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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虎在莫高窟。摄影/徐彬 深秋的午后，徐小虎在白色的棉纱长衣外面加了件宝蓝色中式长袍，几个别致的纽扣结绾在一起，看上去别有一番东方韵味。一条白色围巾随意地搭在脖子上，显得活泼了不少。她的眼窝凹陷下去，睫毛翘翘的，皮肤比我们都要白皙，头发自然卷曲着，无不在强调她中德混血儿的气质。她的笑容里面带着一丝狡黠和调皮，十分可爱。要不是那一头银发提醒，“怎么可能！她已经80岁了？！” 2015年10月17日，西安。徐小虎在万邦书店正在作一场题为《古代书画中的真迹与伪作》的沙龙。一开场，助手介绍完她的研究和经历，又向大家补充说起老太太一生最自豪的事——“80年代在牛津大学研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毕业那年当了牛津大学研究生赛船队（OUGBC）的女队长，”徐小虎急匆匆地抢过话筒，自己讲述起来，“我参加过学院的赛船，也参加过学校的赛船，还代表牛津大学去参赛。更骄傲的就是牛津和剑桥一起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那个古希腊战舰是上中下三排划桨还是每个桨由内中外三个人来划船的一根桨……” 那次实验重现了近两千五百年前的171支桨的古代雅典超速轻快战舰，解决了伦敦《泰晤士报》上对其造型结构长达十多年的笔战，“那次经验让我体会到实验的价值，有些事离开书桌去亲身体验，要比空想更可能得到答案。”那个时候徐小虎已经50岁了，简直威风。 而徐小虎为人所知，多是源于她的吴镇书画研究。她用长达10年的时间对“元四家”之一吴镇的传世作品进行了重鉴，并写成《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一书，她最终认定在传世的吴镇五十多幅画作里，只有三幅半是吴镇的真迹，分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竹石图》《双桧图》《渔父意图》和只能算得了半幅的《中山图》残卷。这一结论颠覆了既有的固化认知，一时震惊四座。年逾八旬的徐小虎称自己是一名“流浪者”，即使这旅途走得颇为吃力，但仍旧天真而倔强地坚守着自己求真的脾气，在逆行的路上步履不停。她说，“希望能够兴起一场'以心开眼’的书画鉴赏革命”。 1934年，南京。在一个台风大作的天气里，一个红红的小小的皱皱的女婴诞生了。她的外公是北洋时期收复外蒙的皖系名将徐树铮，父亲是国际法学家徐道邻，还曾是蒋经国和蒋纬国的家教老师，母亲芭芭拉是个标致的德国美人儿，昆曲家徐樱和语言学家李方桂是她的姑姑、姑父。在出生之前，徐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男孩，而出生时的异常天象，更让他们觉得这是大总统要出生了，生出来全家人都愣住了，对此颇为失望。看着这个丑丑的女婴，年轻的父母毫无办法，连名字都没有立刻取给她。到出生后第3天，奶奶说，“再不起名字，她就要变成个傻瓜啦！”父亲之前养过一只名叫“小虎”的猫，但后来被汽车轧死了，他为此非常难过。佛教徒奶奶安慰他说，它要投胎的，是会转世回来的。 《易经》里讲，“云从龙，风从虎”，奶奶就给新生的孙女起了“小虎”这样一个听上去有些男孩子气的名字。 虎虎有生气，徐小虎是倔强的，用大人的话说，她的叛逆期被无限延长了。对于所有的事情，她会先听到自己心灵最深处无言的声音，然后再用脑袋和经验去仔细研究，之后把证据排列出来给同学、同仁看。其中有很多持相反意见的大人如家长、老师们说如此如此，古人一直说如此如此，她却不一定相信，不管怎么挨打怎么罚站，所有能用的惩罚都用过了，她想不通的那些所谓的正确就不会接受的。她用调皮的小孩子的语气说道，“以前我小的时候说人一过12岁就开始变笨，就放弃了感受真实的灵性，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懂什么才是真的。到了18岁的时候，我们就像大人一样笨了。现在我快八十二岁了，还是要这样说，大人们就是笨。她们是自愿变笨的，人为变笨是人类的巨大传统。是个违背心灵的巨大现实，让人无可奈何。” 她拒绝格式化的思维，对她来说是自小就有的优点。也因此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从小就具备了这种“天”生的纯心。她思维的窗户没有向很多的“笨大人的笨办法”敞开，而是开向“天人之道”了。 徐小虎3岁时，南京遭遇日本轰炸，一年以后她父亲在罗马做中华民国的代办（charge d'affaire），便举家迁往罗马。她在罗马上了幼儿园，小学读到三年级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和中国断交，她就又到了重庆歌乐山。因为是家中老大，没有哥哥姐姐陪她一起玩，她最常做的事就是跑到大树下，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感受自然的温度。