妻弟詹善政抱着杨荣绪去省里告状，称为“抱告”。  杨乃武之子杨荣绪 “抱告”诉状到了三司，陈鲁的审讯结果和判决建议也到了巡抚衙门。浙江巡抚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为人专横，刚愎自用。看完基本的案情，杨昌濬就派了一个叫郑锡滜的候补知县到余杭去密查。结果这个郑候补到了余杭之后，既不密也不查，而是被刘锡彤花天酒地地给供了起来。 刘锡彤跟郑说，此案没有任何问题。郑觉得，有刘锡彤这句话，能回去复命也就行了。于是就准备打道回府去复命，临走刘锡彤自然是孝敬了一份厚礼。郑锡滜回到杭州之后，就按照刘锡彤所说向杨昌濬汇报。杨按此将把案子交给三司进行了一次会审，基本没有什么改动，就按照陈鲁拟的罪名，准备上报刑部。刑部批文一下，就可以行刑了。 前文说过，案件到此基本就成了铁案了，想扭转很难了。但是，杨家姐姐杨菊贞再次展示了她强大的毅力。 八、两次京城告状浙江巡抚将杨乃武的案子审理结束之后，杨乃武的“谋夫夺妇”的恶名就由各种渠道传到京师了。在京师的一些浙江籍官员听闻此事后，认为是浙江士林的奇耻大辱，都希望早正刑典，他们自然不知道这里面有着似海的冤情。 杨菊贞觉得，案情还没有通天，只要还没有行刑，就还有希望，她决定誓死也要把弟弟救回来。于是，准备行囊，赴京告“御状”。 她先是买通了狱卒，到监狱里探望杨乃武，并要他写出诉状，自己好拿着去告状。杨乃武感觉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是官官相护，已经被折腾得没有了信心，万念俱灰。而且她也心疼姐姐到京城去千里迢迢，太过艰辛，路上风险太大。于是，就劝姐姐死了这条心，现在距离“秋决”（死刑犯多在秋天处决，故称“秋决”），希望家里的亲人能够多到监狱里看他几次。 但是，杨菊贞并不死心，反复哭劝弟弟，说“不见黄河心不死，不见青天不回家”。同监死囚，都是同病相怜，见此情景，也劝杨乃武死马当成活马医。杨乃武一想也对，告也是死，不告也是个死，不妨试试。  于是，请狱卒拿来纸和笔，趴在地上，提笔尽数此案的前因后果，一口气写完状纸。杨菊贞拿到弟弟写的状纸，于同治十三年四月离家，历尽辛苦，到了京城。向都察院（清朝最高监察弹劾机关）递交的诉状。都察院并未审理，而是直接将状子送回了浙江，让杨昌濬再审。 杨昌濬一看，杨乃武一家跑到京城去给自己上眼药，还能饶得了他。再审时，就用重刑威吓，刑具摆满了大堂，还不等杨乃武开口便被大刑伺候。杨乃武见状，知道是这一次京师告状没有什么结果，自己辩解徒遭刑罚，于是并未为自己辩解。而秀姑同样畏惧皮肉之苦，也没有翻供。 三司复审，依然按照上次拟定的结案，就这样这次京师告状就不了了之了。 杨菊贞辛苦几个月，结果白白跑了一场。但是她并不死心，回到家休息几天，又去杭州到处找亲朋好友出主意、想办法，准备再去京城，二次京告。 说来也巧，杭州有一名京官名叫夏同善，是咸丰六年的进士，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兼），清朝的这个官职主要负责在皇帝御门听政、朝会宴享、大祭祀、大典礼、每年勾决重囚及日常上朝，日讲起居注官都要在朝堂陪着。可见，官职不算大，但位置非常重要。  红顶商人胡雪岩 此时夏同善刚好丁忧（“丁忧”,也称“丁艰”，指官员为父母居丧。古代，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必须离职，称“丁忧”）期满，准备回京返岗。临行前，杭州庆余堂堂主胡雪岩设酒为他送行。当天酒席上还有一个人，叫吴以同，余杭人，是庆余堂的西席，和杨乃武是同乡，又是同年考取秀才，两人私交很好，对杨乃武的为人，非常熟悉。案子发生之后，他知道杨乃武是被屈打成招。在席间就和夏同善说了这件事，请夏同善回京之后，找机会能够说说情。还说，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两条人命，更关系到整个浙江士林的声誉。 胡雪岩在边上也是帮着说话。古代读书出身的官员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正是吴以同的那句话“关系浙江士林声誉”的话，打动了他。