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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78年的10月下旬，我来云南版纳东风农场一分场三队已8年半。8年多啊，干的是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吃的是缺少营养的粗劣食物。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枯燥，付出几乎整个青春的我又得到什么呢？几乎一无所有！不仅如此，在一次农场对知青捆绑吊打的现场，我因为看不惯随口说了一句打抱不平的话，没想到事后不久，他们竟也把我捆到场部暴打一顿，打的我腰子出血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如果一个人活着就是在这山沟里无休无止的受苦受累，甚至连正常表达自己想法的话都不能说，那么，这样的活着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这鬼地方我实在不想再待下去了，我想回城！回家！ 对于回家，未婚知青似乎还存有那么一丝希望，我已成家，成了家的知青在人们常规认识里连这一丝希望都没有。为此，我的一个已婚知青朋友非常悲观苦恼，他写信给我吐露心中的忧闷。虽然我们同命相连，但对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无论已婚还是未婚，无论云南还是其它地方，知青是一个整体，命运是共同的，要解决，都会解决的。我还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搞到现在，已成社会问题，积压的矛盾总有一天要爆发。 果然，隐约传来风声说有知青往上写信反映情况。 那是一封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写信的是我们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有人用大字报形式把它抄出来贴在我们东风农场场部及我们一分场场部。 我们三队离场部近，消息传来知青纷纷去看。 那时，农场里知青凡家里有权有势有背景有门路能走的都已走了；一些幸运的知青被推荐读书回城了；不少女知青自寻门路找个离家近的农村把自己嫁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普通知青，想走走不了，留下又不甘心，沮丧无助，茫然无望。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突然看到一封向中央政府反映知青的苦并要求回家的信，就像看到了一丝可以回家的希望，非常激奋！ 知青的心乱了，他们无心劳动, 相互告知，发泄不满。一些人在煽风点火。 我们一分场三队也许是离公路、场部以及丁惠民处相对较近信息多的原因，或许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总之，在知青的这次闹返城运动中表现凸出。 首批北上请愿团团长黄玉海是我们队的；同黄玉海一起北上后又一人去北京，同丁惠明他们一起被王震接见后又大胆直呼其名的刘庭明也是我们队的。他们在这次知青运动中表现的如此勇敢让我刮目相看。 我自己也是在这次运动中被大家推认为东风农场的负责人或者说是召集人，参与并组织了知青的活动，后作为代表去景洪与丁惠民他们一起为知青的事日夜忙碌，参与并主持与官方的谈判，亲历了知青内部为北上的事产生的分歧和激烈冲突。直到运动结束。 其实，运动刚开始时我并不想出头露面冲在前面，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因为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不比那些单身汉无牵无挂。 一旦踏进去后，接下来的事往往身不由已。可以说我走到这一步其中一个原因是被知青朋友推上去的。他们推我，一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好（有人因此称我为“小北京”），凡运动中需要到广播里去说什么他们总叫我去。另外，运动中有什么事要做，他们也喜欢叫我。在这过程中，大家认可了我。另一原因是在参与做这些事时，我发觉有许多具体的工作需要有人出面去做、去组织。