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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原是北京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是清乾隆皇帝的书房。乾隆皇帝酷爱书画，收集了大量古代名人字画，尤其以他最钟爱的三件书法最为得意。这三件书法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书法都是晋代书法大家的旷此之作，被乾隆皇帝视为三件稀罕之宝，于是乾隆皇帝将收藏有这三件稀世书法的西暖阁书房更名为“三希堂”。因此，凡是被收藏在“三希堂”的历代书法作品，汇集为大型的《三希堂法帖》，以供临池之典范。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乾隆皇帝视为“三希”之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故此我们先说《快雪时晴帖》（23cmx14.8cm图1)。 《快雪时晴帖》行书4行，共28字，笔法雍容高古，典雅圆浑，行与楷兼有，流动畅利，字字珠玑，因而被誉为“二十八骊珠'仝文为：“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末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显然是一封信札，表明了王 羲之在火雪初晴时舒展的心情及对友人的问候。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天下第一行书'而《快雪时晴帖》仅是王羲之行书的又一代表作。传说《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唯…流传在世的真迹，不过此说也颇具争议（此问题后面详述）。乾隆皇帝终生酷爱书法艺术，他对《快雪时晴帖》珍爱备至，在帖前面用“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给予极高的评价，还觉不够，再写下“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再次赞赏。并补充道：“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方觉心安。 根据《快雪时晴帖》中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文献记载，《快雪时晴帖》在宋以后流传有绪。首先是宋代的贾似道、米芾收藏，后经宋宣和内府收藏，元初年又入御府，上面有赵孟頫题跋为证（图2)。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收藏，清冯铃所收藏，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征入内府。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北退踞台湾时带走，成为“三希”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唯独“一希”。《快雪时晴帖》在民国初年差一点流落民间。当时，孙中山政权推翻了中r对最后-个封建皇帝溥仪。溥仪这位末代皇帝为了今后的生计，趁被赶出紫禁城时想尽办法企图把《快雪时晴帖》带出宫。原来滩仪把《快雪时晴帖》藏在自己的被子里，想蒙混出宫，幸而被当时的军警严格检查而发现。不然 又会被溥仪为了过皇帝式的舒适生活而贱卖到民间。 现在大陆很多鉴赏家都认为《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流传于世的唯一真迹。 大多根据明詹景风的东图玄览》所说：“逸少《快雪时晴帖》，行书，字大径八分。是真迹。纸精带竹， 字墨纤毫无损，良是千余年间异物。”⑴以后的学者们大多持这种说法。但是， 台湾的一些学者却是相反的态度。或许他们是近水楼台的原因，对《快雪时晴帖》研究得比较深人或仔细，他们提出了与大陆学者完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台湾的古玩鉴赏家赵汝珍认为：“自唐代至宋代，知识分子们把双钩廓填看作是必要的技艺，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大多精妙，宋人以上的书法多此类。此帖何能例外？究竟为唐代的还是宋的不敢断定，如果说是真迹，那么绝对不可信。”⑶口气非常坚决地否定了《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的真迹之说。另外我们从最后的落款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王羲之顿首”后面另起一行为“山阴张侯”。“山阴张侯”又是谁，王羲之为什么落款“山阴张侯”，是何用意？从《快雪时晴帖》的内容看是比较正式的信札，不是随意练习书法的涂抹。同时，既看不出来是王羲之替“张侯”所写，也看不出收信人是“张侯”，故此“山阴张侯”在信札中有不伦不类之嫌。但是书中的字体却又是出自一人，并非是后人所增添。因此，我认为《快雪时晴帖》极^能是“山阴张侯”这个人临蓽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而故意巧妙地留下自己的“签名”。这个“张侯”还是一名书法高手，只是“张侯”是什么年代的无从考证了。如果现在我们看到的《快雪时晴帖》真是双钩描的蓽本，那么“张侯”极有可能就是唐代或宋代的人氏了。 事实上清代的吴升早就对《快雪时晴帖》提出了质疑：“东晋至今仅千年，书迹传流至今 可地说：“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留至今者决不可得。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欢欣幸之。”⑷既然是“决不可得'怎么又说“今乃得见真迹”。古人之语实在让今人觉得疑惑。我倒是认为《快雪时晴帖》的真迹早已绝迹了。故此，乾隆皇帝的“天下无双，古今鲜对”评价并没有错，错的可能是乾隆皇帝的鉴别能力。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中秋帖》（27cmxll.9cm,图3)。 学者们大多认为《中秋帖》传为王献之的手笔，属于纸本手卷，是古代书法作品中的精品。曾被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稀世珍宝。行书3行，共22字，全文为：“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然而此帖并无署款。所以，《中秋帖》是否是王献之的真迹成为最太的怀疑对象，远远4、亚十人们对《快雪时晴帖》的质疑程度。 清吴外《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送梨帖。”⑸董其昌认为此帖被割掉f儿个字，无法正常阅读。