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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九十年代的语文教材论争
1978年3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叶圣陶作了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长篇发言，呼唤改进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现象，切实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同年3月16日，语文界另一大腕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短论，提出语文教学效率长期低下的问题并探讨如何改进。1979年和1980年，教育部在北京先后两次召开以语文教材改革为中心议题的全国语文教材座谈会，会议指出，中学语文教材要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力加以改革。在第二次座谈会上，叶圣陶、王力、周有光、苏灵扬等发了言。叶圣陶特别强调教材编写的科学序列：“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中学的语文课必须教会学生哪些本领：这些本领包括多少项目，把它们排个次序，哪个该在前，哪个该在后，哪些应该反复而逐步加深，哪些应该互相交叉或者互相渗透。依据这样的次序编出来的课本就踏实得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东拼西凑，像不很高明的杂志似的。”苏灵扬也呼唤“语文教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以上会议，开启了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科学化和序列化的探索之旅。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88年的初中语文教材，从读写听说和语文知识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编排体系，织就了一张语文学习的“大网”。这套教材的编写，使教材科学性和序列化探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90年代初的人教社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对教材编排科学序列的追求在80年代基础上又有加强。同时代北京、上海、浙江、四川、广东、辽宁、江苏等各套初中语文教材，都在共同探索科学有序的语文教材编制体系，力图建立科学化的语文教材编写序列。高中教材同样讲究严整科学的编排体系，线索有五条：读写知识和能力训练、听说知道和能力训练、文学鉴赏知识和能力训练、文言文阅读知识和能力训练、现代汉语的重点知识和能力训练。多套语文教材的合力探索，丰富了我国语文教材的编制类型和编制体系。
语文教材的编制类型亦为八九十年代语文界引人瞩目的讨论话题。有人主张语文分为“阅读”和“写作”两种教材，分开教学；有人认为50年代“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效果好，学生收获很大，应该恢复试验。教材究竟是应该综合还是分科，吕叔湘则说：“无论哪一种教材，综合的，分科的，这么合那么合的，这么分那么分的，都在在实践中经受考验。”顾黄初认为，中学语文教学宜乎编制这么三种教材：一种是阅读教材，一种是写作教材，另一种是为提高和发展学生读写能力所需要的语言教材。三者各有自己的系统，又能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张志公提出从幼儿园、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语文教材“分进合击”的“一条龙”设想，小学语文仍是一门课，但分三条线（阅读、识字和写字）分头并进，最后合拢，从初中起增设文学课。章熊主张，语文教材不管是分编的还是合编的，都要有两个系统，一是需要一套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文素材以备学生“储存”的教材系统（简称“读本”），第二套是供科学训练的教材系统（简称“训练”）。周正逵认为，语文教材分“知识型”“训练型”和“文选型”三类，而要改革语文教材的体系，必须从“文选型”转移到“训练型”的轨道上来。等等。
概言之，八九十年代的语文教材论争，主要集中在语文教材编制科学化和序列化以及语文教材编制类型这两个问题上。其间，无论是学理上的探讨还是在实践层面的探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当代汉语文教材多样化局面的形成。但对教材编制科学化和序列化的过分追求，造成科学主义对语文教育的全盘控制，这成了上世纪末语文教育大讨论的缘起。
四、世纪之交的语文教材论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应试教育的推动下，科学主义全面渗透到语文教育各个环节。教材编写中，教材编写目标设置的无限细化，变成繁多的知识点或能力点，编入教材的每一册每一单元每一篇课文中。有些省市还不满足于此，另外编写了与教科书配套的每篇课文目标描述及单元测试材料。语文教材编写向着纯工具化和纯技术化的方向发展，文章的字词、语句、段落、语法、修辞、结构、主题思想以及各种能力训练，成为语文教材设计的重点。教材引导教学，导致语文教学的程序化、模式化、标准化最后走向僵化。这种对语文学科工具性和教材编写序列化的片面强调，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无限强化，使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严重流失，引起语文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忧虑，终于引发90年代后期语文教育大讨论。