否则，闹哄哄没个计划安排不行。于是我就有意识地去做了。对于运动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下一步打算，也常有知青找我商谈，渐渐地大家也就信任了我。 知青闹回家，回家的事其实农场解决不了，知青也不相信农场和地方政府能够解决或者往上反映我们的问题。怎么办？只有我们知青自己直接去北京。于是，我们东风农场“北上请愿筹备小组”应势成立。 有了组织，有了打算，随后我们开展募捐活动筹集经费。 12月7号，各农场的知青代表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议，通过了由丁惠民执笔的《请愿书》（即第三封信），并在各“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赴京请愿筹备总组”。组织成立后，他们派人找州委领导交涉，提出要求，要北上请愿的合法手续。 州委领导躲避、拖延、推诿……。 8号下午知青在景洪城里静坐示威，交通堵塞。 9号，筹备总组决定全体罢工并决定15号北上请愿。 12月10号，我们去分场广播室宣读罢工宣言。 去时广播室时刚好没电，大家坐在一起聊起了赴京请愿的事，期间，有人就对一些代表人选的能力表示怀疑，对他们的一些做法也有不同看法。 对代表的人选问题我也有同感。当代表是必须能为大家说话做事的，需要勇敢，需要理智，需要一定的知识和表达能力。如果关键时候不能及时应对，或者缺少表达能力怎么办？这可是关乎到知青未来命运的大事啊！ 我想，与其这样，还不如我自己去，我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 我把这想法一说立刻得到大家赞同，不过他们还是劝我回去和老婆商量商量再作最后决定。我理解大家的好意，毕竟这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跨出这一步，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一会电来了，我坐在话筒前，认真地将“筹备总组”关于罢工的命令读了二遍。文字不多，几句话，但它却代表了我们知青闹返城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罢工，这在以前根本就不敢想象的事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发生了，而且竟然是我坐在广播室面对话筒对全分场的人说了，我的声音通过广播线扩散在各个连队上空。 回家后我把决定当请愿代表去北京的事同老婆一说，叫她不要担心，带好小孩。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但她没有反对。她明白，这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是关乎我们自己命运以及我们孩子未来的大事。事情总要有人出头去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她相信我。既然决定了，劝我注意身体，有事同其他几个人商量商量。 北上请愿在积极准备中，除了选代表、募集钱款、组织纠察队，还要准备大旗、标语、横幅、代表证、纠察队袖套等等用品。 那些活跃的知青基本都是单身汉，大大咧咧，晃来晃去。即没有针线刀剪，几个人住一间屋也从不锁门，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肯定不放心。我是有家的人，有一个相对独立安全的空间。我又是负责人，这些具体的事很自然地就放在我家来做。 从分场部借来的油印机、蜡纸钢板油墨等堆放在我家，纸张、布匹、堆放在桌子上。另外我们还同老工人家借来一部缝纫机。 旗子、纠察队袖套和代表证等都是我老婆（上海知青孙菊萍）亲手做的。我记得那小小的代表证是我老婆把红布建成一条条，下面剪两个角，上面用缝纫机踏条边。代表证、纠察队上面的毛笔字是我们队王振荣写的。这些东西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些，是当时做多出来的，我把它带回上海，搬几次家都没舍得扔掉，一直保存到现在。它见证了我们的一段岁月，见证了知青的一段历史。每当我看到它就想起那些个“激情燃烧的日子”。 12月14号是我们东风农场北上请愿代表集中去景洪的日子。