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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十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既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研究专著，也是该领域内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一次铿锵发声。 丛书总主编、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说，现代化的模式千差万别，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形式。研究各国现代化历程，目的是学习其经验，警惕其教训，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借鉴。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学术需努力创造自己的体系，而不是做西方的传声筒。
钱乘旦：我也颇感欣慰。 这套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的最终成果。该项目于2005年启动，参与各卷写作的近70位学者，来自全国多所著名高校与研究机构，都是各自领域里的权威研究者。我们这支学术团队的水平是很高的。 这套书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研究专著。之前也有相关研究专著出版，但多为单本，比较分散，课题也比较单一。当初申请立项时，我报了9个子项目，专家委员会担心我们做不了这么多，建议我们先做6个。当6卷本出版后，社会反响非常好，很多人提出，既然写“世界现代化历程”，怎么不把整个世界都写进去？于是我又组织了4卷，这就做到全覆盖了。 解放周末：当初是出于怎样的动机要编写这样一套皇皇巨著？ 钱乘旦：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英国史和现代化历史比较，这套书正是这两方面研究的结合。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和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随着我对英国史研究的深入，就产生了对世界现代化做整体研究的念头。对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来说，现代化都是一条必经之路，编写这样一套丛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解放周末：除总论卷外，其他9卷按地域各自独立成册，但各卷构架相近，都是围绕现代化模式作论述和总结，所以，“模式”是本套丛书的主题？ 钱乘旦：对，因为不同模式是世界现代化研究的核心。 关于现代化，西方学者普遍强调西方经验的普适性和示范性，把全世界的发展都纳入到西方模式中去。但世界现代化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展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本书对不同的道路和模式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实证的研究，通过研究说明：尽管现代化是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共同趋势，但现代化的模式却千差万别，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利有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形式。 比如，“欧美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模式和“正确的”模式，它产生于欧美历史的自然形成过程中；在欧美国家，它们的现代化模式也是不同的，比如英国模式、法国模式等。对非西方地区而言，盲目照搬或移植西方国家的做法，只会出现“水土不服”；只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成功。 解放周末：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不仅可以帮助国人了解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增进对当代世界的总体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再次观察中国现代化的经历与现状，认真思考我国今后的发展。 钱乘旦：若能如此，出这套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研究 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对时代的关怀 钱乘旦：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大约在20多年前进入高潮，现在已趋平静，确实不像前段时间那样火爆了。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走红国际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现在则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背景了。 解放周末：何谓“话语背景”？ 钱乘旦：就是它的话语威力至今仍然强劲，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 解放周末：普通的中国读者或许疑惑：这样的研究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钱乘旦：在经受了深重苦难之后，中国已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而必须去做。所以，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真实的；在今天，现代化仍然是国家的目标和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的生活。 这就是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持续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背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它将历史与现实交融一体，体现出对时代的关怀。 解放周末：能否用一句话概括您从事了30余年的现代化研究？ 钱乘旦：我们的研究是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行交叉和立体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对现代化过程有完整的了解。 过去几百年，在世界各地，都有先有后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变化的方向一样，变化的结果也基本雷同，这是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因此，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多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 钱乘旦：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国家中，现代化进行得顺利、取得相当成功的并不多。即便是最早进入和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英国，它的工业化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等。英国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这些都需要研究。 今天，多数国家仍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甚至刚刚起步，它们碰到了许多问题。是什么阻碍了它们的进程？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陷入类似的困境？这些也都需要研究。 解放周末：现代化研究起源于西方，二战后，西方面对一大批新出现的独立国家和新形成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想了解这些国家，一方面想控制这个世界，就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视角，“现代化研究”应运而生。西方通过它把自己的价值和判断输出给别人。 钱乘旦：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是为中国服务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现代化，迫切需要了解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知道各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希望知道各国积累的经验。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地。 解放周末：通过考察世界历史上主要大国的现代化进程，您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过诸多洞见。