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与靖康学潮（二）

悦读院 2016-06-04

展开全文

四

“外交”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内政腐败铸成的。如果当时宋内政清明，国力强大，区区一个金还不足为患。

徽宗的时代，本来有条件成就一个盛世，结果却求其次亦不得，弄得一败涂地。对此，徽宗当然要负很大的个人责任。徽宗的多才多艺，在古今帝王中少见，他的穷奢极欲，也十分突出。“花石纲”“丰亨豫大”等等花样，对这段历史稍有兴趣的人都不会陌生。徽宗的性格，尤其是他的趣味，导致了他的宰执层为群小所垄断。当时的朝政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不够传神，但不会过分。（比如君臣混在一起“道市井淫言媟语”[1]等等。）徽宗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罪己诏中这样说：

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戌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靡侈成风。利源商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屡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2]

国家被胡乱折腾得不成样子，说一句“不悟”“不知”，是太便宜了。但在一个没有统治者认错传统的国度里，皇帝能说出这样的话，已不容易；而皇帝能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也就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了。

五

徽宗下诏罪己的时候，宋的情势已十分危急。

早两个月，金开始南侵。金军所过之处，只受到小股零星的抵抗，宋的主力部队不是一触即溃，就是望风而逃。如果看看不久前的宋辽战况，宋军的表现并不出人意外。出人意外的是回归不久的那些北地汉民在关键时刻的“开门揖盗”。（比如“朔州武州代州汉儿为内应”[3]。）这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为什么？人性的弱点，像乐生惧死等等，无疑是有的。说“回归”後中央政府没有采取妥善的对待，也非全无根据。《陷燕记》中所说“失燕人之心者三，致燕人之寇者三”[4]，即都取之于事实。不过，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北地汉民并没有宋人所想象的那种归宗感，用现代的话，或者叫“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辽亡前，辽的秘书郎王介儒使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很重要。他说：

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5]

当我们切身经历了现代许许多多统独纠葛提供的经验，我们应该比沙文主义者，比种族文化优越论者，比一切形形色色的“南朝”人，更能体会王介儒这句话的份量。

十二月九日，燕山府守将郭药师向金东路军统帅斡离不（完颜宗望）投降[6]，这对促使金东路军孤军南下直抵东京，起了关键性地作用。郭药师统率的守军，在当时宋军中战斗力最强，朝廷中寄望于郭部的大有人在。所以郭药师的降金，除了具体的军事意义，对宋还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金军南侵的消息传来後，引起了宋君臣极度地恐慌。“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敌之计”“宰执日聚都堂，茫然无策，惟遣家属散之四方”[7]。二十一日徽宗急忙下诏罪己，二十三日禅位太子恒（钦宗）。徽宗的禅让，只是在恋位和惜身两者间的选择，和让贤毫不相干。当时的权臣，面对国难的表现，也都是只求一己的安危，什么守土保民，宗庙社稷，统统都可以弃之不顾。统治者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主要不在于浪费了多少资源，而在于面临危急的时候没有担当，需要负责的时候不负责任。徽宗和他的宰执层在这点上表现的非常典型。

陈东和太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走上历史舞台的。

六

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已持续了太久的时间。钦宗登基，出现了改变这一局面的转机。不过人们还是心有余悸。蔡京四度为相，打而不倒，陈瓘父子、任伯雨、陈次升、陈师锡、陈祜、常安民、何昌言、江公望、雍孝闻、陈朝老等人因反对蔡京而遭罢斥，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太学议政风气素来浓厚，可私下议论和公开出面，毕竟还有不同。陈东提出要扫除弊政，打倒权奸，开始还得不到响应。“虽平日与其腹心者，然亦忌惮。盖以数人用事日久，盘根错节，恐未易以言破也。”[8]对于扫除弊政所面临的困难，陈东是有认识的。他在一首诗中说：“山狱遭埋没，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积势，渐费扫除功”[9]。但他的态度是决然的，“设得罪而死，吾不悔。”[10]在那样的危急时刻，陈东的坚定态度和道义感，对以怀抱修齐治平的周围同学，一定会有所感染和激励。十二月二十七日[11]，数百太学生终于挺身冲破校方的阻挠，随陈东伏阙上书[12]。

陈东第一次上书的内容是发蔡京、梁师成、王黼、童贯、李彦[13]、朱勔所谓“六贼”的罪状。陈东说：“方此夷狄侮慢中国，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御夷狄之难，以安中国之势。”当今收心求策御狄安国的最最急务，在于“先诛所谓奸臣贼子”，只有奸臣贼子诛，才会出现“智者献谋，勇者竭力，忠臣义士莫不捐躯效死为陛下用”的局面，才能根本解决“夷狄之患”。“智者”“勇者”“忠臣义士”，代不乏人，隐而不现，是因为权奸当道，朝政黑暗，所以诛除奸臣不仅是为了清算旧账，也是为了开出新局。陈东在书中历数了“六贼”的罪行後，要求“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与众共弃，传首四方，以谢天下。”[14]