他答应回京以后，与在京做官的浙江同乡商议一下，如果有冤屈，不能轻易就进行判决，自己会找机会为他们说情。 杨菊贞准备二次进京告状之前，先后两次来到监狱，探视杨乃武，并问他杭州和京城有哪些人可以帮忙。 杨乃武就说，杭州可以先去看看汪树屏，汪是杨乃武的同科举人，对朋友非常讲义气。他的哥哥汪树棠也是个京官，去看他时，可以把诉状带着，让他知道其中原委。 第二个要去看的是夏同善的弟弟夏缙州，这人是个武举，此人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很讲江湖道义，可以请他给哥哥夏同善写封信，如果夏同善肯出面讲话，这事说不定有希望。 还有一位就是我的同乡秀才吴以同，他和我私交很好，他一定肯帮忙。此时杨乃武还不知道，吴以同已经在为他的事努力了，这就是真正的朋友。 杨乃武嘱咐姐姐，将状纸多抄写几份，除了分送京城的几个衙门外，还要给浙江籍的在京同乡分送几份，让他们都知道案情的来龙去脉，说不定哪个同乡就可以帮上忙了。 杨菊贞牢记弟弟的嘱咐。第二天就去看汪树屏，果然汪满口答应，不仅写了封给哥哥汪树棠的信，还联系了在浙江的18个同科举人，联名向都察院上告，说余杭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浙江的大小官员，刑讯逼供，草菅人命，请求全案京城复审。 杨菊贞去看夏缙州时，他也写了封信给哥哥夏同善。最后去看了吴以同，得知吴已经跟夏同善说了杨乃武的案子，夏已经答应帮忙。吴以同还带着杨菊贞去见了胡雪岩。胡雪岩不仅表达了对杨乃武的同情，还送给了杨菊贞二百两银子作路费。这二百两银子可真是雪中送炭啊，杨家此时已经在卖地来维持打官司了，正愁赴京没有路费。 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杨菊贞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第二次去了京城。 到了京城之后，杨菊贞先去看了夏同善，夏夫妇亲自接见了这个从家乡远道而来的老乡。在看了诉状之后，就带着杨菊贞叩遍浙江在京城的大小官员三十余人，并让她把状子分别送到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和都察院。 这次赴京告状，夏同善帮了大忙。他利用工作之便，多次与宰相翁同龢谈到此案的曲折内幕，并给他看了杨乃武写的状子。翁同龢对夏同善讲，如果真的有冤情，必须要平反。  翁同龢画像 第二天早朝之后，翁同龢就赶去刑部查阅此案的全部卷宗，刑部尚书桑春荣开始还不给他看，推脱说，全案已经审理完毕，马上就要上奏，用不着再商议了。 连宰相的面子都不给，看来这个刑部尚书也是相当有背景的。这时候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这人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的儿子林拱枢，他恰好分管浙江方向的刑狱卷宗，杨乃武这个案子他也仔细研究过，认为有很多疑点，确实有重审的必要，现在还不宜上奏。他见尚书桑春荣推三阻四，就私自做主，把此案的全部卷宗搬出来，送到翁同龢的家中。 翁同龢把卷宗中与杨乃武的状子不一样的疑点一一列出，发回刑部要求重审。刑部还是不同意重审，而是把翁同龢列出的不一样之处，让浙江巡抚杨昌濬再认真复查。 第二天早朝时，翁同龢为此向皇上奏了一本。这时候，汪树屏等18名举人的诉状也到了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就在都察院任职，此案马上引起了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的高度重视，也向皇上上奏称要重审此案。由于这些人的帮忙，这次告状终于有了结果。 最终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御旨，让刑部督令浙江巡抚杨昌濬重新审讯，必须得到实情，然后再上报。 杨昌绪得令后，自己也没有亲自提审，而是让时任湖州知府许瑶光来审。这次审讯没有用刑，大堂氛围比较缓和。这样，杨乃武心想，定是这次姐姐到京城告状起到了作用，于是放开了胆子，大呼冤枉，把前因后果如此如此倾诉了一遍。 