90年代关于语文学科性质与任务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87年陈钟梁发表在上海《语文学习》上的《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自此，语文界开始了“人文”“工具”之争。在思想界，《上海文学》和《读书》《文汇报》等报刊间发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把语文界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推向深入。于漪是语文界人文派的发起者和倡导者：“近些年来，工具性的砝码越来越重，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其思想意义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只是寻词摘段，用解剖刀肢解，作为训练语言的例子，学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收获要打个问号，与大纲的要求相距甚远。”在语文性质问题上，王尚文可谓立场鲜明，态度强硬：“语文学科绝不是工具学科，而是人文学科；它的基本特征是人文性，而非工具性。”
以上观点，既是对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的语文应试教育和机械训练的否定，也是对以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等诸多语文教育界的前辈所坚持的“工具说”主张的质疑。
业内关于语文性质的讨论，很快演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讨论始于《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发表的三篇文章：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和薛毅的《文学教学的悲哀》。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家报纸对上面三篇文章进行了转载，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很多报刊都相继开辟专栏组织讨论语文教育问题。本次争论与以往不同的是，对语文教育批评的声音多，参与讨论的人多，参与的群体空前壮大，不仅有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的专业人员，而且有作家、学者、政客及普通民众，甚至还有学生家长和学生参与。而文学研究者是这次论争中最抢眼的群体，有的言辞激烈，对于语文教学的语言派几乎全盘否定。
语文教材成了批评者的众矢之的。选文是教材的主体，多数人的意见就集中在对教材选文的看法：一是文学作品所占分量太少，二是选文陈旧落后，三是政治人物和鲁迅的文章选得太多，四是外国作品数量少，意识形态化，地域构成过于集中，风格单一。另外，批评者还指出教参对课文的解读有问题，课后习题设计模式化和标准化，等等，火力之猛，让被批评者一时难以招架。
教材是人编出来的，对编者水平的质疑，成为这次大讨论中引人注目的言论。有人说，语文教材应该由全国最有权威的学者来编（施蛰存）；有人说，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钱理群）；有人说，编语文教材的应该换一批人，否则就没希望（童庆炳）；有人说，语文教材编者水平太惨，至少落后时代30年（孙绍振）；有人说：“现在编教科书的人，都是一些说学者说不上，说学者更不像的人来编的。”（许纪霖）行内人其实都清楚，对教材和编者的上述批评，几乎都是冲着人民教育出版社而去的。开始的时候，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握不清大讨论的政治风向，故保持沉默，不与争辨。直到1998年3月11日，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的几个问题》，从关于正面教育、阶级斗争的课文、课文的时代性、课文的文字加工和删节四面方面，对中学语文课文的选编作了正面说明。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和小学语文室以“钟晓雨”的化名，编辑出版了《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一书，作为对持续三年之久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回应。
世纪之交的这场语文教材大讨论，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语文教材讨论，它在积极方面的影响，是直接催生了语文教材修订和课程标准语文教材的编写。具体说，教材编写指导思想获得了大解放，选文的时代性得到加强，选文的陈旧面貌得到根本改观，领袖文章和鲁迅作品大大减少，外国文学作品的分量得以增加且风格趋于多样，过去一些被禁止的题材（如爱情）得以进入教材；课文解读趋于多元化，课后练习设计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场语文教材大讨论的最大收获，依笔者看来，是许多人文学者参与到随后到来的语文教材建设，这是自民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学者群体介入教材，大大提升了新世纪语文教材编者队伍的素质，使语文教材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提高了语文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品位。
这次讨论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眼下的语文教材改革正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与这次大讨论不无关系。新世纪语文教材改革该何去何从？大家都在默默的坚持中等待着。
(原载广东《师道》2009年第7、8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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