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晓英近照 沈晓英出版著作 艺术简介 沈晓英，字筱轶，号虚白；1953年生于太原，祖籍河南罗山。国家一级美术师，山西师范大学书法硕士生导师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山西师范大学书法硕士生导师，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刻艺术委员会主任，供职太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代表著作《小篆识辨指南》《沈晓英书法新作选》等。书法论文入刊《书法》、《书法研究》、《书法报》等专业刊物，荣获第六届山西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国际书法论坛获论文入选奖。曾作为省、市书法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韩国。 自幼耽习书法篆刻，师从晋省名家张颔、李元茂、水既生、阎俊等。书长篆隶，印追秦汉，取法高古，且能融通，故自成浑厚稳实、雍容雅秀之风格。 沈晓英女士是一位学者型书法篆刻家。她集理论著述及书法篆刻于一身,长于篆隶、篆刻，智巧相证,游艺相得,走着一条以文养艺的纯正之路。她以小篆为基,广泛涉猎大篆、汉篆乃至商契文字,都在她的笔下随赋个性。笔者特别推崇她的汉篆,在她出版的《沈晓英书法篆刻精选》中,有几幅汉篆作品,如对联:“寡欲清心能受苦方为志士,宽宏大量肯吃亏不是痴人”，如方寸间的印文一般,布白精当,玉尺量齐。《心经》横卷三百余字的汉篆更是一气呵成,闲适自然,笔无挂碍。 中国书法史上,以汉篆入书者为三晋杨秋湄首创。杨秋湄,即杨笃,清末山西人,家学源渊,尤通训诂,曾为《山西通志》总纂,精篆隶和治印。他将汉印文字入书，用篆刻之切刀法入笔,参以卧笔顿挫,被张之洞叹为“绝诣”。之后,三晋名家赵铁山 、常赞春两人均继用其法,成就汉篆风格,于书艺打开又一法门。赵、常二人俱是博学多才之士,对金石、考据、字学之研究悉有同好,常有切磋探讨之聚。再后,涉及此道者,便是沈晓英了。初始,晓英在小篆的基础上,开始临习汉《三公山碑》、《开母庙石阙铭》,又从李元茂、吴连城先生处得到赵铁山的汉篆双勾和水印本,潜心研究,认真临习,终于又成面貌。她没有用切刀卧笔之法,也未用方笔转折,而是纯用中锋圆笔之法。笔者以为,书法创作在继承中有思考,有取舍,才能有变化,有发展。作者旨在求变,老树新枝,别开生面。 书法发展到汉代，由于隶书形成并发展成一个生姿焕彩的正体地位，篆书受隶书的影响亦发生了变化，自然而然地带进了隶法,成为汉篆不同于秦篆的基本特征，如《上林铜鉴》以及《黄龙元年之铜锭铭文》等,转折处亦变圆为方，以隶为文、以篆为额已成汉代书碑之风，这种变势，正是发展使然。晓英心仪先贤,又思求变,这正是学书的个性思考。须知，这一法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她从小逆境立志，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临帖，与毛笔结下了不解之縁，由于笃好所激发的顽强的求索精神,无疑为她的成功奠定了基石。她的篆隶和篆刻成就，以及多次出版的书学著述,给人留下了三条启示:一是尊师治学不倦,二是潜心治艺不辍,三是书刻相得不悖。 尊师是晓英数十年不变的品藻修养。她先后敬拜的老师有篆书兼篆刻名家李元茂,篆隶皆善的老书家闫俊,篆学大家水既生,精善魏体旳文物考古学者呉连城,兼精书艺的国学大师姚奠中,古文字学家、考古专家、篆学金石研究大师张颔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李元茂创办的省城首家书法培训班起,晓英对篆书和治印的喜好就规以方园,砚边临池,印床操刀,乐此不疲。人之为学莫重于尊师，随着技艺的不断提高，又转益多师，不断地向山西诸位名宿大家登门求教,在他们的建议和指导下,打开读书治学的天窗,先后通读了《説文解字》、《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简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书法史鉴》、《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字学概要》、《篆刻学》、《古玺印概论》、《汉字形体学》等字学和书学经典，研读周秦汉魏碑版，深入古贤，沐浴中华书艺之精华。