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填篆”及其印学价值---- 陈　岩

聽雨軒sjh 2016-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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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填篆”及其印学价值

陈　岩

通常我们将文人印（明清流派印）产生之前的以“凭信”实用功能为主要用途的印称作“印章”，将之后的具有学术性、创作性，以表现艺术为目的、以欣赏为主的印称为“篆刻”（也有用“铜章”期和“石章”期来区分），并据此将篆刻发展史分为印章期和篆刻期。我认为还应该有一个中介期──“填篆”时期。大致历经宋元至明代中期左右。作为文人介入印章的最初形式，作为文人与印工结合的产物，“填篆”介乎匠作与文人印之间，是艺术性、创作性与熟练技巧、精湛工艺的结合。“填篆”是“文人印”的前奏，是实用印章向艺术篆刻过渡的重要“链条”，是“印工”向文人篆刻家过渡的关键环节。篆刻艺术的产生发展，“填篆”发挥了“衔接”“中介”的重要作用。

一、“填篆”释义

　　所谓“填篆”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填篆”书，即书体之一；二是“填篆”法，即篆写印稿。

　　㈠、“填篆”书

　　作为书体，百度百科这样解释：填书，亦作“填篆”，书体之一种。相传为周人媒氏所作。唐韦绩《墨薮·五十六种书》：“填书者，亦周之媒氏作。魏韦诞用题宫阙，王廙、王隐皆好之。”宋梦英《十八体书》：“填篆者，周媒氏以仲春之月判会男女，则以此书表信往来，及魏明帝使京兆韦仲将点定芳林苑中楼观，王廙、王隐皆云字间满密，故云填篆。亦曰方填书。至今图书印记并用此书。”⑴

　　对于“填篆”书，古人也有几种认识：

　　1、宋代米芾的看法，“填篆”是“缪篆”的今称。从著录于宋末元初周密所著《云烟过眼录》卷三“天台谢奕修养浩斋所藏”条下可见：

　　老米《辨印帖》：绥平郡名卯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文曰：‘相侯宣印’，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缪篆，乃今所谓填篆也⑵。

　　2、明赵宦光的看法，也指“缪篆”。他在《寒山帚谈》提到：

　　五曰缪篆。阳冰独步，缙云庙碑可为概代冠冕，若谦卦强作，遂入恶道。其自许云：李斯之后，直至老夫，因五百年是执绝响。汉人独印章擅美，而篆书无闻。杂王杂霸，刀笔如之。古篆隶真，一皆采摘，填满为式，是其用心。昔人刻符填篆用于婚媾契书，以革盗伪，非淳古之作也⑶。

　　3、明方以智的看法，称为“方填书”。其《印章考》并认为“九叠文”“满白”文也可视为“填篆”的遗法衍变：

　　填篆，方填书也。《书史》曰：填篆者，周之媒氏以仲春之月，判会男女，则以此书，表信往来。及魏明帝使京兆韦仲将点定芳林苑中楼观，王、王隐皆云字间满密，故云填篆，亦曰方填书。今用九叠文，乃时制也。其他图书用小篆，而改体向方，谓之满白，皆其遗法。

　　4、何震的看法，认为是“蟠龙文”。《续学古篇》十六举云：

　　蟠龙文，稍类殳文，后人亦名为填篆。

　　归纳以上所述,所谓“填篆”书：一为“缪篆”，包括“方填书”“九叠文”“满白”文等；二为稍类殳文的蟠龙文，推测即“昔人刻符填篆用于婚媾契书，以革盗伪”者是也，可能与鸟虫篆类似。

　　㈡、“填篆”法

　　篆写、设计印稿的方法。文人篆写印稿记录最早的是欧阳修（1007－1073），其任参知政事时曾为宋英宗篆写“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帝不用其议，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⑷。

　　但是，以“填篆”指谓篆写印稿，首创者为米芾(1051～1107)，他曾在《书史》里提到为王诜篆印，用的就是“填篆”之法：

　　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无法。如三省银印，其篆文反戾，故用来无一宰相不被罪，虽没犹贬。中书仍屡绝，省公卿名完则朝廷安也。御史台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来少有中丞得免者。宣抚使印从亡自制置，鲜有复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⑸。

