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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凌晨1点，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走完了105年的人生。噩耗传开，今天网络哀思、悲悼满屏。“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平民情怀，文如其人，百岁人生，朴实本真，睿智，坚韧，达观，淡定，杨绛身上所有这些美德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构成了当代士大夫道德文章的至高境界，赢得了世人普遍的崇敬和思念。人们内心深处对善良、美好、平淡、本真人生的追求和向往也因此获得了寄托和共鸣。 杨绛是江苏无锡人，文学家、翻译家，但她与杭州，与法律都颇有缘分。杨绛晚年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写到，她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在杭州做过一个很小的地方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其父亲杨荫杭曾担任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在期任上，还曾因坚持依法审案、判处一恶霸死刑而与当时的督军、省长僵持不下，留下了一段独立审判、公正司法的佳话。 在回忆录中，杨绛这样写道：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查《浙江通史》，杨绛父亲杨荫杭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的任职时间为1914年2月22日，离任时间为1915年2月1日，在任不到一年。文中提及的督军朱某为海宁人朱瑞，省长为临海人屈映光。 据史书记载，朱瑞与屈映光在任期间，数次进京，或被召见“面商要政”，或呈请入觐。1915年，帝制运动起，朱、屈两人联名进劝，率先发电拥戴“洪宪皇帝”早日登基，是各省军政首长中支持袁世凯称帝最为积极者之一。 然而，就在这么两个与袁世凯关系非常密切的“土皇帝”前，杨荫杭仍然坚守法律原则，坚持要判处犯了杀人罪的恶霸死刑。屈映光见压服不了杨荫杭，便乘赴北京晋见袁世凯之机，告了杨荫杭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幸亏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仲仁是杨荫杭在北洋大学求学时的同窗老友，找机会向袁世凯报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袁世凯是个明白人，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便将杨荫杭调到北京，改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这段公案才告一段落。 杨荫杭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11年辛亥革命后，经张謇推荐，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之后历任浙江、北京等地司法高官，主张司法独立。1917年5月担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长期间，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曾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轰动一时。1919年辞去官职后，先后任《申报》副总编兼主笔、开业律师和自由评论家，其正直、严谨潜移默化，对少年杨绛产生很大影响。 杨绛先生晚年回忆，父亲当律师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少年杨绛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靠大学时，“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 谨以此文怀念杨绛先生，愿先生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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