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时，英国有一个学者名叫托马斯·霍布斯，此人非常了得，学问很大，创立了机械唯物论的完整体系，马克思曾说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651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利维坦》。在这部书中，他从人类的“原始状态”出发，即“当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想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探讨了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和平是国家的健康”，为了国家的和平，必须将“安全当作事业经营”的思想。
霍布斯用四十万字，阐述了上述思想，而大他两千多岁的孙子，却只用了六千多个字，就把国家安全思想讲得明明白白。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这句话不难懂，说的是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战场上的死与生，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安危、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认真研究和仔细考察的。
什么是“兵”？最初的含义是指“兵器”，也指“战争”。孙子为什么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为，战争涉及到国家安全。没有国家安全，即便你说你的权力是由神授，也不能当上皇帝。因为，你能做“天”的儿子，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把你推翻了，我就是天子了。毛泽东有句话讲得很透彻：“谁也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既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就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君主来说，打赢了战争，就有了一切，国民、土地、女人，什么都有；打不赢战争，别说国民、土地、女人了，保不齐连命都丢了。中国古代对前朝皇帝一般都是一杀了事。因为，战胜者怕他东山再起啊。
因此，统治者都把战争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即便是再穷，也要养兵打仗。为什么产生“穷兵黩武”这个词，道理就在这里。说得通俗一点，要饭也得有一根顺手的打狗棍吧。对于国家统治者而言，解决挨打，要比解决饥饿重要。
孙子作为吴国国君手下的大将，也是统治者中的一员。所以，他自然也就把战争放在国之重器这一层面上看问题了。《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他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提醒国家的决策者，一定不要将战争当成儿戏，从战争的角度，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呢？孙子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看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国家安全观。
孙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诸侯纷争、战争不断的历史时期。许多思想家和兵家，面对总是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救世良方。如：老子提出了“不敢为主，而为客”和“祸莫大于轻敌”的“后发制人”、“提高警惕”的安全思想。孔子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治国用兵的安全思想，主张国家安全依赖于政治与军事的相辅为用。墨子提出了“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的安全思想，主张“守御自卫”。齐国的田穰苴提出了“以仁为本，以战止战”思想，主张以仁爱作为施政的根本，国家养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侵略他国、掠夺财富、杀害无辜，而是为了除暴安良、解民倒悬、推行仁政。而孙子提出的安全观，则充满了对立统一思想，有的观点则完全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思想家。 利害相辅 孙子充分认识到战争就是敌我双方激烈的斗争，关系到经济、政治、地理、天候等各方面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因此，战争中反映敌我活动规律的范畴，都处于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孙子从辩证法的角度认识国家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利害相辅的安全理念。
他的原话是：“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意思是说：明智的统帅在考虑问题时，应该既要想到有利条件，也要考虑到不利方面。只有当顺利时想到了不利，你才能对可能出现的难题有思想准备，并且想办法解决；只有在处于不利情况时，想到有利的因素，你才能把要做的事情干成。
孙子这段话是在《九变篇》中讲的。《九变篇》是《孙子兵法》中用字最少的一篇，一共只有二百四十八个字，却是孙子阐述自己“利害相辅”安全理念的重要文章。老子曾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或许孙子的这个观点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
孙子的这个观点，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国家安全而言，既不能因为军队建设搞得有些成绩，就认为我们的军队战无不胜，就能打败任何强敌了。也不能因为我们某些方面落后，就感到技不如人而失去信心；只看到和平了、发展了，却忽视了战争的可能性，就难以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样，过高地估计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大安全成本，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
怎么做到“利害相辅”、“张驰有度”呢？这就看统帅的智慧了。
孙子“利害相辅”理念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即对同一事物，换种角度看问题，就会呈现不同的景象。
