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犹河也，流之必至于海也，势也。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
书如河流，百川终归于海。这不仅仅是梅曾亮在这枚为杨以增篆刻的“海原阁”藏书楼印的边款，其实更应该说是梅曾亮为杨以增的藏书楼海源阁所写下的《海源阁记》当中的一句话。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山东聊城的文人杨以增为父守丧时，想起了年轻时候曾经对父亲许下的藏书志向，因而开始着手修建自己的藏书楼。藏书楼道光二十年建成，并命名为“海源阁”，取自《礼记·学记》中的名句：“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杨以增认为“学者应涉海探源，知源之所出也。”
 既然是“藏书楼”，当然需要有数以万计的珍贵古籍，除了杨以增自己的收藏之外，他还想到了同年好友梅曾亮。
梅曾亮，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人，自小便工于骈文的撰写，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主讲钟山书院的时候，梅曾亮曾在姚鼐门下，专注古文，很受姚鼐的称赞，因而名声渐起，之后“读周、秦、太史公书，乃颇寤，一变旧习”。后来梅曾亮考中进士，又在京师居住了二十多年，“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文法”，他是桐城派后期非常重要的作家。林纾在《慎宜轩文集序》里写道：“得桐城之嫡传者，惟上元梅曾亮。”吴汝伦《孔叙仲文集序》也说：“郎中（姚鼐）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曾亮，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师，京师大夫日造门问为文法。”刘体信曾经称赞：“桐城文家者，自以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诸人为巨擘”、“梅郎中品端学粹，文行甚高”。
 而杨以增就是在道光二年春季的京师殿试中与梅曾亮相结识，当时两人一同中举，梅曾亮以三十七岁中三甲第八十九名，杨以增以三十五岁中二甲第八十三名，甚至差点同发贵州任职，只因为梅曾亮奉养父母“不乐外吏”而作罢。但两人的友情却在这次相识中逐渐根深蒂固。
面对杨以增修建藏书楼的愿景，作为同年又是朋友的梅曾亮自然全力支持，不仅奉上自己的大量藏书，还为杨以增写下了一篇《海源阁记》作为纪念。之后杨以增致力于藏书事业，“禀承家学，一专于书，搜罗典籍，不遗余力，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乃悉集于聊城。”梅曾亮等至交好友们也帮助他进行各种藏书的鉴定，海源阁随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仅杨以增一代，藏书就达到了十余万卷，其数量可谓充栋。后来历经杨氏几代传承，至清末，海源阁藏书达三千余种，二十余万卷。中国历史博物馆将“海源阁”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皕宋楼”并称为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其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而这枚梅曾亮所刻的“海原阁”田黄方章，就是“海源阁”的藏书章之一，可见其历史价值。
 但这枚印章，所蕴含的却又不仅仅是历史价值，与《海源阁记》不同，它甚至并不是在“海源阁”初创时篆刻的，而是在其后的十三年，也就是咸丰三年（癸丑年，公元1853年）。这一年前后，对于梅曾亮而言，实在发生了太多风波。
朱琦《柏枧山房文集书后》中记载：“咸丰二年寇乱而江南陷，先生间关憔悴，挈家辟淮上。”咸丰二年前后江南陷落，梅曾亮为躲避太平军而携家人到了王墅村躲避，生活仰仗他人，过得颇为窘迫，他曾经作诗描述了当时的景况：“村南村北如鸡栖，青衫破帽行步迟。相逢但是无家客，同话天寒缩手时。”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咸丰三年），梅曾亮完成了这一枚“海原阁”印章的篆刻，甚至在边款上，还刻下了他当年给杨以增所写的《海源阁记》中的句子。即便是颠沛流离之中，梅曾亮所想起的，仍旧有关于好友杨以增以及自己付出许多帮助的“海源阁”藏书楼的记忆。对于梅曾亮而言，“海源阁”不仅仅是一座藏书楼，这枚田黄印章也不仅仅只是一枚普通的藏书章，它们所饱含的是梅曾亮与杨以增两人之间的深刻友情，以及他们十多年前共同经历的藏书时光。
 或许是他在此期间与杨以增有过信件往来，又或许杨以增从他人处得知了梅曾亮的窘境，总之在第二年，即咸丰四年（甲寅年，公元1854年）的秋天，时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的杨以增将这位同年至交接到了自己的南河督署之清宴园。还是《柏枧山房文集书后》的记载：“是时先生（梅曾亮）亦自王墅徙居淮上，而馆于河督杨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