　　清钱泰吉《陈新箊丈寓、文后山丈鼎摹名印见赠赋诗》云：“我闻秦汉古书法，摹印乃在八体中。缪篆缠绕贵屈曲，官私制造结体崇。又闻十七试为吏，讽九千字成学僮。当时字学尽能讲，小技故亦精雕虫。城皋、长吏印各异，伏波书上摹勒重。滇阳印乃水心误，地志沿误名相蒙。印之所系本非细，况乎私印关吉凶？填篆之法在书史，米老已矣今谁雄。”⑹可知“填篆”法至少在宋代欧阳修、米芾时就已经使用了。“填篆”法的盛兴主要集中在宋元和明代中期以前，明中文彭、何震以后，随着石质印材的使用推广，印章进入文人自书自刻时期，“填篆”法逐渐式微。

二、“填篆”书沿革

　　“填篆”作为一种书体，主要应用于书法和印文。

　　㈠、“填篆”作为书法的使用

　　填篆书见于记载始自汉末韦诞，韦是当时的名书家，《世说新语》的《巧艺第二十一》中记载有他受命登梯题榜而头鬓皓然的故事，魏明帝令韦诞为芳林宛中楼观题署，其所使用的字体“字间满密，故称填篆，又称芳填书”，下梯后，头发尽白。东汉《祀三公山碑》即为著名缪篆碑刻（附图1）。从赵宦光叙述“五曰缪篆。阳冰独步”可知，唐代李阳冰擅长“填篆”书。元末脱脱主持监修的《宋史舆服志六》中记载：“（宋）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祝温柔也是习“填篆”书的。至若明赵宦光所谓：“昔人刻符填篆用于婚媾契书，以革盗伪，非淳古之作也。”则似乎更倾向其文字难以辨识的“防伪”性能。直至清代，擅“填篆”书法者仍不乏其人，许梿擅长“填篆”，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二）专场有《许梿摹古文辞手卷》其题识云：

　　此由篆入隶之渐，汉人谓之辟邪体，即米南宫所云填篆也。

　　手卷并有清吴庆丘题引首：

　　海昌许珊林观察遗墨。珊林太世丈覃精小学绍南阁祭酒家传，尤邃于金石之学，著《古韵阁宝刻录》。生平橅写周秦彝器两汉碑碣散落人间者甚众。此所橅金石文字五种，填篆一种，得于金陵市上。（附图2）

　　另外，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3秋艺术品拍卖会古代书法专场有《许梿书法四屏》其中一屏云：

　　志性通敏，风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词宗学府，腾班马而直上，英规，胜范，陵许郭而独高是已，衣冠之士，辐辏在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汉填篆法。

　　清赵之琛书印兼擅，《云庄印谱》称其：“善书填篆”也是指谓书法而言。

　　㈡、“填篆”作为印文的使用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填篆”也称“缪篆”“摹印”等，古今称谓不同而已。下面我们对“填篆”作为印文的使用概况作一简述。

　　“缪篆”自汉代创始，一直作为印章的主要书体，尽管唐宋元时期有所偏离，但是元末明初吾、赵复古运动以后，逐渐成为入印标准书体，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贯穿始终（附图3）。

　　“摹印”为秦书八体之一，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五曰摹印。”段玉裁注：“即新莽之缪篆也。”北宋任广《书叙指南》卷五：“印中填篆曰缪篆。”元吾丘衍也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明何震在《印章要论》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摹印之书篆隶相融，损益挪让，正直平方”、“吾子行曰：‘崔子玉写张平子碑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人篆法故也。’

　　明甘旸《印章集说》明确指出：

　　摹印篆，汉八书之一……汉印之妙，皆本乎此。

　　将摹印篆的作用提到了决定汉印艺术性的高度。明末清初方以智《印章考》云：

　　今日去古愈远，而印章必篆，方填之法，必本秦、汉。世多以篆入楷，吾所不安，而刻印仿古，则虽奇无碍也。真能好古者，以意为之，亦有缪篆古意；不然者，虽仿古亦时人耳。

　　清吴先声在《敦好堂论印》中也说：

　　要皆用摹印篆体，平方正直，如端人佩玉，可亲而不可犯。唐用朱文，古法渐废。今人更妄立柳叶、铁线、烂铜、急就等名，更以中壮末锐、转折为蜂腰鹤膝自以为刀法，有识者见之欲呕矣。