提审秀姑时，秀姑也是大呼冤枉，把以前的口供全部翻掉，并供出知县公子刘子翰奸污自己，阮桂金到牢中劝供等事。葛品连的亲戚也觉得这次堂审不像以前可怕，就全部变了以前的口供。 许瑶光一连审了几次都是这样，他才知道这个案子远比想象中的复杂。而重要证人钱坦又暴毙狱中，死无对证，很难再审下去。他惧怕杨昌濬，案子又审不下去，于是他就这样审审拖拖、拖拖审审，搞了两个多月没有结果。 九、钦差会审这个湖州知府许瑶光久审不决，杨昌濬也不催，但是京城的一些官员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一起说服了慈禧太后，太后派御史王昕到浙江进行私访。王昕到了余杭之后，就去了仓前镇爱仁堂药店，得知这个药店从来就不卖砒霜，连钱宝生的名字都是乱供的，就知道了真情。 回到京城后就向太后奏了一本，建议朝廷派大臣到浙江复审此案。这时候，礼部侍郎胡瑞澜正好在浙江出差，慈禧就命他就地审理此案。 杨昌濬知道是胡瑞澜担任钦差，就对他威逼利诱，告诉他此案已经反复审理多次，非常公正，不宜再变动。他又向胡瑞澜推荐了几个助手。分别是宁波知府边葆诚（刘锡彤连襟、杨昌濬的湖南老乡）、嘉兴知县罗子森（杨昌濬的湖南老乡）、候补知县顾德恒、龚甘潼帮助审理。 从杨昌濬推荐的陪审官员的成分就可以看出，这案子又要出幺蛾子了。刘锡彤更是亲自到杭州，和连襟边葆诚一起密谋布置，还重金贿赂胡瑞澜。 这次的审讯可想而知。先是杨乃武和毕秀姑均当堂翻供，但是先后遭到大刑伺候。杨乃武是各种刑具“品尝”了一遍，双腿被夹棍夹断，几次昏死又苏醒，抱定必死的决心，就是不招供。秀姑更是白天黑夜地用刑，左手四根手指尽被夹断，疼痛让她昏死了过去，等醒来后只得再次招供，承认毒杀亲夫。  《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照 就这样，胡瑞澜趁杨乃武和毕秀姑昏死过去的时候，由狱卒拿手画押，摁上指印，维持原判。 这一次的用刑应当说是此案发生以来，杨乃武和毕秀姑遭罪最大的一次，七次用刑、七次昏厥，所受伤残更是影响终生。在慈禧太后都亲自下令重查的情况之下，钦差大臣都能够如此刑讯逼供，可见当年封建官吏为了私利是怎样的下手之狠毒，视百姓性命如草芥。 钦差大臣胡瑞澜将维持原判的判决上报后，朝堂一片哗然，数名浙江籍官吏联名向慈禧上奏，说此案在民间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都说杨乃武、葛毕氏是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而朝廷命官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君罔下，为昭示君威，以释群疑，请求将全案提到京城彻底审讯。 慈禧准奏，只是没有同意将全案提到京城审理，理由是提京复审太长途拖累。而是要求胡瑞澜再审，只是这次提醒他“不得再用严刑逼供”。所以，这次钦差复审没有敢再动刑，堂上的氛围缓和了不少。经过两次复审，杨乃武和毕秀姑都翻供。 胡瑞澜这次不敢再乱来了，只好照实上报，说：主犯翻供，人证（钱坦）暴毙，所以难以定案，他请求另派大员再审。 见此情形，夏同善等人又多次在慈禧面前表示，如果此案不彻底审理清楚，浙江以后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有个刑部侍郎叫袁保恒，看到了胡瑞澜的奏疏，而他恰好又在周同善处看到了杨乃武的诉状，因此认为案情比较复杂，确实有提到京城复审的必要。于是也向慈禧建议将全案提京复审。 就这样，在多方努力下，慈禧才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刑部提京审问，彻查此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照 一个多月后，全案卷宗、案犯和各证人全部都押解到刑部，而余杭知县刘锡彤也按要求一并来到京城，以备问询。至此，一切具备，只等刑部择日开审。 十、刑部终审全案到北京十天之后，刑部举行大审，又叫三司会审。这次大审，观审的有数名在京江浙文官，还有两湖有军功的武官（大都是杨昌濬的老乡），更有中外的记者。