杨以增自己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伯言同年以甲寅秋，携家自王墅移居兴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馆余署之清晏园。以同年三十余年之久，经忧患之余得见，而聚处朝夕，不可谓非幸事矣。”字里行间都是对梅曾亮四处辗转漂泊的同情、痛心以及两人在忧患之后终得相见的庆幸之情，二人之情谊由此可见。对于梅曾亮在避乱之中还不忘为自己刻下“海原阁”田黄印章的深厚情义，杨以增自然也是投桃报李，不仅接济梅曾亮一家的居住饮食，甚至还亲自为梅曾亮整理、校对文稿，准备出版《柏枧山房诗文集》并作序。而在《柏枧山房诗文集》的序言完成之后，不到半年，杨以增因病去世，梅曾亮得知之后，哀痛之下亦去世，前后相隔仅二十四日。“刊既成，先生及见之，未几，杨公卒，先生惊悼亦卒，年七十一，是为咸丰六年正月。”
 而这枚田黄“海原阁”印章，形制方正、石质通灵华贵、色泽金黄醇厚，是海源阁这一清代著名藏书楼的见证，是梅曾亮与杨以增深情厚谊的见证，是梅曾亮对至交的藏书楼拳拳之心的见证，是梅曾亮晚年漂泊避乱生活的见证，甚至是晚清江南一带太平天国起义的侧影。
 梅曾亮
梅曾亮（1786-1856），中国清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苏上元 （今南京）人 。道光二年 （1822）进士。梅曾亮少喜骈文 ，与同邑管同交好，转攻古文。姚鼐主讲钟山书院 ，二人俱出其门。管同早卒，曾亮居京师20余年，承姚鼐余势，文名颇盛，治古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有继主文坛之势。
杨以增
 杨以增丙舍读书图
字益之，号至堂，又号冬樵，生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卒于咸丰六年（1856年），32岁中举人，35岁全进士，后历任贵州荔波、贯驻知县、贵阳知府、广西左江、湖北安襄郧道员、河南开归陈许道员、甘肃按察使、山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权陕甘总督、江南河道总督，谥曰“端勤”。以增“平生无他嗜，一专于书，所收数十万卷”。建有“海源阁”藏书楼，不仅藏书，而且著书、刻书，所著书有《退思庐文存》、刊刻本有《海源阁丛书》，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学者。
海源阁
 海源阁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清道光二十年进士杨以增所建，位于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阳言语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总计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四千余种，金石书画不胜枚举。杨氏第四代人杨保彝编著《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及《海源阁书目》计有208300卷有余。另有不载于书目者尚多。它与江苏常熟县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其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
《海源阁记》
昔班固志艺文，自六艺而外，别为九流，则凡书之次六蓺如诸子者，皆流也。非其源也。况又次于诸子如诗赋诸畧者乎？然当秦火后余裁数经，至汉成帝时间二百年，书已至万数千卷之多。而自汉以后几二千年以至于今，附而相堆积，而相摧演，而愈淆釃而愈支，昔之所谓流者，且溯而为源，而流益浩乎？其无津涯。故书犹河也，流之必至于海也，势也。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虽然，是海也，久其中而不归，茫洋浩汗愈远而不知其所穷，惝然不知吾之所如浮游乎？无所归休以终其身为风波之民，不亦惫哉？然则何从而得其归？曰：“有史焉足以纪事矣，有子焉足以辨道术矣，今且类其物而分支，比其物而合之。摭一书为千百书，而其势犹未已也。”由今以观魏晋人说经，于唐人载之外别无见也。其见于史、见于集者亦希矣。然今之说者，不惟视唐加详也，且视汉而加详也，夫汉唐人之书具是矣，其后此者非衍词也即变文也，不然而鑿空者也，而作者勤焉，学者惊焉，以千万言说书之一言，而其辩犹未知所息也。昔之人有言，曰：“十三经十七史外岂有奇书？”夫古今才人如此其众也，著书垂后，怪奇伟丽者如此其多也，而云尔者是知源者也。同年友杨至堂无他好，一专于书，然博而不溺，如子言，凡书之因而重骈而枝者，悉屏绝之，其可乎？曰：“乌乎可游滥觞之渊而未极乎？稽天浴日月之大浸是未知海之大也，又安能之源之出而不可穷也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