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军事与德国不同，现代意大利很早就形成了稳定明晰的外交战略，而且，这个战略非常合理。但是，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发展缓慢，综合国力建设同样乏善可陈，这使得意大利的国家战略实施起来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是，大多数意大利政治领袖及意大利普通民众，都没能看清这一点。正如俾斯麦嘲讽的那样，意大利野心很大，可惜牙口不好。正是这种战略目标与可用力量的失衡，造成意大利在二战中的彻底崩盘。这绝非某个人、某个党、某届政府在一个具体时段内的偶然失误，而是一个传统性失误的累加结局。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又一种类型的“战略失败研究”的经典样本，并赋予二战中的意大利战史以独特的价值。 目标与手段的失衡 国家战略的制定首先应明确战略目的，其次应把握住目的与资源之间的平衡——既要为目的而发展资源，也要因可用资源的有限性而适时调整目的。 从战略目的的确定方面看，统一后的现代意大利有如下3个维度的5种战略选择： 第一维度：直接参与霸权竞争。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北向争夺欧陆控制权，最终成为一个类似德国的陆权大国。（二）南向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进而：1.满足于成为一个区域性海权大国；2.控制地中海后，西向自由进出大西洋，东南自由进出印度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海权大国。 第二维度：间接参与霸权竞争。实质是自我定位为一个砝码国家，在欧洲政治阵营日趋二元化分裂、集团化对立的情况下，以中立置身事外，看准形势后再加入胜算较大的一方，进而扩大国家利益收益。 第三维度：置身于霸权竞争之外。实质是利用德国崛起造成的地缘震荡，乘机韬光养晦，全力规避于大战之外，实现自身的全面自强后，再根据欧洲形势的变迁灵活制定新的战略目的。 在这5种可能之间如何具体选择，固然取决于意大利决策层的主观追求，但从理性决策、内政服务于外交的角度讲，硬性限制战略目的制定的因素，仅在于资源的可用程度与客观的外部战略形势。以前者而言，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人口规模、国家疆域、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军备力量、科研能力等“国家实力”层面的资源，也包括一个国家的先天地缘资源。 从地理形势上讲，意大利虽然不是一个岛国，却非常接近岛国的形势。它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面是易守难攻的阿尔卑斯山。在这样一个近乎封闭的环境里，海军对意大利的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其不仅可以扩展海外利益，而且可以有效保护本土的安全。同时，作为一个狭长的半岛国家，意大利主体部分由亚平宁半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组成。亚平宁半岛像一个阳台一样探入地中海的中部，而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又分别为地中海第一和第二大岛，这就使得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占据了极大的地理优势。 但是，如下6个因素却限制了这个优势的发挥。 1.科西嘉岛与马耳他岛的地理阻碍。正如马汉在19世纪末就已指出的那样，由于科西嘉岛和马耳他岛分别处于法、英的控制中，从而严重限制了意大利的地理优势的发挥。 2.地中海的封闭性。由于地中海被陆地包围，而意大利对沿岸地带的控制权非常有限，这一点与第一点结合，导致意大利难以形成地中海的局部霸权。尤其当英国同时控制住直布罗陀与埃及的情况下，就算意大利谋得了地中海的区域霸权，也难以自由进出大西洋与印度洋。 3.战略重心地带转移造成的战略价值缩水。早在17世纪，欧洲的战略重心就已经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使得意大利在列强竞争的棋局中仅能发挥次要战略影响。 4.国家实力的局限。统一后的意大利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始终屈居列强的末席。以世界制造业份额而论，意大利自建国到1900年，始终是2.5%，而德国实现了4.9%到13.2%的巨变，美国更是从7.2%上升到23.6%，俄国也从7%上升到8.8%，奥匈帝国增加缓慢，从4.2%到4.7%，只有英国在下降，但其基数大，是19.9%到18.5%。