日本轰炸机飞过来，大家都躲在防空洞里，她扒开人群跑到外面，坐在那块石头上，一边数头顶飞过的轰炸机，数了27个，一边觉得大人笨，怕在外面会被炸死，却不怕在防空洞里面会被挤死或闷死。当时的她并不知道1941年6月5日的“重庆大隧道惨案”——日军轰炸持续了几个小时，位于重庆市中心十八梯附近的防空隧道中，涌进了大量民众。拥挤、踩踏、窒息，6500人丧命隧道，成为二战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 “如果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儿好了。”坐在那里，她能看到歌乐山，看得到沙坪坝，看到嘉陵江，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大自然了，如果要在这个地方死去，对她来说反倒是件幸福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了解了，即使他们把我所爱的嘉陵江，包括我所爱的大山，都炸掉了，但那一刹那一定是永恒的。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也就变成跟我灵魂是一体的了。”回忆到这里的时候，她眼睛和鼻头都泛红了，本来还中气十足的声音发颤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是永远不会消亡的。我们没有死亡，灵魂没有死亡，即使我们来世变成猴子或变成树，又或是变成另一个人。”“所以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的，不是父母也不是朋友、配偶或者孩子。而是一个'神’，是大自然，也就是宇宙创造的原'法’。所以那是永恒的心，心就在最当中，我们就是从这个最当中生发出来的，就好像从地球上长出来的树，是从整个宇宙中心发出来的。”她微笑着说完这番话，这般安心的感受也是那颗永恒的心赐予她的。 徐小虎经过分析研究，认定吴镇《中山图》是一幅立轴画的上段部分，或是一件手卷的部分残余（经过了裁切）。 “她是一个多才、坚强、伟大的女人”。二战期间，纳粹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进行屠杀。徐小虎的母亲芭芭拉在发现自己的犹太朋友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后，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去向。“当时，大家都怕纳粹，关于这些问题都缄口不言。但我母亲不怕，她一定要弄清楚。”长期和母亲芭芭拉一起生活，徐小虎受了很大影响，“她教会了我质疑，对于自己不得其解的问题，要亲自去调查清楚。尤其是成年以后，我不再盲目相信固有的说法。我只认定自己看到的东西，不会在不了解的状况之下盲目地追随着固有的方向去走。”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60年代，她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中国艺术史，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是整个美国研究东方艺术的中心，在对中国书画的研究中，他们主张用科学客观的结构分析和时代风格相结合的方法来做书画作品的断代。而这种断代的方法并不需要做研究的人去实践画笔，而徐小虎却认为艺术是体验性的，艺术史学者也应该拿起画笔，“从做中学”。而她对自己理念的坚持也最终导致她和校方的培养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离开普林斯顿后，徐小虎开始了自由自在的游学生活。她在日本待了四年，一边撰写艺术批评专栏，一边观摩各种古画展览，利用日本丰富的史料资源继续展开艺术史研究。 1971年，她从日本回到美国，她一次次跑去找当时的书画鉴藏大家王季迁，请教各种各样的书画问题。王季迁自己也是书画大家，精于笔墨之道，面对一幅作品会马上告诉她一幅书画的笔墨好坏，通过笔墨好坏来做书画鉴定，而这种中国传统的鉴定方法是不做风格结构分析的。这时的她也在反思自己曾在普林斯顿接受过的风格结构的断代训练是不是可以和中国传统的笔墨鉴定相结合，她一度想起了自己最爱的歌乐山，再回去的时候，原本的针叶林完全变成了阔叶林，一棵松树都没有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在时代里面都会变，整个宇宙就是一直在变化，当然笔墨的行为也不例外。可是一般中国朋友就不那样想，他们就认为，我认识一个人、一件事，他就是认定了，也不问来源不问发展的。”师徒两人八年的对话，便结集成了《画语录: 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 普林斯顿受过的风格结构分析法的训练，加上在日本形成的不重名声而重美学价值的鉴赏态度，对于古画严谨的物理检查，尤其是对“补笔”的检视，以及从王季迁处学习的中国书画笔墨鉴赏的经验三者结合在一起，徐小虎研究中国美术史独特的“徐氏”方法论形成了。 