记得在一次笔者书展的研讨会上,她曾深有体会地说：“书法是学问养出来的，成为一个家要有学术作支撑的”，此话是实践的真知，这是在她几十年书法篆刻的生涯中得以很好的体验。 在治学的同时,潜心治艺,遍临秦汉晋唐诸家碑帖,兼摹汉印,朝夕无间。她主攻小篆,以中锋运笔,得博临约取之妙。其实,书法史上凡有大成就者,无一例外地都在勤于治学和颕悟中获得创作的营养。石鼓文的圆浑,汉碑额的方势,在杨秋湄的笔下便方圆并用；峄山碑的痩劲清疏,吴昌硕起笔的藏重,在常赞春的笔下便揉成起笔圆厚、结字清逸的特点。他们对历代刻石都了然于胸,因而便取之有道,运之自然,由博而约,铸成了各自的风格。晓英的篆书正是吸收古贤法乳而成长起来的。今日书坛,所缺失的正是这种读书治学的精神。 古今大书家,无不是以大学问做根底的。李斯、锺繇、羲献,下及颜栁欧赵,苏黄米蔡,何尝不是!就三晋而言,傅山、祁隽藻、杨笃、赵铁山、常赞春等又何尝不是!做学问是真功夫,有了真功夫,才能有真收获。学篆者,不研究金石,不研究说文,不知周秦,不知书法发展的脉络,笔下焉能高古!学隶者,不通六书,不知褒斜摩崖之变,笔下焉能有大山森林之气!更何况,人之生,要变化气质,培育精神,使之通融天地,经纶在胸,有所作为。书法也好,绘画也好,不过是修养学问的功夫所具象的符号,如果仅仅是把这种符号当作资本,追名逐利,招摇过市,就本末倒置了。古人以之为“小道”,或曰“雕虫小技”,不无道理。郭沫若曾经在《鲁迅手稿》序中说:“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书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为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系,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涵养境界高,书艺也自然随之而化。赵孟頫在《跋兰亭》中云:“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看来,这位大师对不学无术又投机取巧、追名逐利的人够深恶痛绝了。以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正雄辩地说明,勤于治学才是游艺的正确之路。 晓英从艺,是先学篆书,后学篆刻,客观上践行了邓散木在《篆刻学》中强调的一句话,即“印以篆文为主,故学篆刻必先通篆”。晓英自己也有很深的体会:她认为,“篆书对篆刻线条的塑造均有参考与借鉴作用。一方篆刻作品,如何用篆,如何用笔,如何布局,通篆的作用很大。对篆书的种类纯熟于心,寻找自己的印篆系铳,便能改造变化为篆刻文字,变化为篆刻范畴的独立的篆法形式,使之在印章领域中又成为一种新的法则和规范”。印从书出,书从印入,晓英将书法的用笔和篆刻的用刀,如庖丁解牛般地结合为一,把字的严谨的结构和舒展变化的笔势渗入刻刀,运中有写,变化裕如,所以其篆刻便有了一种书写的气息,形成了自己圆健凝整的篆刻风格。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篆刻,师门严格,从汉印古玺入手,老师要求临一千方，当时经济困难,只能买青田边角料,双钩汉印上石,在老师的点拨下,临了八百多方,日进日新,年复一年,终于迈进书法篆刻的殿堂。 历史从来都会给那些勤奋好学又卓有建树者留着一页。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曾写诗赞曰: 晓色明天曙,英才簿女红。 翰香秦汉篆,印古溯泥封。
藏头为“晓英翰印”四字。余亦放胆步韵: 篆溯秦与汉,虚白旭正红。 读书开智牖,格调不须封。 乙未小暑于仰山堂吟香书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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