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钢铁产量，这在当时直接决定一国军事力量的强弱。1890年，意大利的钢产量是1万吨，同年美国是930万吨，英国是800万吨，德国是410万吨，法国是190万吨，奥匈帝国是97万吨，俄国是95万吨，日本甚至也达到了2万吨。直到1930年，意大利的钢铁产量才突破百万吨大关，达到170万吨。但同年美国的产量是4130万吨，德国是1130万吨，法国是940万吨，英国是740万吨，苏联是570万吨，日本是230万吨（编注：上述数字除注明，一般指1880至1938年间的情况）。 5.自然资源的进口依赖。意大利的矿产资源非常匮乏，仅有大理石、汞、硫磺和少量的铅、铝、锌和铝矾土等。在关键的煤炭、铁矿石和石油资源上，长期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以煤炭而言，由于煤铁复合体型经济的发展，煤炭在19世纪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陆、海军机动（火车与轮船）都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直到上世纪20年代，意大利能源需求的83%仍然依赖于进口自英国的煤炭。 6.人口素质的局限。意大利的“文盲率在全国为37.6%，而其南部更为严重，远远高于西欧和北欧的任何国家”。19世纪末，意大利人自己统计，德军新兵平均每千人中只有一个文盲，法军是每千人中有68个文盲，奥匈帝国军队是每千人中有220个文盲，而意大利军队是每千人中有330个文盲。而19世纪军事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战争日趋技术专业化，这就使得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由于上述6个方面的局限，意大利不仅难以调动充足资源进行世界霸权竞争，就算是谋求区域霸权，亦力有不逮。这就排除了其直接进行霸权角逐的可能，而只能在担任战略砝码或韬光养晦之间进行抉择。二者共同的前提在于，意大利必须置身于霸权角逐的主轴线之外。差别则在于，充当战略砝码必须具备成为砝码的价值，具体体现就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必须足以对霸权角逐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由两次世界大战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仅能进行韬光养晦式的规避战略。 以此而言，意大利确实具备两方面的客观优势，而这两点均与当时的外部战略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其一，德国崛起造成的地缘震荡。德国的统一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的空前剧变，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的国家战略则进一步激化了列强间的权力冲突，从而令德国问题成为1870至1945年欧洲权力冲突的核心问题。结果就是，霸权角逐的主轴线在英法德俄四国之间形成，而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制衡性力量。于是，意大利得以置身于霸权角逐与权力冲突的主轴线之外，从而具备了扮演战略性砝码或进行韬光养晦的战略前提。 其二，苏伊士运河开通制造的地理价值回升。就在意大利最终统一的前一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这一事件使得地中海的战略价值有所回升。对大英帝国来说，一个重要的战略命题在于，维护连接东方资源地带与本土的运输畅通。在这种情况下，一条穿过地中海的航线远比绕道好望角便捷。因此，意大利欲将自身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转化为切实利益，就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协助大英帝国巩固这条战略航道，还是帮助大英帝国的对手破坏这条航道。这一选择的实质是选择充当何方的战略砝码。 第一阶段：角逐全面霸权时期（1870至1914年） 现代意大利在制定国家战略目的时，始终未能摆正自身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之间的位置，实质是未能理性对待历史与外部环境的变迁，从而无视欧洲乃至世界战略形势的巨变，而欲恢复罗马时代的光荣，具体表现就是谋求环地中海的势力范围，并将突尼斯确定为海外扩张的头号目标，“因为突尼斯毗邻西西里，战略位置重要，加上在那里定居的意大利人越来越多，何况它是古代迦太基故地”。 