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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守病机”误读为“辨证论治” 教材宣扬中医看病的主要特色是“辨证论治”，但辨证论治是中医较低层面上的特色，《黄帝内经》并不突出辨证论治，反复强调的是“谨守病机”、“无失病机”。辨证时把某一时间点上采集到的症状集合在一起，分析它们的寒热虚实等属性，是空间的、静态的思维方式;抓病机则要求从动态的、时间的、相互关系的、综合角度看问题。 “证”是象，证象不明显时会“无证可辨”;而抓病机每能“握机于病象之先”，抓的是先机。辨证论治引导学生“有是证用是方”，容易被理解为对症疗法;抓病机则要抓产生证的关键因素，深层次的因素往往是不显于表的“隐机”、“玄机”。分析病机时还要把握“时机”，“七损八益”是从动态的角度教人抓时机的重要原则。 由于传统中医看病时并不局限在辨证候，于是也有些教材在讲辨证论治时说辨证的“证”包括了病因、病机。但在文字学上，“证(證)”和“症”是古今字的关系，古人讲的证就是症状，《伤寒论》“辨××病脉证并治”将病、脉、证并列;“审证求因”的提法说明“辨证”和“求因”是不同层面的两个步骤，朱丹溪的《脉因证治》将“因”和“证”并列，也说明辨证和辨因不是一回事。“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古代的“辨证”概念很简单，也很清楚。 现代的“辨证论治”把内涵无穷扩大了，证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如何去循名责实?《黄帝内经》突出“病机”，“伏其所主，先其所因”，概念、目标都很明确;现在把求病因和审病机都檃括到辨证论治中，以“辨证”为标识，篡改了传统的名称，概念混杂，重点不明。《荀子》曰：“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 中医疫病病因观的倒退 《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提出的是“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病因病机学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但虚不同于弱，“虚”是空隙、乖戾。天虚是天气乖戾而有隙，人虚是有隙可乘之人，虚邪是因隙产生和乘隙袭人之邪，故称“虚邪”。这较西医单纯注重直接致病源的疫病病因理论显然要全面和深刻。知道了“三虚致疫”，才能明白防“虚”不等于防“弱”，被邪乘虚而袭的人未必“弱”;才能明白为什么得甲流多的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的老、弱、孕、幼而是身体相对强壮的青少年人群了。教材摒弃了三虚致疫理论，反而推崇吴有性的“戾气”说，是因为吴氏的戾气概念接近于西医的致病微生物。把吴氏之说作为中医疫病病因观的先进代表，是从《黄帝内经》立场上的严重倒退。不讲“三虚致疫”，对“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深刻道理也就不可能讲清楚了。 中药成了“天然药物” 中药讲究的是药性。《汉书·艺文志》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因气感之宜”是讲药物的性能受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感应，与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辨五苦六辛”(五、六之说也源于五运六气)是辨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这是从中华文化天、地、人、物大一统的观念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中药药理学与西药一样只讲有效成分，只讲物质的结构功能，不再重视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归经等性能，中药成了西医理论指导下的天然药物。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 更新中医教材刻不容缓 德国著名汉学家满晰博说：中医在中国本土上遭到“恶意破坏、荒唐自毁的极端行为。”满晰博不理解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和当时中医界求生存的苦衷，故用词未免偏激;但那时编的教材客观上对中医学术造成的“破坏”和扭曲确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医界不必再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为逢迎社会潮流而曲意“自毁”了，应该对近代以来以教材为代表的被异化和失真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作出反思并进行溯源归真了。 国医大师陆广莘呼吁“重铸中华医魂”，是感到现在的中医学术已失“魂”落“魄”!中医的“魂”是什么?首先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医药理论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凝聚着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太极河洛，是阴阳五行。太极河洛是古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基本认识，阴阳五行是时间的动态模型，这些都是中医思想的灵魂。教材把太极河洛摈弃了，把阴阳五行改造了，现在讲中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向社会和世界弘扬中医文化，但我们完全不讲中医理论中对太极河洛思想的精妙运用，反而讲阴阳是“朴素的辩证法”、五行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这样的文化还能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还有向世界弘扬的价值吗? 为什么许多人感到学了中医教科书临床上不管用呢?丢掉了五运六气，模糊了三阴三阳，据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研究藏象，用有效成分分析方药，在西医的辨病之下搞辨证，以能合乎西医原理而沾沾自喜，诊脉成了做做样子，“天人相应”徒留空名……中医“落魄”了。 德国又一位著名汉学家和医史学家文树德讲我们的教材是按照外国人的口味编写的，他向我们忠告：“必须尊重中医的文化特质，在研究和发掘的过程中，不要走最终把传统医学改造成西洋医学的道路。” 不是讲西医的知识和技术对中医没有用，问题是教材有意无意地用西医的思想来要求中医，改造中医，抽换了中医的“魂”! 中医要发展，教育是基础;教育要发展，教材是根本!上世纪50年代的教材，为中医的生存和中医院校的兴办建立了历史功绩，其中的良苦用心也令人唏嘘。现在更新中医教材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了!期望着我们新一代的教材还中医本来面目，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和发展，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原刊载于2013-7-18《中国中医药报》“视点”栏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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