据说参观的人数空前，是清朝历次刑狱所罕见，可见当时大家对这一案件的关注度之高。 主审是刑部浙江司郎中刚毅，他最终因审理此案而受到朝廷嘉奖。 上午提审的是杨乃武。杨乃武明白今天这场合的重要性，尽管摆满了刑具，也喊了堂威，但氛围毕竟还是与以往不同。再说是死是活，今天这是最后一关了。 于是，他在主审的问询下，就把此案如何发生的，是如何被刑讯逼供的，以及和葛毕氏的关系，胡编了爱仁堂买药等等，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杨乃武还讲了自己如何因撞舟事件得罪了刘锡彤，刘锡彤如何借机陷害。 听着杨乃武的供诉，堂上堂下鸦雀无声。而刘锡彤此时如坐针毡，脸一阵红一阵白。 下午提审“小白菜”毕秀姑。秀姑也非常明白，这是最后一审，自己是否会被凌迟也在于今天的复审结果。于是，她抱定信念，大呼冤枉。她说丈夫葛品连回家后只吃了一碗洋参桂圆汤，其他什么都没有吃，她的丈夫什么地方服毒，服了什么毒，她都不知道。他和杨乃武也并无私情，自从杨家搬出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以前说他给了治病的药，是受刑不过胡乱供的，诬陷了好人。她还供出刘锡彤的公子刘子翰强奸，阮桂金设圈、诱供等情形。  第二天、第三天分别审问了余杭仵作沈祥、葛品连之母沈喻氏、爱仁堂店主母亲等证人，案情基本明了。 最后是对刘锡彤的质询，差役令其下跪，但刘锡彤不肯下跪，并大声咆哮，说我是来接受问询的，不是来受审的。 问官问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擦洗过，为什么说已经擦过；问他沈喻氏到县里告状，原供中并没有“七孔流血”，为什么改为“七孔流血”；问他为什么不叫“钱宝生”（钱坦）与杨乃武对质；钱宝生是主要人证，为什么轻易放了，后来为什么又将钱宝生收监，他是怎么死的，现在人在何处，为什么不通知家属收尸，却自行处理。  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刘锡彤瞠目结舌，冷汗直流，不知如何应对。 接下来，最重要的程序就是对葛品连开棺验尸了。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五，葛品连的尸棺到了京城海会寺。四天后，刑部尚书桑春荣带领刑部的堂官、司官和仵作差役等一共四十余人，一起到海会寺开棺验尸。 开棺前，堂上让刘锡彤验明原棺，还查看了棺上所贴盖有沿途大笑各县的封条，均完好未动。之后，刑部仵作开棺验尸。只见棺内有丝绵裹着的白骨，仵作取出主要的骨头，没有丝毫青黑受毒的痕迹，牙齿喉骨都呈黄白色。 仵作验明后，报告说葛品连死前没有中毒。此时，刘锡彤听说无毒，开始浑身发抖。 至于，葛品连是如何死的，后来有人撰文称，有可能是撞见粮吏何春芳猥亵其妻毕秀姑，后心情郁闷，染上鸦片，那天因控制不当，吸食过量不幸身亡。 至此，案情终于大白。 十一、后记刑部将审讯情况上报至慈禧。首先将刘锡彤革职查办。两个月后，到了光绪三年二月，杨乃武被释放，因与毕秀姑同桌吃饭，不避嫌不成体统，被杖责一百，已经革去的举人不再恢复；毕秀姑被杖责八十，罪名是与杨乃武同桌吃饭，诵经写字，不守妇道。狱卒同情秀姑，行刑时，一棍代替十棍，只轻轻打了八下。 此案被处罚的官员传说有一百多人，摘下的顶子有一担，但实际上被处理的大小官员也就三十多人，其中有名有姓的也就十来人，主要有余杭知县刘锡彤、浙江巡抚杨昌濬、礼部侍郎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按察使蒯贺荪、余杭县训导章纶香等。应当说，这些人罪有应得。  《申报》对涉案部分官员处理决定的报道 杨乃武出狱两天后，就到翁同龢、夏同善、汪树棠等一些在京的帮助过自己江浙官员门前叩谢。一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 “小白菜”毕秀姑出狱后，她的婆家和养母都不肯认领，京城又举目无亲，实在是凄楚可怜，最后由余杭去京城的解差带回了余杭。 回到杭州后，杨乃武先是去叩谢了杭州城中曾经伸出援手的胡雪岩，吴以同等人，然后又去上海叩谢《申报》馆主。