首先帝其昌填补了被挖去的儿个字：“中秋不复不得，想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菜其昌用的是“想未复还”的“想”字，而今是“相”，是否也是挖取了想下面的“心”字，还是董其昌的笔误，再或者是临幕者书写时留下的笔误，这仍然是一个谜。清陈焯《三希堂法帖释文》和《大观录》都记录了莆其昌的看法：“子敬书又名为一笔书。前有十二月割等语今失之。又庆等大军以下皆缺。余以阁帖补之为千古快事。宋米芾曾云：人得大令书割剪一二字售诸好事，以此古帖每不可读。后人强为牵合深可笑也。”1〃故此有人认为《中秋帖》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的作品。米芾是宋代书法“四杰”之一。故此他临写的《中秋帖》仍然被后世收藏鉴赏家视为珍品。宋内府《宣和书谱》，明张J1《清河书画舫》、《清河见闻表》、《清河秘箧表》，汪河玉《珊瑚网书跋》，清顾復《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内府《石渠宝笈·初篇》等书均有著录。 尽管《中秋帖》作为真迹被质疑，但是书法本身是宋代书法高手米芾所临，故此非常优秀，也是十分难得的书法精品。唐张怀瑠在上面题写了：“神韵独超天姿特秀。”还在《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⑶“一笔书”说法从此流传。因此《中秋帖》也被众多的收藏家以及御府收藏，显示了流传有绪的特点。卷前引首有淸髙宗弘历行书题“至宝”两字，帖正文右上乾隆皇帝(弘历）御题签“晋王献之中秋帖”一行，这些显然都是在陈焯之后补题的?卷后还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皇帝题跋，其屮附乾隆、丁观鹏绘_各一段。《中秋帖》曾经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明项元汴、清内府等收藏。最后溥仪将《中秋帖》偷偷 带出宫将其卖到了民间，在郭葆昌手上，后又被其子郭昭俊将《中秋帖》与《伯远帖》典当于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⑼到了1951年底，典当期将满时，时任总理的周恩来闻讯后，指示文物部门和故宫博物院等有关部门以高价回收，最终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尽管不是王献之的真迹，但其临蓽的原作的真实性还是可信的，毕竟反映出了东晋王献之的书法风格与特征。 最后看《伯远帖》（25.1cmx17.2cm,图4)。 《伯远帖》传为是东晋书法家王珣(350401年）的书法代表作，为纸本行书，5行共47字。全文是：“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蠃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占。远隔岭峤，不相瞻临。”王珣出身于东晋的王氏望族。其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导，父亲是王洽，祖父、父亲都精通书法。书圣王羲之是王珣的堂叔。《伯远帖》是王珣问候亲友病情的一封书信。连用两个“顿首”，表达了作者的急切心情。书法的特征有王氏传统的风格，字迹疏秀。淸陈焯的《三希堂法帖释文》记载帖上有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下有“乾隆宸翰”、“几暇临池”、“耽书是宿缘”三朱玺。⑶又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 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图5)钤“乾隆裒翰”、“涵虚朗鉴”二朱玺印。又I只：“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御笔又识。”°钤“乾”、“隆”二玺。乾隆皇帝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对真伪问题不是特别的在行。因为明人董其昌在该帖上称为“尤物”。董其昌的题字全文是：“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淹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逄墨迹此为尤物。戊戌冬至日，董其昌题。”40这段萤其昌的题跋今日乃所见后隔水，清陈焯的《三希堂法帖释文》上也有此记录。鉴于莆其昌的题跋，乾隆自然相信《伯远帖》是真迹。故此乾隆皇帝还在董其昌的跋后又御识四行小字： “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图6)这四行小字说明了乾降皇帝对《伯远帖》的真迹的信赖和对董其昌书法的欣赏。 然而，还是有鉴赏家不相信晋书有真迹在世。赵汝珍说：“又有记载‘刘不信有晋帖，故不收晋中帖，以为无真帖也’。明的人哪个时代没有， 只是没有著述的人……宋代时既然就已经说没有晋帖，而说今天还有，难道是天上飞来的？”还说：“晋代人真迹存世实际是由于米南宫颠言疯语造成的。”他用了《志雅堂杂钞》中记载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志雅堂杂钞》云：“米芾作‘宝晋斋’以藏晋唐真迹数十轴，其绝精者十轴，其斋匾则随所至挂之。蜀士刘泾巨济实与之颉颃，常谓年祀绵远，晋代奇迹盖已略尽，自李唐始为之著定，以示贵实不贵名。芾因而非之，常遗之诗曰：‘唐满书奁迹不收，都缘自不信双眸。’盖因心已达其精鉴之机，所以警策之者至矣。”如此看来，王珣的《伯远帖》就难以信是真迹了。当然，我们认为，《伯远帖》是否真迹还需要专家进一步地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其真伪，这也许还得有较长的时间。无论怎样，《伯远帖》是真迹也好，是宋人临蓽的也好，的确是体现或传承了晋人书法的风采，被历代的书论家赞赏。《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书画记》、《平生壮观》、《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初编》、《古书画过眼录》等书都有著录。《伯远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以来被收人内府御藏，与《中秋帖》一起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1924年溥仪出宫之时，让敬懿皇费妃将此帖偷偷夹在行囊中带出宫，后流散在外。据当时的《新民晚报》（艺坛通讯版）报道：“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乃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1951年周恩来总理得知《伯远帖》、《中秋帖》在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指示用高价收购，最终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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