比如上世纪80年代，您从对英国史的研究中得出“改革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模式”的结论，虽然这在今天已是常识，却在当时引起震动。 钱乘旦：革命是现代化转型的一种方式，法国就是这种方式的一个典型；但与革命相比，改革的优越性在于造成的社会动荡最小，付出的代价最少。 对比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就很能说明问题。英国自“光荣革命”后再也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学会了用和平、渐进、改革的方式不断改变，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法国却饱受政治动荡之苦，它的经济发展也长期不顺利，在与英国的较量中一直处于下风。 解放周末：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为何您的这一观点还是引发轩然大波？ 钱乘旦：当时许多人，包括知识群体，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的意义和价值是认识不足的。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革命的方式而不知道改革的方式，认为革命可以“一步到位”，不知道和平、渐进、改革的方式可能更加稳健。 历史教科书几乎没有介绍改革这种模式，这是不应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比革命更难，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 解放周末：改革的价值在今天是否已被充分认识? 钱乘旦：未见得。当下中国，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改革的价值仍然是被低估的。比如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就存在严重的误区。 英国是第一个完成民主转型的西方国家，但在这之前，英国花了四五百年时间进行法治上的准备，又在法治基础上花了差不多200年才走完民主化过程；法国大革命是在没有法治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变成了没有约束的绝对民主，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1793年制定的宪法，虽然在字面上设计了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但这部宪法根本没有被执行过，因为社会太乱，无法执行。 先法治再民主，这不是哪个学者想出来的，而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不懂历史随便说话，怎么行？ 钱乘旦：欧洲在近代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控制着世界霸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居于优势地位，扮演着“世界主人”的角色。西方人习惯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正是这种思维定势，构筑了西方在近代以后的话语优势。 解放周末：这样的立场和出发点，使得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和学术论述难免存在偏颇。 钱乘旦：现在书店中陈列的许多关于西方文明的作品，要么只介绍基本知识，要么只提其长处而不说其短处，这就很容易造成误导。西方人只讲自己的长处而不讲自己的短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天底下的人都喜欢只说自己好；可是作为中国学者，大可不必跟在西方人后面。 我们观察西方文明，优势就在于不在“那山”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过去500年是西方占据世界优势的时代，西方文明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但它的短处也充分暴露了。最近几十年世界格局开始扭转，原先被压制的其他文明正在缓慢、但异常坚实地回到近代以前那种彼此不分高低的状态。一旦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平等了，这个世界就会太平许多。 解放周末：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西方文明? 钱乘旦：在西方（西欧）中世纪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东方是先进的，西方是落后的，落后许多。我说的东方不单指中国，而是整个东方，包括印度、中东、伊朗，甚至拜占庭。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西欧在那个时代高度分裂，直到14、15世纪，西方才出现以民族为基本支撑点的近代民族国家，这是西方崛起的开始。但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专制王权的出现，专制王权引导出一个又一个现代西欧民族国家，如果不是专制王权把西欧从封建状态中拉出来，西欧到现在还深陷分裂之中。 每一个西方国家几乎都经历过专制主义阶段，这是它挥之不去的历史。这段历史经常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抹杀；但历史终究是历史，真的就是真的，是掩盖不了的。西方崛起的过程，也是对外扩张、殖民、屠杀和掠夺的过程，这些也是一部分西方人试图“忘却的记忆”。 解放周末：了解了历史就会发现，很难说西方文明“根正苗红”。 钱乘旦：可是他们反过来说：除了西方文明，其他文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根子是烂的。但事实不是这样。 解放周末：我们看西方、了解西方已经有段时间了，为什么还是没能看清楚、弄明白？ 钱乘旦：因为我们经常把西方看得很高，仰着头看，好像它在天上。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术越来越“西化”。这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做中国学术，而是说，许多中国学术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筒，对西方的学术不思考、不检验，而是直接套用，甚至直接重复。 解放周末：这种“唯外是从”的倾向是怎么形成的？ 钱乘旦：从历史背景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明清以后，中国日趋封闭，其思想与学术也日益僵化，丧失了应有的活力。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为救亡图存，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将注意力锁定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理性上，认为这些是西方强盛的基础。对意识到自己的欠缺而急于摆脱困境的几代中国人来说，汲取西学便成了要紧的事。这导致近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全面转型，从内容到方法、思维方式、语言，都以西学为表率，及至今日，已成定型。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了解和介绍，我们对西方学术和西方思想已经不再生疏，甚至相当熟悉了，随着无数翻译作品的出现，甚至是三四流作品的出现，外来成果的权威性在无形中一步步树立。比如一篇刚写出来的、未经时间检验的西方某所大学的博士论文，转瞬就可以成为中国学界模仿的标杆；而西文某个新概念一出现，用不了多久也就会成为中国刊物的热门词汇，诸如此类。 解放周末：这样的“拿来主义”显然是要出问题的。 钱乘旦：对，问题出在缺乏思考上。现在的危机是盲从，而不是无知。显然，我们需要关注西方的学术，紧追学术前沿，抱虚心学习的态度，舍此就不能进行学术交流，不可开展学术对话。但无论是学习借鉴还是交流对话，都要“先了解、再吃透、有思考、做分析”。 做好学问需要这12个字。其实，西方学术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它的独立思考与批评精神，有批评才有创新，有思考才有活力。西方人一直在批判自己，比如康德批判、黑格尔批判、“科学理性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等，通过批判前人，后人才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新的体系。举例来说：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凯恩斯批判自由放任，供应学派又批判凯恩斯，等等，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在批判中发展起来的。 如果哪一天，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哈贝马斯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世界体系论批判”这样的研究，即便开始时它显得幼稚，也是走向成熟的一个开始。 （转载须注明来源：微信号“解放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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