大早，各分场赶来的代表以及送行的几百知青聚集在总场部门前的广场上。我们事先规定代表们除简单的私人生活用品外其它东西都不要带，因为我们要带印刷机、纸张、旗子等北上用品。 蜂拥而来的几百知青聚集在总场部门前，那条唯一通往大勐龙的路因此被堵死。 许多不是原先定下的代表也吵闹着要去，本来就没车，这更添乱。你说他不是代表叫他不要去，他不干，说谁规定的？我就是代表！我就要去！吵吵嚷嚷。 自发的群众运动大概就是这样。 虽说人多杂乱，但气氛依旧凝重，因为大家心里清楚，这种事情不是闹着玩的，后果很难设想。 此时来了辆小车要去大勐龙，里面坐了个什么领导还带着两个带枪警卫，说是国务院什么科研单位。见路堵死，非要走，气势很大。 此时的知青怕谁？根本就没人给他们让路，于是争了起来。我上前劝小车等一会，我们在等车，车来了就走。他们不肯，非要走。那年纪大的领导模样的人还出来用教训的口气指责我们。我一听，怒了，我们知青摊着这样的命运已经够苦了，如今也是没办法。我们在这里苦了8年多了，你等一会难道就不行？凭什么由你来教训我们？你又神气什么？如果历史倒转，我难道会比你差？ 还是不听，竟然要发动车子强行走，一怒之下知青把小车抬了起来，四轮腾空我看你怎么走？还好，没把它掀翻。 就这样大约堵了两个多小时，9分场来了部东方红55拖拉机，代表们纷纷爬上去把车斗挤得满满。 拖拉机突突地一路开到景洪大桥那里后，我们决定下车。为什么在这里下？因为我们是知青选出的正式北上代表，我们要有意识地展示我们知青代表的形象。 下车后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每人胸带红色的代表证非常严肃地步行进入景洪市区，引起了市民和知青的注目和围观。 就这样我们排着队一直走到师部第二招待所，进去一看，呵！竟然不见一个工作人员，全都跑了。难道把我们当土匪了？ 这叫怎么回事？农场的招待所不接待农场知青代表，这怎么行？这么多代表们要吃要喝要睡觉，怎么办？我一个电话打到州委：这事必须给予解决！ 很快，有车子送来了米、菜、油盐等，依旧没人。算了，有东西就好，剩下的事我们自己来干。 下午与省委、总局、州委的代表谈判。 会议在师部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一个长条桌，对面坐着10多个政府代表，我们知青代表坐着的有20多个，后面又围站着很多人。 会议由我主持，知青里有谁要求发言由我来指定。 官方谈判的目的是要稳住我们不要北上，就地解决问题。他们能做的其实只是安抚。对于知青提出的各种困难、问题和要求，他们统统答应给予考虑或者解决，唯有对知青要回家的关键实质问题从不正面回答，与我们周旋。 农场8年多来，知青算是看透了，就这么个天高地远的山区，就这么个管理体制，劳动方式不变，劳动内容不变，生活就是出苦力干活，你说能解决什么问题？能有什么改变？谁来搞都一样，怎么搞都一样。 一个缺少个人权利自由的群体，能把他们怎样？ 只有回家，拿到城市户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官方代表又稳又压，知青代表情感过激。谈判始终处于紧张的不和谐气氛中，很难融合，自然没有成功，没有结果。 也不会有结果。 为此，筹备总组决定推迟一天北上。消息一出，知青哗然！原来定好15号北上，为什么要推迟？大家议论纷纷，多数四川人持反对意见，街上很多知青也持反对意见，其中大部分是我们东风农场的。 晚上大家又为此事争论，直到深夜。 12月15号，情况一下子变得混乱而紧张。 代表分成明显两派，一派是北上派，一派是暂留派。北上派坚决要求立刻北上：说好了要北上请愿，为什么又不去了？不北上我们上来干什么？我们上来就是要北上的！既然同政府谈不拢，那还谈什么谈？不谈了！再谈下去纯粹是浪费时间。早上中央台广播说北京召开的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结束，有什么结果吗？没有！还是那些老调调，根本就没说要解决我们知青的问题。我们应该乘现在知青都起来的时机立刻北上，直接向中央陈诉我们的要求。 他们急切的要求总组立刻作出北上的决定。 另一派意见是想借助知青大罢工形成的压力同政府方面谈判，走正规路线。如果在谈判桌上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又何必强行北上呢？如果实在谈不拢，再做决定。 赞成北上的人占多数。 期间，政府又多次派人找丁惠民谈话。 下午我与丁惠民说事，他向我宣布，决定不北上，要我做工作。