　　元末明初诸多印人的竭力鼓吹，促成了缪篆（填篆）统治地位的确立，也使得其它书体入印无法立足。当时，这种复古思想和以缪篆为标准的理念被印人普遍接受，皆以此为圭臬，竞相标榜。“填篆”(缪篆)成为入印的唯一书体、规范书体，传承沿续，至今仍然使用。

三、“填篆”法沿革及起因

　　篆写印稿始于战国、秦汉，当时印章基本是写、铸（凿）各有其人，据传，秦代国玺即为李斯篆孙寿刻（附图4）。较早见诸记载是宋乾德三年，蜀中铸印官祝温柔受太祖诏，篆写并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文人篆印始于欧阳修，其“六一居士”“修”“醉翁子孙其永保之”等印章，都是自己篆文，由工匠镌刻（附图5）。最早使用“填篆”一词的是米芾（附图6、7），他在《书史》里提到为王诜篆印，用的就是“填篆”之法。

　　沙孟海先生在《沙邨印话》中对米芾所用之印如此评说：

　　米元章跋褚摹兰亭，连用七印。曰：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此法前古所无、后世亦罕见。世传米氏诸印皆亲镌。宋人印如欧阳永叔、苏子瞻子由兄弟，并皆工细，独米老多粗拙，谓其出自亲镌，亦复可信⑺。

　　陈振濂《篆刻艺术纵横谈》中说到：

　　印家的出现绝不是晚至明代，早在宋元就应该有了。……北宋而后，南宋人研究印学，编印谱的大有人在，但是文人刻印的现象倒也罕见，或许曾出现过，但被湮没无闻了⑻。

　　沙老对米芾是否刻印也只是一种大胆推测，但是，其“填篆”行为则是确信无疑！欧阳修、苏轼兄弟的印章出自“填篆”行为则是确信无疑！陈振濂所谓：“文人刻印的现象倒也罕见。”但是文人“填篆”的确是很多！如前所述，不独米芾为王诜篆印使用“填篆”之法，许多文人书画家以及官员也都有“填篆”的实践。北宋杨克一也擅长“填篆”：“克一既好之，其父补之爱之尤笃，能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谓之《图书谱》。自秦汉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为人篆印玺，多传其工，有自远求之者数为予言。”⑼我们发现，元代以后此风更盛，赵孟頫、吾丘衍等许多人都曾有篆印记载（附图8、9）。夏溥《学古编》序中记述了吾丘衍篆印的过程：

　　然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捉新笔，书甚快，写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写，证可也。

　　吾丘衍《学古编》第三十三举中所谓“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凡名印不可妄写”等也说明了他仅是篆写印稿而已。吾丘衍《赠刊生林玉》是给为其刻印的“匠者”所作：

　　我爱林生刻画劳，能于笔意见纤毫。牙签小字青铜印，顿使山房索价高⑽。

　　这里我们了解到因为这位“能于笔意见纤毫”的林玉，对印稿能从书法笔意上进行理解和表现，抬高了吾丘衍篆印的价格，同时也告诉我们，“填篆”也能挣钱！据记载，曾为吾丘衍刻印的匠人还有谢杞、钱献等数人。元卢熊在《印文集考序》中也曾记载：

　　（朱珪）暇日又取宋王顺伯并吾、赵二家印谱，旁搜博取，纂为凡例，并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

　　其中说的“所书印文”，即篆印稿。倪瓒曾给友人写信说：“篆至三印文甚佳，但“幻霞”文差大，不欲横写，如“开元”、“绍兴”竖写，再烦篆惠也。”一些官员也擅此道，元陶九成《辍耕录》中记载，文宗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臣杨瑀篆文。“洪禧”，璞纯白而龟钮墨色。周伯琦亦曾为内府篆写“宣文阁宝”。还有“精於篆籀”的郭贯，《元史》中说“当世册宝碑额多出其手”⑾。唐寅也有“填篆”记载，据阎起山《吴郡二科志》载：（唐寅）“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⑿所说“图其石”就是填篆。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明代中期，文彭将青田石用作印章推广后才陆续被改变（附图10）。周亮工《印人传》详细叙说了这个过程：