但是，单独依靠陆上力量是不足以跨海征服突尼斯的，还必须借助于强大的海军力量以保障陆军的输送和后勤供给。可是，如果真的有了一支足以在地中海称雄的海军，意大利自然可以封锁“西西里-突尼斯”蜂腰，又何必非要征服突尼斯呢？ 事实上，意大利既没有强大的海军也没有强大的陆军，结果是法军于1881年捷足先登，夺取了突尼斯的控制权。意大利不仅没有深刻反省自己国力的缺陷，反而不理性地将法国锁定为假想敌，大力发展陆军以与之争衡，这就严重阻碍了意大利海上力量的发展。 更不可思议的是，意大利在与法国敌对的同时，又将奥匈帝国也确定为假想敌，从而自陷于两线作战中。关于意大利与奥匈帝国的矛盾，马汉曾从海权论的视角作出过理性的判断：“亚德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编注：约241公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编注：64公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 对意大利而言，将突尼斯作为海外扩张的头号目标，不失为一个较为合适的有限目标，而且可以借助于协约国与同盟国阵营的对抗来牟利。但是，意大利在争夺突尼斯的同时又要控制亚得里亚海，不仅两线作战，而且对手横跨两大阵营，这就绝非意大利孱弱的国力所能支撑的了。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其军费开支仍仅能占到法国的七分之一、奥匈帝国的一半。同时，人口相当于奥匈帝国67%、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奥匈帝国55%的意大利，却维持了相当于奥匈帝国78%的兵员、64%的陆军开支。这又影响到意大利的总体资源分配，进而影响其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二阶段：充当战略砝码时期（1915至1918年） 正是由于逐渐意识到实力不足，意大利逐渐转向一种新的战略，即利用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阵营的对抗，以战略砝码的身份两面要价，谋求最大的利益分割。根据这个新战略，意大利虽然最初参加的是同盟国阵营，但在一战爆发后，却明智地选择了中立，直到协约国一方开出了更高的价码，意大利才转而在1915年5月对同盟国宣战。 就充当战略砝码本身而言，意大利确实抓住了当时的战略机遇。其最终抉择既不乏灵活性，也表现出了对战争趋势的明智判断。可是，两个认知失误和一个决策错误却导致严重的后果： 1.目的与资源的矛盾依然未能解决。如前所述，任何战略目的的制定都不能超越可用资源的支撑范畴。以此而言，借助于一战的机遇，意大利当然可以扮演一种战略性砝码，但其收益既受到“砝码”自身重量的制约，也受到运用砝码的方法的制约。事实证明，国家战略的运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绝非只是将这个砝码放到天秤的某一边这么简单。参加协约国阵营，固然是一个外交上的明智选择，也确保了意大利的最终胜利，但单纯的胜利没有意义，正如李德哈特强调的那样：“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即令这个所谓较好者，仅仅是就你自己的观念而言……假使你只是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 这就要求在战略施行的具体过程中，要能够灵活、理性地运用自身力量，以确保形式胜利稳步转化为实质收益。而现实的制约正在于，由于自身国力的局限性，无论意大利在一战中参加哪一方，都不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贡献有限的情况下，注定了意大利能够得到的利益转让也是有限的。而且，就算是协约国许诺的利益转让，最终能否确实得到，还要看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和贡献。 2.忽视了战争形态的变革。19世纪可谓一个军事变革频繁进行的世纪，具体到意大利这个个案上，有两点变革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战争的工业化总体战趋势日趋加强。其影响就是战争的持久化和巨大的消耗性。战争越来越是综合国力与战斗意志的持续性比拼。但是，意大利忽视了这一点，认为战争可以很快结束。其二，陆战中防御性力量日益占据上风。这又是如下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战场火力的持续增强及其与堑壕、铁丝网的结合，在战术上加剧了防御性力量的优势。在拿破仑时代，士兵们使用的老式前装弹火枪发射丸型弹，且不能在雨天使用，射速缓慢（每分钟能打两发就不错了），射击精度极其糟糕。