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了，有些人又开始扣帽子了

 

有感于“以大义责人”

刘二哥

杨绛先生辞世，举国上下以手机刷屏的方式表达哀悼寄托哀思。然而，这样一位文化老人的安详辞世，以及随后所引发的哀悼热潮，却令有些惯于“冷眼看世界”的朋友坐不住了，于是匠心独运地编织了帽子，准备送给刚刚辞世的老人家，一面继续自己的标新立异，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指控是，认为杨绛先生和她的夫君钱钟书先生缺乏政治担当，过于沉默或者曲笔行文，在黑暗的年月里没有发出响亮的批评的声音，因此算不得够格的大知识分子云云。

这顶帽子够大，指控也似乎很严厉，貌似也非常符合一部分朋友的口味。然而我总觉得哪里似乎有点不对劲。问题的关键似乎不是什么“在时代的黑暗面前，知识分子当何以自处”，而毋宁应是：钱杨有没有权利保持某种程度的沉默，“保持沉默”本身是否就一定构成某种意义上的“罪过”呢？

 

我以为不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好友台子的观点：欲以大义责人，可以责备他说了什么，却不该责备他不说什么。我们都身处某种历史气候之下，被时代潮流所裹挟，面对时代的丑恶，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甚至最勇猛的斗士也会痛感深刻。亦因此，我们或许不能轻巧地以后来者的立场，“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指控钱杨的没有担当或者“不大声批评”。

如吴薇女士所言，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与钱钟书、杨绛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在若干次政治运动中，多少人经历了人性的洗礼，政治的压力与生存条件的窘迫……自污成为常态，害人也未必获得惩罚……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再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

 

对于后来者而言，以大义责人自然是很方便的，但似乎缺了那么点同理心。的确，时代的黑暗需要大声说话的人去铁肩担道义，但要求所有的人都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姿态就有点不近人情了。更而况，知识分子的担当并不全都表现在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切上，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切也并不只有大声批评这样一种路径和一种形式。在黑暗的年代，不做帮凶和无聊的看客，坚守知识分子的本色和本然，做学术的探讨和思想的耕耘，为后世留下一点学术的薪火和文化文明的种子，这样一种纯静自持的姿态，并不应该被苛责。

杨绛先生已然作古，“我们仨”亦终于在天堂得以团聚。作为后来者，表达一点哀悼和哀思的心绪很正常，这并不必然就是某些人所想当然的跟风或赶时髦。批评是好的，但批评的姿态还是不要太刻意和苛责才好。二哥我平素批评得够多吧，但我自问还没有堕落到“为批评而批评”的地步。

 

那些在杨绛先生寂寞的身后忙着扣帽子的朋友，请你们高抬贵手吧。让饱经沧桑的她和他们安静地离开这污浊的世界，也是一种慈悲。苟且余生的我们，倒是可以常常扪心自问，面对社会的丑恶和时代的黑暗，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又做了什么。但这，已经与杨绛先生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