比如，如果你更多地站在“利”的角度看“利”，就很可能忽略在利益背后的危机；如果你较多地站在“不利”角度看眼前的“利”，往往会看到了利益的矛盾所在。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时会改变事物的发展方向。
我们把孙子“利害相辅”思想引入现实生活，也非常有意义。
比如，如果你是实业家，为了吸引你的顾客，就要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打败你的竞争对手，你就要站在对手的角度考虑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做事之前，先号号对方的脉，脉号准了，再开方子。
换种角度看问题，可以突破传统的思路做事情；而思路的突破，带来的往往是事业的突破。
永远记住：事物是复杂的，世间没有一厢情愿的好事等你去做。
有备而安 一部《孙子兵法》，备战的思想非常突出。在《形篇》中，孙子指出的“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讲的就是国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战胜敌人，而是先要做好一切准备，具备不被敌人战胜的实力或条件。
在《九变篇》中，孙子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取也。”意思是说，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敌人不来犯，而要立足于自己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要把希望寄托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具有不被敌人攻破的实力。
孙子讲得好呀！好就好在，在他看来世间没有不想打胜仗的军队。在军队中，战胜敌人的理念，与人的欲求一样，等于是军人遗传性基因。拿破仑就曾对他部下说过：“如果你是军人，心中只能想着国家和国家的敌人！”
你想打胜仗，可能对方打胜仗的愿望比你还要强烈。霍布斯也说过：“当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想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而成为仇敌了，还不你死我活地争吗！
孙子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便他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等理想化的战争方式，但也是建立在“伐兵”和“攻城”基础上的，即建立在有着充分战争准备基础之上的。
他的这种“有备才能安”的现实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是把国家安全的立足点，放在自我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他人身上；是以我为主，通过发展壮大自己以求安全。
在国家安全领域，备战是否充分，首先是决策者对自己与对方行动的认识问题。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历来就没有“仁慈”的战争。老子曾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所以，人们到非万不得已时，是不愿意打仗的。轻启战端，既害民，也害己。
和平主义的愿望是好的，但如果仅仅从这个愿望出发去处理安全问题，就很容易松懈备战的意识。即使出现战争的迹象，也不愿望相信。因为，人在看待事物时，容易犯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的错误，即“人们在接收信息时，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意听到和看到的事情”。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特勒扩张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作为德国侵略对象的英国与法国，本应该积极备战，不再相信希特勒鼓吹和平的鬼话。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却还是对希特勒抱有和平的幻想。张伯伦是和平主义者，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就用愿望思维决策事务。当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向他做出“捷克是德国最后一个目标”的承诺之后，张伯伦大喜过望，在回到伦敦时，他在机场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我为英国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
历史恰恰相反，希特勒在一年以后，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在平常生活，也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心情，即“但愿怎么样”。这就是典型的愿望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出现一丝与自己愿望一致的现象或信息，都会影响到决策。
愿望思维最大的弊端，是忽视事物的另一面可能性，进而把决策建立在侥幸上面。一旦另一种结果出现，往往猝不及防，束手无策。所以，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应该克服愿望思维的弱点，有备而不慌。
慎战 上面强调的是国家必须积极备战，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然而，战争毕竟是一把双刃剑，要慎重对待。使用战争手段一旦过度，就会起反作用。著名的军事家吴子认为：“以数胜得天下者稀。”（《吴子兵法·图国》）就是说，靠多次取胜而获得天下的实在太稀少了。他总结道：“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吴子兵法·图国》）
当然，吴子对魏武侯说的这番话还是虚指，他只是强调要慎战。
孙子也同样如此，在《火攻篇》中，孙子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以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话好懂，说的是没有利益的时候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获胜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出击，没有到危急关头不要使用战争手段。君主不可因怒兴师，将领不可因情绪而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发动战争，不符合一定不要强行发动战争。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话，孙子在《九地篇》中也讲过，这说明，孙子非常重视慎战问题。简单地说，孙子是在反复告诫我们：打仗一切要看利害得失，绝不可逞一时之气而轻举妄动。