这事，我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影响。 最后，迫于北上派的压力，丁惠民同意他们先行并给了他们部分物资和经费。 12月16号早上，版纳知青首批北上请愿团43名代表在景洪大街上庄严宣誓后出发。 虽然之前知青内部发生激烈争吵，但毕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目标一致。有人先走，我们这些留下的知青组织了欢送。 12月的版纳，阳光依旧灿烂，但这支北上队伍和我们送行知青的心情却是沉闷的，气氛悲壮而凝重。或许是因为之前的争吵引起的不愉快还留在心里，再加上对这次北上一路艰险的后果难以预测，大家一路无话，默默地行走。 就这样，我们一直把他们送到大桥边，队伍停了下来。在这里我们合影了一张照片（见上面题图，中间是我）。之后，黄玉海带领他的首批北上队伍打着请愿的大旗走过大桥，勇敢无畏地踏上了去昆明的路。送行的我们就这样静静的默默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渐渐远去变小的身影直至最后消失。 身旁的丁惠民对我又像是对他自己有点沉重地说：走了。 我说：走了，不过，我还看得到前面那一小点红色的旗帜在飘动。 丁感慨地说：只要旗帜不倒就好。 下午,丁惠民召集我们开会，剩下的代表重又选出新的常委，我是其中之一。 丁惠民想把“赴京请愿筹备总组”的名称改为“解决问题筹备总组”，未获通过。 12月17号，我们继续与官方谈判，没有共识，没有结果。 又有知青代表开始积极活动要求北上。 我的意见是第一批北上队伍刚走才一天，我们什么情况还没了解，不宜立刻组织第二批北上，至少应该先观望一下，了解他们情况后再作决定。 我的意见遭到了否决。我的常委职务也默默让别人替代了。 晚上，我在师部招待所29号宿舍组织我们东风农场各分场的代表开会，传达了与官方谈判的内容并请大家谈谈北上请愿的看法，而后集中我们的意见传上去。 各叙己见，没有统一的意见。 之后，丁惠民决定北上，说：“大势所趋”。 12月18号，同第一批北上请愿出发仅相隔一天，第二批北上请愿团56名代表又出发了。 一面写有“云南版纳知青二批赴京请愿团”的大旗被重庆女知青谢继红举着走在最前面，后面是一条条巨大的横幅：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付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我们要回老家去，再后面是四个男知青抬着一副担架，丁惠民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棉大衣。他大概是病了，或者是累垮了。 队伍在景洪街心花坛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在几千名知青和景洪市民的关注和围观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仪式结束后，带着我们5万云南知青的期望，他们北上了。 虽然对二批北上的时间我保留意见，但既然“大势所趋”，我对这次行动依旧表示支持，他们真诚勇敢为知青利益奋不顾身的行为让我感动。 这是一支悲壮的队伍，展现了我们知青誓死要回家的坚强决心！ 此行命运难测，我祝愿他们成功，平安归来！ 下午，胡建国回住处，杨XX不知去向。各团向总组请示的人都找我，我布置了“以罢工为中心开展各种活动……”。至于什么活动，忘了。 虽然我没随他们而去，但那股热情和义气还在，我对我们东风农场留下的代表说，我们要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12月19号，又有很多代表找总组，没人。结果找到我。我佈置了任务，具体什么任务同样不记得了。 农场的罢工在继续，各农场总有新的问题出现需要解决，我找到原省工作组老杨，他竟然把两手一摊说丁惠民走了后没留下任何事情。 原先谈判时他坐在我们对面，对我们这些代表很尊重，确确实实把我们当根“葱”，如今丁惠民一走，他竟不把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放在眼里，全当没这回事。一怒之下我对他说：我不是代表个人来找你，我是代表我们东风农场留下的工作组来找你谈问题的，你们这样毫无反映是不对的。如果近期我得不到你们回音，我将以我们东风农场为主力组织第三批北上。 其实这也是一时的气话。