　　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李善雕箑边，其所镌花卉，皆玲珑有致。公以印属之，辄能不失公笔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谼中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

　　周亮工在此向我们透露几层信息：一是“填篆”之法延至明代中期仍然盛兴；二是石质印材的使用只是“填篆”印时代终结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石印引进初期，“填篆”之法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三是何震起初并非自书自刻的文人篆刻家。以此推之，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文人士大夫、书画鉴藏家等的印章多半是自己或者请人篆写印稿，交由工匠刻制完成的。

　　探究“填篆”法的起因，我认为起码有几个方面：

　　㈠、印章制作传统的沿续

　　战国、秦汉印章，均由印工铸刻，印文书写则另有其人。印工是对古代铸刻印玺的工匠的称谓，他们大多是没有文化不会篆法的工匠。如秦代传国玺即传为李斯篆孙寿刻制等。

　　篆写印文的记载屡见史籍，《宋史舆服志六》中有多处官员“篆写”官印的记载：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乾兴元年，……下学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陈执中书之。

　　皇佑五年七月，诏作“镇国神宝”。先是，奉宸库有良玉，广尺，厚半之。仁宗以为希代之珍，不欲为服玩，因作是宝，命宰臣庞籍篆文。

　　嘉祐八年，……帝不用其议，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

　　仁宗景佑三年，少府监言：“得篆文官王文盛状，……后又命知制诰邵必、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然亦无所厘改焉⒀。

　　元代陈基致钱逵手札中云：“欲求篆一图书及两扁图书，乞分付卢小山家一刻。”⒁钱逵负责“填篆”，刻制则由卢家印工完成。

　　㈡、鉴藏用印的需求以及金石学、篆书的复兴导致

　　印章至晚在唐代就已用于书画鉴藏（附图11、12），如张彦远云：

　　已上并未寻讨去处，皆是鉴赏宝玩之家印记，并可为验证。又有“褚氏书印”，非褚河南之印也。此外更有诸家印署，皆非鉴识，但偶获图书，便即印之，不足为证验，故不具录。若不识图画，不烦空验印记。虽然，自古及近代，御府、购求之家藏蓄、传授、阅玩，其人至多，是以要明跋尾印记，乃是书画之本业耳⒂。

　　明代印人甘旸也说：

　　上古收藏书画，原无印记，始于唐、宋、近代好事者耳。

　　唐代起，已经有书画家钤印于作品（附图13、14），据《大唐传载》所记，永州龙兴寺，乃吴军司马蒙之故宅。僧怀素善草隶，尝浚井得“军司马印”，文字不灭，雕刻如新，怀素每草书用此。虽然怀素用的是古印，但开启了书画钤印的先河。在书画作品上题款并钤盖印章，现在所知最早的是五代杨凝式，他在所书《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中用了“凝式”一印，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到了北宋，欧阳修、文同、苏东坡、黄庭坚都用印章，米芾这类印的拥有量最多，常见的有七八种。宋代以后，书画、鉴藏用印成为“时尚”（附图15-17），印章的使用引起了文人的追捧；同时，社会需求“迫使”一些具有篆书基础，同时要求标准较高的如米芾等文人、书画家，投入到“填篆”活动中。米芾所谓：“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明确告诉我们，当时已有人慕名请他“填篆”。

　　宋代青铜鼎彝大量出土，金石考据之学兴盛。古文字学、篆书书法达到空前高度。以篆书知名的书法家有米芾、徐锴、徐铉、郭忠恕、释梦英、王寿卿、文勋、郑文宝、苏唐卿、章友直、薛尚功等。元代篆书由于吾赵复古运动的倡导，当时精於篆籀的很多，著名的有赵孟頫、吾丘衍、虞集、郭贯、吴睿、赵期颐、钱良佑、钱逵、欧阳玄、杜本、杨维桢、朱珪、周伯琦、泰不华等。由于金石学的滋养，可以说宋元篆书的发展丝毫不亚于盛唐。对金石印章的考据、关注以及篆书的发达，使得文人具备了“填篆”的能力。许多金石家、篆书家曾参与过“填篆”活动，“填篆”成为时尚。

