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药学报1986年第1卷第2期第42-43页 姜春华对辨证论治的几点看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 何绍奇整理 （一）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治疗特点之一。 据其病证，结合天时、地理、体质、病史，综合分析，以求其病机症结之所在，然后再进一步确定标本缓急、先后、轻重，使病机解而症结除，则病自除。不同的病，病机症结相同者，则异病同治；同一病而病机症结相异者，则同病异治。如《寓意草》所载治痢七例，虽同一痢疾，发病时间不同，体质不同，病情不同，而有寒热虚实证情差异，治法各殊。俱不用治痢套方而或热或寒、或补或涩，治各不同而皆愈，这就是同病异治。又如头痛、呃逆、呕吐、哮喘、失眠，这是几个不同的病，但俱有不大便十余日、舌苔黄厚之胃实证，我均用承气汤一泻而愈，这就是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说明不同情况，不同处理，不以病为主，而以证及其它影响于病者为主，审其标本主副，分别用药。而异病同治，必有一共同机制、症结存在，此一共同问题解决，不同疾病也得以缓解或痊愈。这样的方法，非机械的，而是机动的；非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对于病的演变，看法是非停滞的,而是动态的。既针对现况，又杜渐防微于未然，其中契机甚深。它本身属于科学思想，出于辩证法，而处理手段出于艺术，合三者而一，这就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医学，堪称“特色”。但是，古人早就指出：病有外异内同，内异外同。说明不能持唯“证”观点。特别是古人除了辨证论治之外，还积累了大量的专病专方专药。我认为，同样是前人宝贵经验的总结，不能忽视。在今天，这个问题该怎样看待？我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仅仅滞留在辨证论治上，会影响中医疗效的进一步提高，也丢掉了古人在异病异治等方面的好经验。 （二）在临床上怎样处理辨病与辨证的关系？ 我平常治病用中医的辨病和辨证，还参考现代的诊断，包括物理的、化验室的。一方面，必须按照祖国医学的辨证论治为思想指导；另一方面，也吸收现代对此病的认识以及科研、中药研究新成果，加以参考，以开创新设想、新方法，使宏观与微观结合。衡量疗效的标准，一是看临床症状是否解除，二是看客观的指标是否恢复到正常。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体会这样做，可以发展中医，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不会是无益的。例如在临床上，有些病对人体还没有起到重大改的时候，无显著症候，如何辨证？如何治疗？举两个例子：一个教师来诊，无容病态，诉讲课至后半课时，声音不扬，别无所苦。若依一般诊断，当为气虚，治疗当补气。可是问题不那么简单，原来经神经科检查为延髓神经压迫症，发展下去可致呼吸停止，心脏停跳，造成死亡。若依气虚治疗，可能有作用，也可能无作用。又一病人面色红润，行动如常，并无症状，经血液科检查，血小板达六干万，为血小板增多症，属中医何证？很难说。昔人治水肿，肿消即算好，现在光肿消不算，还得看尿蛋白是否消失；肝炎症状消失也不算全好，还得看肝功能是否恢复正常。无任何症状而持化验单、X光片来看病求医的，诸如此类，不知凡几！这说明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无证可辨的状况下，我想不妨借他山之石，以进一步探索中医对这些病的治疗规律和有效的方药。司马迁说：“病者之患在疾多，医者之患患道少。”我认为今天完全可以引进一些现代医学识病之道，“道”总是愈多愈好。古人的理论和经验，我们要努力学习；古人没有的，我们要开拓，要创造。 （三）辨证分型有没有必要？ 一般中医或西学中科研工作者，为了观察总结疗效，常将疾病分型治疗，这当中有几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商量。 第一，千篇一律，有失疾病个性。很多疾病，医者常按脏腑阴阳气血如气虚、血虚、阴虚、心虚、肾虚等来划分，而气虚可见于此病，也可见于彼病，血虚、阴虚、阳虚同样可见于各病，这样，一切病都没有个性，只有共性了。有人说，这不是中医的异病同治么？但中医还有同病异治，异病异治，同病同治，岂仅异病同治一法而已。我主张既要异病同治，更要异病异治，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医疗效。这就不能满足于定型用药了。 第二，定型后，症情有变。而处方固定不变，影响疗效。定型治疗，是古人所讥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病势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为了观察定型方的序效，就难免证变而方不变，一方到底，这就背弃了中医的辨证论治精神，疗效未必便佳。 第三，分类定型，用药固定死板，其它有效的方药用不上去。因为它的理法方药已成框框，若加入其它方药，不合它的理法。为什么用此方？为什么用此药？不合原定的理法就用不上去，因此便把有效的方药摒诸门外。 第四，阻碍人们思维，断绝医疗进步。因为大家都照定型用药，不敢越雷池一步，临床不必思维，只须照样用药，长此下去，医药就没有进步了。 （收稿日期1986年3月17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