《申报》用它的特有功能为主持公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杨乃武还在《申报》当过一段时间的特约编辑，只是时间不长。 之后，杨乃武就回到余杭，继承祖业，以种桑养蚕为生。不久，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因操劳过度，不幸病故。杨乃武为其执绋服丧，视如慈母。 1914年9月，杨乃武颈后生疮，得了败血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74岁。葬在今杭州余杭区舟枕乡安山村白虎山对面的一个小山丘上。 杨乃武墓 毕秀姑被解差送货余杭后，因十指伤残，难以自谋生计，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她只好来到余杭县南门外有一个叫准提庵的尼姑庵，削发为尼，取名慧定。后来，毕秀姑还专门托人写了一张字条留给杨家，以证明杨乃武的清白。但字条原本不幸丢失。字条原文大致如下：
1930年，小白菜在准提庵圆寂。慧定的坟塔在今杭州余杭区东面的安乐山上。 小白菜墓 应当说，此案能够最终被推动平反昭雪，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之下，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杨家坚持不懈和有正义感官员的推动。杨家姐姐菊贞一个弱女子千里迢迢两次上京告状，试想，当初如果没有她的不辞劳苦，不懈坚持，杨乃武极可能就冤死狱中了。以翁同龢、夏同善为首的具有正义感的官员，不仅深深同情杨乃武，更是怀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来推动案件的复审，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坚持不懈，最终使得冤案昭雪。今天这些人当年写的奏折，都还保存在档案馆，都有据可查，翁同龢还留下了记载此事进程的日记。 翁同龢日记节选 其二、社会大形势的影响。同治、光绪年初，经过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康乾盛世早已不再；外国列强又相继入侵，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瓜分之势已经形成，慈禧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可谓是火上浇油，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使案件昭雪，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危及慈禧政权，所以她也不得不认真对待。 其三、当时社会民主意识已经觉醒。上海的《申报》在案件审理期间，曾连续撰文70篇报道此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最后刑部大审时，法国的记者都在现场听审，后撰文发表在海外媒体。这些都有力推动了案件解决。 上海申报为杨乃武案所作的报道和评论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持续时间长达四年，是近百年来的一大奇案，其案情曲折复杂，复审次数较多，尤其以刑取供、以供定罪，实行逼、供、信之极端，世所罕见。这一案件反映了封建官场的昏庸残酷，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摧残女权、草菅人命的悲惨情形，所以流传甚远。 可惜这一历史的真相，长期被一些野史和文艺作品所夸张、虚构和歪曲，今天作者根据历史资料，撰写的这一篇文章，用以还原历史真相，以正视听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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