　　㈢、印材的限制所致

　　自古印章多为金铜、晶玉、牙角等材质，作为铸造工艺操作复杂，

　　是多人共同完成，非个体文人所能从事。而金属凿刻以文人文弱之力更难以奏刀，即便后来牙角之类，刻起来仍然很吃力，非文人之能为。文彭起初是篆印而请李文甫刻制，后来因为“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种种原因使得文人只好选择了篆印方式，清俞樾分析：

　　余尝谓：后人事事不如古人，而刻印一事转以后人为胜。扬子云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如锺繇、李邕之属，自刻碑者有之，自刻印者无有。盖古尚铜印，吾人不能以炉锤从事，一也；其字率用缪篆，取“绸缪”之义，苟以求合乎印之方广、大小、屈曲、填密而已，工匠之巧，非士夫之事，二也⒃。

　　㈣、文人轻视“技匠”思想的限制

　　“重人伦，斥技艺”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各阶层的等级秩序是“士农工商”，百工技匠的社会地位卑下。秦汉印章千古典范，其作者印工却名不见经传。直到三国时也只有印工杨利、宗奍的零星记载。唐高祖李渊曾立下定制，“工商杂类，不预士流”，韩愈《师说》也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都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对技匠不屑一顾。文人普遍认为雕刻乃低层工匠的体力活，最多只是一种“技艺”不屑于从事。印学研究元代就出现，但是到明代中期这段时间里，始终没有涉及“印人”方面，也可以说明即便在印学家眼里，也还没有刻印者的一席之地！元代吴澄云“古之治经学者，先小学。……刀笔工为人刻姓名印章，独不可废仓颉、籀、斯三体之文，然亦依随旧刻，往往袭舛踵讹，孰能正之哉？建康郑子才，业此技三世矣，士大夫多与之交，非徒取其刀刻之精也。所作之字，分合向背，摆布得宜；上下偏傍，审究无误。于用力也，见其艺之工焉；于用笔也，见其识之通焉。艺工而识通，求之治经为文之儒，或未至此。予之进之也，岂敢直以工师视之而已哉！”⒄郑子才艺工而识通，已非单纯的“刀笔工”，所以吴澄也不敢以工师视之，言语中不也透露着对“工师”的不屑吗？明朱简在《印经》中也有“工人之印”和“文人之印”的区分。赵宦光则认为不能将篆印“付之俗工逞鹜。”由于印工身份卑微，还被称为“刊匠”“图书工”“刀笔工”等，如南宋的方岳有为印工印谱题诗《题刊匠图书册》，宋末元初艾性夫的《剩语》中也有《与图书工罗翁》诗等。近人王重民《四库抽毁书提要》“印人传”条认为：“自宋以前，以篆名者不一，以印名者绝无之。元赵孟頫、吾丘衍等始稍稍自镌，遂为士大夫之一艺。明文彭、何震而后，专门名家者遂多，而宗派亦复岐出。”⒅篆刻自古被视为“末技”难登大雅之堂，元明之际，吾丘衍、赵孟頫、文彭、何震等文人官宦究心于此，改变了印人的身份构成，“篆刻虽小技，而精之可近乎道”。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记载，“谼中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倩何主臣镌之。”最初，在谼中（汪道昆）眼里，何震当时也只是具备了“刻”的能力，印文的设计还是交给了自己信任的具有文人身份的文彭。清俞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工匠之巧，非士夫之事……自宋以后晁、王、颜、姜谱录日出，而此事乃益尊。奏刀者，始皆士大夫矣⒆。

四、“填篆”法之于印学的价值

　　㈠、延续了印章的“香火”

　　印学史上，自秦汉始，作为“凭信”符节作用，官印占主导地位，而印工因为是官方设置，所以，他们以铸刻官印为生，兼及少量的官员私印。唐宋时期“私印”使用、流布较少，印章使用在社会和民间逐渐“冷清”。同时，由于硬质印材的难攻，使人望而却步，也阻碍了印章在民间和艺术领域的发展。在面临断层的情况下，正是“填篆”形式的出现，吸引了文人篆书家的目光，使得印章以“填篆”这种特殊形式存在，并推广繁衍，客观上导致了印章的传承延续。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准确统计“填篆”印的数量，但是可以肯定，宋元至明中期，士子文人、书画家、鉴藏家的用印，应该大都出于这种形式。“填篆”印成为“印章期”与“篆刻期”过渡、衔接的重要链条。