关于她的研究方法，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许理和说，徐小虎冒险进入充满保守成见、固执观念、名望与物欲追求的领域中，“她对任何作品不作任何预设。在她的研究中，没有一块石头不曾被翻开来检视，也没有任何妥协。” 徐小虎《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 依据上述办法，在台大任教期间，徐小虎不断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提画并仔细比对分析，完成了《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一书的初稿，并以此论文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5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11在台湾被翻译成中文版正式出版（简体字本于2012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她研究中国书画鉴定新方法形成的标志，书里全面阐释了她在书画鉴定与断代的方法与步骤，她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世人找到吴镇书画艺术的本来面貌，而更能为书画鉴定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会有更多的同仁能参与到这个新方法的检验中来。 现实却很无奈，《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1995年英文版一经出版，台北故宫、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等权威机构，不仅对她的鉴定方法和结果置之不理，还依旧把仿画当做真品公开展出，后来甚至彻底拒绝她去提画。“他们以为台北故宫就不可能有假画，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衣服就是没穿嘛！”学术界的集体沉默令她颇为困惑，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在业界眼里，她似乎成了一个隐身的人。 让徐小虎更为遗憾的是，大众对于艺术，喜欢的并不是直接的审美体验，而是二手的概念。出自一双寻常之手的创意作品，和一件模仿名家的复制品，人们会惯常于选择后者。收藏已经不是单纯发自于艺术本身的行为，而是为了获得远远超过本钱的收益，她坚持认为艺术是爱，爱是从内心发出的力量，但是获取利益或金钱是贪。贪念是用来弥补内心深处的空洞，它是个反力量也是负能量的。 “艺术就是上帝的声音啊！”她坚信莫扎特潺潺的音符与我们加速的脉搏之间不必有任何界限，是灵魂在说话。所以在带学生做研究的时候，徐小虎要求他们不许先看字，不许先读别人写的书，不许先做任何文字性的参考，只去最直接的用纯心、打开的心来看作品。 在万邦书店的沙龙上，她向在座观众强调：“艺术史之宗旨是研究艺术之来龙去脉，而非叙述艺术大师的小传。我们也可以考虑：没有大师的艺术史。”在新书《日本美术史》英文版的第三版里的末了，出版方希望她加上“现代”一章，关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艺术成就。“我就说没了，现在艺术已经没了，都是在用设计去赚钱，艺术的本能在最近的几十年非常衰弱，似乎很少存在了。日本的近代艺术在这里也指向了人类心灵面对全盘毁灭的一种预知。” 画家陈丹青对徐小虎充满敬意，“因为徐老师针对古画真伪的个案进行研究，具体到某个疑点，这是极其枯燥漫长、虽然充满惊喜但很不讨好的工作，堪称'兴奋完了就遭罪’，但是徐老师坚持了50年。” 收藏家侯拙吾在朋友圈晒了这场沙龙，平时这种消息一经发出，他立刻会得到七八十个微信好友的点赞，但这条他收到的点赞数不超过5个。有时沉默也是一种表达，一种对抗，在大多数人看来，徐小虎怕是孤独极了。但她说即使一直被视为艺术圈的异类，自己也从未感到孤独，“我的兴趣在于发现。能发现，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收获来了，我就要拼命和同学、同仁们分享。”她说很多同行的身上，早已找不到这种探索的热情了。“我觉得失去了这种动力的学者蛮可怜的。所以，我本人一点儿也不孤独，我觉得封闭了心灵、锁住了脑袋的大人才孤独。” 问徐小虎，作为中德混血儿，自己的精神气质是更西方、还是更中国一些？她先是一阵犹豫，然后斩钉截铁地说，应该是更真实吧！“就是跟更真的人像，跟孩子像，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是真的，他们是直接跟那个宇宙中心联结的，我就是没离开那个中心而已。大多数人，过了12岁就开始逐渐离开了。” 徐小虎在万邦书店沙龙现场。摄影 / 田惠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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