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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话语种类 | 《小说选刊》杂志

 郭忠臻 2016-04-29

《小说选刊》2010第07期选载

作者:王彬

  从话语的角度看,任何一部小说都是叙述语与转述语的组合。
  所谓叙述语,即:被叙述者控制的话语;转述语,则是出于小说中人物的话语。
  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大师》,为库切赢得声誉,是他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库切通过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寻找养子巴维尔的死因,折射出库切对人类思想的丰富寓意。小说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彼得堡的秣市开端:

  1869年10月。一辆轻便四轮马车缓缓行驶在圣彼得堡秣市地区的一条街道上。到了一幢高大的分租公寓前面,车夫勒住了马匹。
  乘客怀疑地瞅瞅那幢房屋,问道:“你肯定这地方不错吗?”
  “蜡烛街六十三号,就是你说的地方。”

  通过主语、谓语与叙述标记,将转述语与叙述语区分得十分清晰。然而,在小说中,叙述语与转述语并不都是如此明白可分。这就涉及转述语的存在方式。
  转述语有四种存在方式:一、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说:“我明天一定来。”在转述语之前,设有主语、谓语、冒号、引号,构成转述语的叙述标记。由于这些标记的存在,转述语与叙述语分离,从而在转述语中出现了第一人称。二、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说,他明天一定来。转述语之前有主语、谓语,但没有冒号、引号,故而转述语中不能出现第一人称,只能出现第三人称。三、自由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明天一定来。转述语之前没有任何叙述标记,丧失了独立姿态,但依然保留了转述语的内容。四、自由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我明天一定来。转述语之前无任何叙述标记,但是在转述语中出现了第一人称。
  自由间接话语,在小说传统语法中比较普遍,自由直接话语则较为罕见。虽然如此,也仍然有例可寻。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第三十四回讲述宋江率领花荣、燕顺等人投奔梁山,在官道路口的一家酒店遇见石勇。因为宋江人多,店里的伙计请石勇——他一个人占了一张大酒桌,换一张小酒桌。石勇认为这是不尊敬自己而愤怒地对伙计吼道,在江湖上,他只给两个人让座,哪两个人?

  那汉(石勇)道。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孙子。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宋江暗暗地点头。又问。那一个是谁?那汉道。这一个又奢遮。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顺暗笑。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中国古代无西式标点,我们在这里用传统的方法断句。在上面的引文中,“老爷之前”,无主语、谓语和叙述标记,即便运用西式标点也不应该出现冒号与引号,如果运用转述语的概念,此处的转述语自然是自由直接话语。众所皆知,中国古典小说是从书场演变而来,所谓的拟书场格局。在书场里,说书的艺人为了表明人物说话,通常在直接话语的前面加上“道”或者“说”之类动词。但是,如果说书人在叙述的时候,突然转变身份,模仿人物说话,则从叙述者转化为人物,在这个条件下,便会出现自由直接话语。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自由直接话语的运用,近年呈现一种流行趋势。
  2004年奥地利小说家耶利内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她的长篇小说《钢琴教师》讲述一个叫埃里卡的女人在母亲变态的钳制下,心灵与爱情被扭曲、变异的痛苦历程。在耶利内克的小说中,自由直接话语运用得十分普遍。比如第一节中,女儿埃里卡与母亲发生争执,把母亲的手弄破了,非常后悔:

  女儿从自己的卧室走过来,已经气得直哭。她一边咒骂母亲是卑鄙的坏蛋,一边心里企盼着母亲热烈地亲吻自己一下,立即同自己和解。母亲发誓说,埃里卡应该砍掉自己的手,因为她的手打了妈妈还揪了妈妈的头发。埃里卡的啜泣声越来越响。因为她的手打了妈妈并弄疼了母亲。这使她后悔万分。埃里卡很快就为自己针对母亲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因为她爱自己的母亲并且很小的时候就理解母亲的禀性。最终如所预料的那样,埃里卡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让步。好了,好了,母亲缓和了口气,她不是真生女儿的气,现在我先煮一壶咖啡,我们一起喝咖啡。在吃点心的时候,埃里卡愈加感到后悔不已,所剩下的最后一点气恼,被吃到肚里的圆锥形空心蛋化解了。