知青代表北上第一批走了43个，后又走了56个，加起来近100人。这100人是知青运动最热情最积极的参与者，是运动的主力，主力部队走了，虽然留下胡建国、杨XX全面联络工作，但气势大减。我们再要做什么事已不是那么容易了。 丁惠民是一面旗帜，政府只认他，不认别人，知青也知道他，他一走，什么消息也没有，我们只能先看着。 下午一点多，我搭车回东风农场我自己的家。 首批北上请愿知青在昆明堵铁路，二批知青正往北京方向赶，云南知青把事情闹大了。 中央派出工作调查组很快就要到我们农场。这是一件大事，如何迎接他们？如何接待？我们应该有个计划安排。 有人建议我们组织知青在中央调查组面前下跪请愿，我不赞成这样做，问题归问题反映，为什么要下跪呢？不好！我觉得没必要。 这里还没迎来调查组，那边突然间又听说要复工。 复工？为什么复工？知青什么问题都还没解决，怎么就复工呢？我从心里不赞成复工。我想了解具体详细的情况。 我把各分场的罢工知青负责人集中到了师部，在那里我们开了个会，听景洪农场十分场的胡长安传达丁惠民关于复工的电报并与他们当场通电话了解详情。 又是一阵激烈的争吵，结果，同意复工。 79年1月8号，我们贴出复工通令，有知青不理解，但经过解释，基本没啥。 晚上我到分场部，有几个连队的知青反映说他们不知道，要我最好在广播里讲一下。农场干部也这样要求我，复工的事他们当然起劲。我没带复工通令，顺手把贴在墙上的通令揭下来在广播里读了二遍。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话筒，大约一个月前，我激情宣读：知青大罢工。今天，我草草地宣读了复工令。 知青运动似乎从高潮走到了低谷，知青的命运至今还没个明确地说法，它将会怎样发展呢？我感到有点迷茫。 有人鼓动我组织第三次北上。 1月9号早上，我收到黄玉海发给秦宝民的电报，大意是他们6号到北京，丁惠民妥协已返滇，他们不回来，要在北京坚持下去，要求我们再捐款支持。 大家等着我的表态。 我怎么表态？知青运动走到这一步是我没有想到的，队伍分成了两股，一股宣布复工马上就要回来，回来后运动将如何搞？我也不知道。另一股黄玉海他们留在北京还要坚持下去，坚持需要钱，钱在哪里？再号召捐款，怎么去号召？用谁的名义？怎么去解释？怎么做工作？ 我很纠结，有些话又不能明说。 干脆，我辞职。 在观察和等待中大约又过了10来天。 突然传来消息说可以回家了，想走的统统走，一个不留！ 面对这突然降临的惊喜，所有在农场的知青都拼命地忙着办理个人回家的事。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回味一下这幸福的味道就逃也似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壮观的胜利大逃亡！ 没有想到，闹腾了几个月的轰轰烈烈的知青返城运动就这样突然地完美结束了。 回家，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把老婆孩子的事安排好后送他们先回上海，然后开始收拾我的一家一当。我是结婚成家的人，我要把这些带着我们生活记忆的用品带回上海。 4月，西双版纳的旱季太阳如火，再过些日子，就是傣族人的泼水节了。但，那是他们的节日，我，就要走了。 20多平方米的小屋如今空荡荡的，上面是枯黄的茅屋顶，四周土坯垒起的墙上糊着的旧报纸斑驳破碎，77年我们结婚就住着这里，后来我的孩子也出生在这里。这里也是我的家呀！所有温馨而美好的记忆又在我眼前浮现。 就要走了，离开这个空荡荡的家，离开这块生活了9年的土地。一种饱含酸甜苦辣的感觉涌满我的心。 忽见墙角有我们当时闹事时留下的笔墨，觉得似乎应该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点什么，于是挥笔在墙上写下; 帝发此地一游， 虚度青春八个， ……。 关于最上面题图的说明： 这张照片是一个我们称为刘姐的人给我的，她是武汉人，随军来到景洪，在景洪新华书店工作。她非常关心和留意知青的事，多年后她把这张底片给了我，问她是谁拍的，她说自己也忘了。在此表示感谢。 以下三张图片来自重庆知青邹盛永主编的影册《见证历史》
左是木瓜（王强），中间是金震海，右面是金夫人孙菊萍
本文的写作得到知青朋友肖忘的指点 相关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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