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98年5月4日，在福建省的一个小官宦家庭，庐隐降生。 虽然出身在封建举人家庭，但她出生那天，外祖母死了。庐隐从出生一刻便被视为极为不祥的预兆。 她就像一株被厌弃的小树苗，躲在一个阴暗角落生长。 不到两岁时，庐隐被送去乡下奶奶家抚养，三岁时，因家里生了变故所以回来。从此开始孤独的童年。 回到家后，她遭到家人讨厌，被安排和下人住在一起。九岁时，庐隐被送去管教严苛、条件艰苦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 庐隐性情里的执拗、脆弱而敏感，很大程度由童年的经历促成。 她曾回忆，“在我小小的心灵中，虽然没有自杀的清楚认识，不过我也模糊地觉得，即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乐吧。” 2 1912年，庐隐14岁，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哥的帮助，考上了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中学生活，从此出走家庭。这对于庐隐来说，是个重要转折。 海明威曾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不愉快的童年。 庐隐似乎被说中。 中学时代的庐隐开始呼吸新鲜空气，她抓紧时间吸收古典文学的滋养，阅读《红楼梦》《西厢记》等爱情小说。这为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根底。 庐隐在《玫瑰的刺》中有一段自我剖析：“我的不安于现在，可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且无时无刻不想把这种个性表现在生活上，我从小就喜欢飘萍浪迹版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 中学毕业后，庐隐辗转多地从事教员工作，1919年秋，庐隐21岁，“不安分”的她又以旁听生的资格，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她的大学时期，刚好经历社会大变革的“五四”，这对她影响颇深。 这时期的庐隐开始把大量的目光放在女性身上。她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且试图把这种看法付诸笔端。 1912年2月她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 最初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属于典型的“问题小说”。《一个著作家》写被封建势力和金钱所摧残的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一封信》写农村姑娘为了偿还债务，被地主恶霸虐待致死的惨状；《灵魂可以卖吗》写资本家的纱厂剥夺了女工的灵魂自由，使之成为机器的附庸；《余泪》写修道院附近小学女教师，在辛亥革命时上前线宣传基督教教义，呼吁免诛残敌，反被敌军子弹所中的悲剧。 3 在五四的语境下，和科学、民主、自由等观念一同苏醒的，还有爱情。 庐隐之后的创作几乎也只有一个主题，爱情。在她笔下，主人公向往和追求爱情，并且往往把追求自由恋爱当做反封建家庭、社会的一个直接手段。 庐隐自己也一直在追寻理想的爱情，无爱的成长环境使得她在成年之后对爱的渴求表现出异常坚定和激烈。 在中学即将毕业时，庐隐的母亲就已经张罗起她的婚姻。当时庐隐是个自恃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反感母亲的行为。 后来偶然在舅舅家里遇见了留日学生林鸿钧。庐隐从他手里借言情小说《玉梨魂》，为多情而薄命的女主人公流下许多眼泪。林鸿俊发现了庐隐的多愁善感，便给她写信，诉说人生痛苦。 庐隐对他悲苦的身世产生了极大同情，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情愫，在林鸿俊苦苦恳求下，庐隐决定嫁给他。 家人强烈反对这一决定，这反而更激起了庐隐的反叛心理。她写信给母亲：“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于是，庐隐和这个交往不深的表兄有了婚姻之约。 但这个决定，也让后来的庐隐意识到了仓促性。 接受了五四新思想后，庐隐发现表兄平庸守旧，他一心扑在仕途上，两个人志趣实在不相投。这怎么能走到一起。 庐隐在《恋爱不是游戏》一文中曾直接地表明了自己对爱情的态度：“实在的恋爱绝不是游戏，也绝不是堕落的人生所能体验出其价值的，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伟大无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丽的象征。” 在一片诧异声中，庐隐和林鸿钧解除了婚约。这是庐隐一生在爱情路上异于常人的开始。 4 庐隐经常参加福建学生的同乡会活动，还出任《闽潮》的编辑。在一次活动中，她结识了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郭梦良，初次见面两人都有怦然心动之感，但是郭梦良已有妻子，在家乡。两人只能把情愫隐在心里。 