到了美国内战期间，步枪的射速、射程，尤其是射击精度，都有了很大的改良，与拿破仑时期相比，步兵在火力线内的冲锋距离已经被拉远了5倍以上，士兵也可以借助掩体做精确射击……在这种情况下，老一套的刺刀冲锋已经失效（只有极个别情形下才会奏效）。这一时期，依靠内燃机为动力的装甲武器还没有诞生，进攻的难度可想而知。（2）铁路与电报结合加强了作战层面的防御优势。因为火车不能离开轨道，而陆军可以而且必须自由越野运动。这就使得蒸汽载具只能用于战略用途，而无法在战术与战役层面有效推动会战胜利一方的追击和扩张战果。因为一旦脱离了铁路线，部队依然只能依靠原始的徒步行军与畜力运输来机动。与此同时，因为电报必须借助于固定的电报线，故而胜利方往往在快速越野机动中造成信息脱节。相反，防御一方却可以通过电报及时获知战果，并利用后方的铁路网调度兵力到新的战略性要点上，以抵消一次会战失利造成的恶果。这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很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完全可以成为决定性胜利的会战，在南北战争期间只能成为又一次交锋的预告。所以，战争开始呈现持久消耗状态，一次会战的意义已经不再重要（哪怕这场战争的规模非常惊人），重要的是交战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和将战争坚持到底的意志力比拼。 当战术性防御优势与作战层面的防御优势结合在一起后，就导致了一战中陆战防御优势的全面形成。在这个前提下，意大利受限于有限的综合国力，其战略选择可分为如下3个优劣等级：上策：置身事外，利用一战的良机自我发展，并以中立换取英法在某些利益上的让步。中策：担当非决定性的战略砝码，参战后，陆战以守势为主，乘机扩张海军，并以此有限贡献换取战后的有限利益转让。下策：追求成为决定性砝码，进而追求国势的大规模扩张。参战后，以陆战为主，且奉行攻势战略。 由于错误的国力定位，历史中的意大利恰恰选择的是下策，客观上等于是认为数量优势和意志力的结合可以抵消自身技术装备、兵员素质与组织制度的劣势，结果在大规模陆战中死伤惨重却收获甚微。 3.参战时机不当。意大利的参战本身就是一个战略的奇袭，如果能够协调好军事资源，完全有可能同时对同盟国进行一次作战的奇袭，这多少可以弥补一下其自身的实力缺陷。可是，意大利参战时，正是西线已经陷入僵局、德奥联军在东线连战克捷之时。1915年6月，俄军被逐出加利西亚。9月底，俄军又丢失了波兰与立陶宛。而意大利由于战备不足，且过于保密，忽略了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协调，以至于其陆军总参谋长直到宣战前3周才得知本国即将参战，且对手不是法国而是奥匈。至于意海军，更不幸，直到陆军即将发起进攻的当天，海军总参谋长才被告知，针对奥匈帝国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将在本日子夜展开，此前海军刚刚组织了以法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这一切使得意大利的参战完全未能挽救协约国在东线的溃败，其自身反而“很快成了英法不能不加以保卫的负担”。 综合上述3点，意大利虽然依靠正确的外交结盟最终成为战胜国的一员，可这个胜利只能算作一个形式上的胜利。战争造成“50多万将士阵亡，60万被俘，100万负伤，其中45万人终身残疾”。 “3万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因战争伤残致死。仅在1914至1924年间，战争的财政代价就达约265亿里拉；随后1919至1924年间，与战争相关的花费还有108亿里拉”。意大利的经济结构也因战时的军火需求遭到扭曲，战争结束后，一方面是大量工人面临失业威胁，另一方面却是“一个扭曲的经济，潜在着原材料短缺、缺乏出口渠道的问题，又没有一个健康的国内市场支持”。与此同时，回乡的士兵则发现，“自己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别人飞黄腾达：不光是金融和工业投机商大发国难财，连有点野心的农民也趁此机会购置了很多土地”。 尽管德奥俄三大帝国瓦解造成大片权力真空，可精疲力竭的意大利已无力去填补。又由于战前许诺给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大多变成了新的民族国家，而英法美三国也都不希望意大利过度扩张，这使得意大利的实质收益极其有限。如此一来，战时付出巨大代价的意大利国民普遍不满足战后的利益分割，认为这是政府无能的结果，从而制造了长期的内部动乱，最终为法西斯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未完待续）（编辑：马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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