  这段引文共二百九十四字,而作为自由直接话语“现在我先煮一壶咖啡,我们一起喝咖啡”只有十六字,其余是叙述语,就二者的比例来说,自由直接话语在这里采取了一种镶嵌的方式存在。但是,虽然如此,在耶利内克的这部小说中,自由直接话语却运用得十分普遍,不是零星罕见的现象。
  近年,在国内流行的小说中,自由直接话语频繁地大面积出现,成为一种触目的特征。比如,《安徽文学》刊载的一篇名为《九枝水莲》的小说,开篇是这样的:

  已经快半夜了。老周却一直没有来。我正要去睡时,门突然响了。你为什么不睡?我等你呀!等我?当然等你。可是站在我面前的却不是老周。我是小玉。是这里的地导。老周把团带到这里就没事了,明天我负责陪你们。他不在这里住了?今晚我在这,他回家了。回家?他在这里有家?有一间房子,孤单一身。我看他年纪不小了。他还没有成家。当我问这句话时,漆黑的夜空突然亮起一道闪电。在窗纸上划出一道闪光,接着化为一道雷声,由近而远,隆隆而去。小玉是本地人,也许已经习惯了突然这么沉重的雷声,因为听到雷声他几乎无动于衷。雷声过后,接着说:他虽然没有成家,但却牢记了这个家?为什么?因为他家的水池里种着他心爱的莲花呢!

  除“接着说:他虽然没有成家,但却牢记了这个家?”具有表示说话的动词与半个叙述标记以外,其他转述语均采取了自由直接话语的方式。对照奥地利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自由直接话语与叙述语的关系完全相反,叙述语在这里采取了镶嵌的方式,被自由直接话语吞没了。
  无论是直接话语镶嵌进叙述语,还是叙述语镶嵌进直接话语之中,均可以视为叙述语与转叙述语的合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不妨把小说与剧本进行对照分析。剧本的文本主体是人物对话与背景说明,人物之间的对话属于直接话语,背景说明相当于叙述语。1940年曹禺创作了三幕话剧《北京人》,其中,第二幕是这样开场的:

  [书斋内有一盏孤零零的暗灯,灯下望见曾霆恹恹地独自低声诵读《秋声赋》。远远在深巷的尽头有木梆打更的声音。
  陈奶奶(一面铰着,一面念叨)真的清少爷,你明天还是要走吗?
  曾文清(颔首)
  陈奶奶我看算了吧,既然误了一趟车,就索性在家里等两三天,看袁先生跟愫小姐这段事有个眉目再走。

  背景说明与人物对话是剧本的基本模式。在剧本中,叙述语与转述语的界限十分清晰,不存在混淆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把表示背景与对话的叙述标记删略,加上适当的连接话语,比如,上面所举,便很容易改造为传统叙事小说。同样,如果我们把传统叙事小说,比如,前面引述库切《彼得堡的大师》的片段,按照背景说明与人物对话的模式进行简单加工,也很容易改造成为剧本。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叙事小说是一种“类脚本”,是对剧本的模仿。为了达到“类脚本”的效果,一定要通过叙述标记,把叙述语与转述语区别开来。叙述语与转叙述语的大量合流,则颠覆了“类脚本”传统,可以说,是小说文本的解放。
  这样的解放,当然有利有弊,就利而言,人物对话与背景说明解构为一个整体以后,避免了小说家不断地在两种文体——一会是叙述语,一会是转述语之间跳来跳去的写作障碍,从而使话语回避了被分割、破碎而充盈着弹性与张力,为复调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小说家提供了充分表现其审美原则的可能。小说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思维模式与话语习惯进行创作,不再局限于背景说明与人物对话(包括内心活动,在戏剧中,内心活动采取打背供的形式)必须划分清楚的模式,从而以更加贴近现实的叙事原则,高度享受精神愉悦与创作自由。而广大读者所以接受叙述语与转述语合流的原因,则在于避免了阅读在叙述语与转述语之间转来转去的烦琐,有什么理由不分享这样的愉悦与自由呢?

  [作者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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