从事战争的人，没有血气不行，像“面瓜”的人，一点精神也没有，是不能打仗的。但是，意气用事的人、遇事不冷静的人，更会坏事。在孙子看来，逞一时之怒气作战，会使人失去理性，而在非理智状态下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分析一下孙子的“慎战”思想，其中有这样三个原则：
一是从“非利不动”原则出发，肯定了运用战争手段“利益至上，效益为先”的客观标准。人类战争史表明，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被迫卷入战争者，往往都是怀着“利益期待”的心理投入到战争中的。这好比做生意，如果付出的成本大于可以获得的利益，就不会有人做这种生意了。再做下去，就不是做生意，而是做慈善了。
战争领域也是这样。国家只有在通过战争手段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付的成本时，才应该使用战争手段。换言之，正是由于战争参预者认为战争可以给其带来巨大收益，他们才选择了战争。
孙子很现实，是一个实惠人，他判定能不能打仗的标准，不是你想不想打、愿意不愿意打的主观标准，而在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打与不打，哪个手段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客观标准。
二是从“非得不用”的原则出发，提出了战争运行的科学准则。有的情况下，即便条件允许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且战争可能带来的结果会不错，但也要看有没有取胜的把握。没有把握，最好放弃战争。而且孙子在这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战场上一仗或几仗的胜利，而是从深远影响上衡量能否有胜利的把握。孙子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孙子兵法·火攻篇》）费，是浪费金钱；留，是浪费时间。孙子这句话是对国君们说的，意思是打仗可不能求战必胜、不问代价和不讲后果。如果你打了胜仗，攻取了人家的领地，但你却不能巩固这些战果，那也非常危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时间长了，国家和军队都会被战争拖垮。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从苏联的角度讲，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旦控制了南亚次大陆，打通印度洋的入海口，就会对奉行扩张主义的苏联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结果呢？苏联最终陷入了“费留”的困境，而且一拖就是十年，最终把国家拖得筋疲力尽，铩羽而归，国家的实力大大下降了。
三是从“非危不战”的原则出发，强调了慎战的战略价值。这个原则涉及到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开战决策”问题。
什么是开战决策？开战决策，就是某国当权者为维护本国某个利益，而做出对另一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
影响开战决策的因素，首先是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开战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就是国家当前最高和最迫切的利益。“最高”和“最迫切”这两点，不能丢掉任何一个。有的问题，虽然涉及到国家最高利益，比如主权问题，但如果不是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能贸然开战、轻启衅端的。公元219年，东吴孙权杀死了刘备的结义弟兄关羽，刘备不顾众人规劝，执意改变了国家原有的大战略，于222年，率军征讨东吴，发动了报复性战争。
在这一事件中，刘备与关羽的情谊，虽是手足之情，却是私情，而国家利益则是公情。私情再大，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放到国家之上的。刘备彝陵之战的惨败原因之一，就是把兄弟情谊放到了国家利益之上，对一个本不应该选择的目标发动了战争。结果使国家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失。
其次是决策环境。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进行的，所以是否开战，还要充分考虑内外环境对战争的制约因素。有时国内战争的呼声很高，也具有打赢一定规模战争的能力，但还要考虑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于自己。
例如，伊拉克打科威特，实力完全富余，国内民众也支持，结果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科威特全境。然而，萨达姆却没有考虑国际环境因素，没想到国际社会深深地介入，结果一败涂地。
再次是情况判断。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做出开战决策前，除上述两个因素外，还必须充分考虑：敌方现有和潜在的实力，可能对我方开战行动采取的企图与决心，敌方有无可利用的外部力量，这种外部力量可能对我方行动产生的影响，我方有无可借用的外部力量等等问题。只有对上述情况做出相对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才能做出相对科学的决策。
在这个问题上，萨达姆是吃了个大亏。萨达姆原来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上个世纪80年代，出于对伊朗霍梅尼政权提出的“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恐惧，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暗中偏袒伊拉克。这就使得萨达姆从中得到一个错误的信息——美国会成为伊拉克在西亚地区的朋友。当然，对这个错误的信息，一开始萨达姆也不是非常肯定。但1990年2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凯利对萨达姆说：“你们是本地一支温和的力量，美国希望发展与伊拉克的关系，并且对你们与科威特的边界冲突并不感兴趣。”于是，萨达姆终于相信了美国人的话，认为科威特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弃子一旦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肯定不会管的。于是，他做出了侵略科威特的决策。就是这个决策，最终导致了海湾战争的爆发。
历史经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孙子的“非危不战”，即国家不到危急关头，就不要采取战争手段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安国全军”。《孙子兵法·火攻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