在一个假期，庐隐与郭梦良同游西湖，月朗风清之际，郭梦良道出心愿：“彼此结为连理枝、比翼鸟，做永守鸥盟的情侣和夫妻。” 当时的庐隐很喜悦，又充满矛盾。 自己本来已经是一个主动要求毁婚的女人，偏偏又爱上一个结过婚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不能被世俗所接受的。再者，要是逼迫所爱的人捐弃妻儿，自己实在残忍。 她陷入彷徨中。对爱的期盼，使自己难以放弃，现实困境又看不到出路。 她后来在1925年发表的成名作《海滨故人》中完整地再现了这一苦恋过程。这是本描写女大学生对爱情、婚姻思索与挣扎的小说，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基础。 小说中露沙是追求精神之恋的典型例子。露沙和梓青原本相爱，但梓青已婚，在旧纲常下，露沙深怀恐惧。她给他的信中写道：“梓青与沙之情爱，成熟已久，若环境顺适，早赋于飞矣，乃终因世俗之梗，夙愿莫随。” 在《海滨故人》结尾，露沙和梓青在海滨建造了一座精庐，可两人却不知所踪。他们想要一座这样的房子，独立于世俗之外，但有建造的勇气，却没有勇气在里面生活。 在庐隐其他作品中，也多次出现过寻求精神之恋的女主的影子。精神之恋是当时的她逃避现实婚姻的一个理想化选择。 5 1923年，25岁的庐隐还是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嫁给了郭梦良，他们在上海的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结合是快乐和忧患交织的，庐隐一边担任教师，照顾家务，还要写小说；郭梦良除了打理教务，研究哲学，也勤于编著。 但庐隐感到了对婚姻的淡淡失望。 庐隐在《著作生活》一文说：“我的《海滨故人》出版以后，我因为生活上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是满足了——就是在种种的困难中，我已和郭君结了婚。而一方面我是失望了，就是我理想的结婚生活，和我实际的结婚生活，完全相反。” 庐隐曾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然而，婚后婆婆厌弃，郭梦良前妻缠绕，庐隐为了生活奔波外还得忍受舆论的冷嘲热讽。 无望的庐隐又开始用笔对这种新式婚姻作拆解，向人们暴露那个年代新式婚姻的内幕和真实。 《前尘》《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三篇都是专门以新式家庭为题材的作品。《前尘》讲的是一个新婚女人的故事：一个女人与心爱的情人结为夫妇，有了较好的归宿，但她总觉得不满足。新婚后的第二天便感到“无限惆怅，压上眉梢”，原因竟是“觉得向往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面对繁琐的家务，想到以往“服务社会”、“经济独立”的理想，不禁对婚姻烦恼。 《前尘》中有句话写的是庐隐自己的心境：“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的变了。独立苍茫的气概，不知何时悄悄地逃了。” 更不幸的是，庐隐的女儿郭薇萱出生不久，郭梦良就因病去世了。 6 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9岁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学生、乐天派诗人李唯建，这是一位有着充沛生命活力的热血青年。 他们相识不久即陷入热恋。庐隐称自己“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 庐隐在与李维建结婚后，曾有过一个甜蜜而美满的时期，但很快她又感到了束缚。 女作家、女教员、主妇兼家庭管家，庐隐必须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同时两次怀孕也消耗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 1932年夏天，她的老同学苏雪林去上海，曾去愚园路的庐隐新居探望。“那一天庐隐穿一件淡绿色撒花印度绸旗袍，淡黄色高跟皮鞋，脸庞虽比十年前消瘦，还不如我想象中苍老，只觉得气质比以前沉潜了些，谈吐也不如从来的爽快了。” 庐隐自己在《秋光中的西湖》里，提过终日操劳的苦状：“我像是负重的骆驼般，终日不知所谓的向前奔走；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这种不能喘气的生涯，不容再继续了，因此便决定到西湖去，略事休息。” 1933年4月，35岁的庐隐在作《自传》时曾许下一个心愿：“我愿将我全部的生命贡献于文艺。我愿我六十岁作自传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那么我就在众人的赞叹声中，含笑长逝吧！” 然而庐隐这个小小的愿望未能实现。1934年5月13号，庐隐生产时子宫大出血，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36岁。 这个一生追求爱情的女人，最后也毁灭在了爱情里。 米格尔街 微信号：MiguelStreet 投稿：miguelstreet@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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