　　㈡、诱导文人介入治印活动

　　文人篆刻的酝酿，始于宋元之际，但这个时期文人的参与基本上还处于篆写印稿和偶一为之阶段，文人篆刻的出现，当属元末王冕，是有记载有印迹传世的第一人（附图18）。

　　“填篆”是诱发文人自篆自刻的一个重要因素：1、“填篆”活动使文人具备了篆和刻的其中一项即“篆印”能力；2、与印工的合作增长了文人的雕刻知识和初步动刀的能力；3、印工的技术不能完全达到文人的设计要求，引起他们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石质印材的引进，文人也就由“稍稍自镌”转为纷纷投入了。元末明初刘绩《霏雪录》中记到：“山农（王冕）用汉制刻图书（印），印甚古。江右熊中笥所蓄颇伙，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所谓“文皆陋俗”估计多半是印工所为。元代以后，刻印的文人逐渐多起来，这一点，从文人参与摹印活动即可见一斑，赵孟頫在《印史》序中云：

　　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

　　明代，摹印之风更盛，赵宦光《金一甫印谱序》记述：“一甫尝手翻（摹）汉印，不下千钮。”而他自己摹刻仿刻古印则达2000余方。明程原搜集何震印拓5000余，让儿子程朴摹刻千余方成《忍草堂印选》，周亮工见后称赞：“予见摹主臣者数十家，而独推程孟长父子。”临摹何震篆刻者多达数十人。

　　既然，这些文人能够熟练掌握摹印，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能够刻制印章。明王志坚《承清馆印谱》跋文：“方余弱冠时，文休、长蘅与余朝夕，开卷之外，颇以篆刻自娱。……两君不时作，或食顷可得十余。喜怒醉醒，阴晴寒暑，无非印也。”形象地描绘出当时文人治印的盛况。

　　㈢、诱发了艺术“篆刻”的产生

　　作为文人介入印章的最初形式，作为文人与印工结合的产物，“填篆”印介乎匠作与文人印之间，是艺术性、创作性与熟练技巧、精湛工艺的最初结合，“以书入印”使得文人的才智“崭露头角”，为篆刻艺术化埋下伏笔。填篆行为使得印章具有了一定的自觉的“创作性”“艺术性”，是实用印章向艺术篆刻转换过渡的产物，创建了作为艺术篆刻的“雏形”。篆刻在明代能够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创建并逐渐成长，文人的“填篆”行为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开蒙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实用”技能和“匠作”，并非都能够衍变为艺术形式和艺术品。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如果没有文人的填篆行为，印章（公章）形式或许能够延续，但是艺术的篆刻决然不会产生！

　　㈣、促进了印工向文人篆刻家身份的转变

　　“填篆”活动为文人介入篆刻并逐步全面主导篆刻，作好了思想、文化准备。同时，以“填篆”为媒介，也促进了印工向文人篆刻家的靠拢和转变。宋元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市民阶层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进一步要求，文人士大夫与技匠之间的往来渐多，他们对工商技匠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重新认识。不再认为治印这“雕虫小技”只是下等人所为，但由于受到印材的限制，只能采取“填篆”方式积极参与治印活动。为了印章制作的需要，为了个人艺术效果的准确体现，文人与印工频繁接触、密切合作，他们的介入、引导、影响和帮助，使得一部分印工向文人学习、靠拢，有的逐步转变为具有文人身份的印人。这种转变促进了印章的传承延续，促进了印章向篆刻进变。

注释：

⑴参见百度百科“填篆”辞条。

⑵在线四库全书查询。

⑶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

⑷《宋史舆服志六》，转引自孙向群《宋代篆刻家的考察》。

⑸米芾《书史》,载影印《四库艺术丛书--画史》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⑹在线查询--《鸳湖书局—钱泰吉》。

⑺沙孟海《沙邨印话》，《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⑻陈振濂《篆刻艺术纵横谈》，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⑼张文潜《柯山集》《杨克一图书序》。

⑽在线《四库全书》查询。

⑾参见周新月《元代篆刻史论》，《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