蔡京等“六贼”是奸臣和贪官，以后通过戏文，为国人家喻户晓。《靖康前录》说王黼家被籍时，有“绢七千余匹，钱三千余万”[15]，这个数字或许是被夸大了，但即便缩小到十分之一，对一个“政府官员”仍是太大了。“六贼”的其他几位的家产也都是天文数字。虽然我们说奸臣对国家的主要危害在于误国，但立身不正，道德有亏，最容易激起人们尤其是普通百姓的不满和愤怒。所以陈东上书，得到了朝野很大的回响。书上後的第五天，即靖康元年元月三日，朝廷即下达命令：放归朱勔田里、贬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籍没其家[16]、赐李彦死籍没其家。

就在朝廷下诏的三日这同一天，金东路军渡过黄河[17]。是日闻报，徽宗连夜出逃，童贯、朱勔（其时他还在徽宗的软翼之下）等“护卫扈从”[18]，“六贼”中的首恶蔡京也“倾家南下”[19]。这时蔡京等人南逃，既是对金的恐惧，也是陈东上书後他们已难见容于京城。出逃的消息传出後，陈东于六日独诣登闻检院上书钦宗。

陈东认为，“六贼”罪大恶极，应当受到严罚。这是不能任由他们逃遁的理由之一。理由之二，在陈东看来也更为重要，在于他们挟太上皇南行是心存异志，想另立中央。陈东在详述了“京父子及贯等党羽布满诸路”後说：

此数贼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势窃发，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事必有致难言者。则东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闻京、勔父子，欲归于浙中，恐岁月之久，东南又有数郭药师矣。其为患，岂夷狄比哉！此实宗庙社稷莫大之计，不敢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数贼还阙下，早正典刑。[20]

陈东此次上书，由于京师军情紧急，影响不及有数百太学生随从的第一次伏阙上书，钦宗没有下达追还诸“贼”以正典刑的诏令。陈东怀疑这是梁师成“阴贼于内”。因为梁师成在钦宗即位前曾保东宫，算是有恩于钦宗，所以在“六贼”或贬或逃或赐死的情况下他仍得以留于禁中。于是陈东于元月三十日再至登闻检院上书钦宗。此书从梁师成破坏“选举之法”“文章体格”，一直说到太上皇传位时他曾阴助郓王，每一条都是常赦不原的大罪。但陈东最担心的，还是“梁师成复从中起”[21]，和已经出逃的蔡京等人形成里应外合之势。

实际上，钦宗因为“众议不容”，早在十二日已诏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二十九日梁师成在至贬所途中已在八角镇被诛。[22]陈东不知道这一情况，可能和梁师成的贬诏没有立即执行有关。《靖康城下奉使录》说二十二日尚令梁师成专管“津般珠玉”[23]。二十八日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还上奏说：梁师成“罪当诛斥，近闻内侍官道观金银，皆使二人（另者为时若愚）总之”[24]。

早于梁师成之前，王黼已于二十七日在往贬所途中的雍丘被杀。《宋史》钦宗纪说是“盗杀”，但这接连的诛杀出自“圣旨”瞒不过世人的耳目，所谓“帝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25]是不错的。不论是“罪当诛斥”，还是要找对危急局面负责的替罪羊，贬、杀“六贼”都符合钦宗的需要。但陈东的活动至少是起了助成的作用。

至此，“六贼”中三人被诛，一人放归，另二人实际也成了戴罪的逃犯。以後朝野仍有诛杀蔡京、童贯、朱勔之议，但经过陈东等的努力，蔡京等人对朝政的影响已被完全肃清。

七

诛锄“六贼”，对澄清当时的政治局面是一大事。但在解决这一大事的过程中，宋又面临了别一更大的大事，此一大事对宋王朝来说繫之于生死，是自太祖开国以来前所未遇的，这就是金的侵逼。

金军在元月三日渡过了黄河，七日兵临京师。情况万分紧急。摆在宋君臣面前的路，不外战、守、和、逃、降几条。“降”是行不通的，宋君臣很“实惠”，可上对列祖列宗，下对子孙後代，都不容作“降”想。“战”，在勤王兵到之前可能性不大。“逃”，京师就免不了毁于一旦，代价大不说，同样也无面目对祖宗。“和”，怎么个和法，“来者不善”，在交割燕云的过程中已看的再清楚不过。所以当时实际可行的只有“守”。当然“守”亦非坦途，有个是否守得住的问题。

情况万分紧急，可惜宋的宰执层茫然不知所措；钦宗乏主见，又没有依傍，只能随波逐流。在各地勤王兵抵达京师之前，坚决主张坚守的只有後来成为主战派中流砥柱的李纲。李纲在多事的三日被任命为亲征行营参谋，这是个小官，但因此可以预闻朝中机密。四日，“宰相执政欲奉銮舆狩襄邓”的消息传出，李纲闯入殿廷，（把门的知东上閤门事以“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前无此例”为由试图阻挠，李纲愤然说“此何时而用例耶！”）力驳太宰白时中等“都城岂可以守”之说[26]。被钦宗委以右丞、东京（京师）留守。

李纲觉得，当时京师可守，可守有条件，其中之一是安定的人心，而要人心安定，便不能作“逃”想，尤其是钦宗不能有“逃”想。所以他在除授後首次入对时，以唐玄宗离京逃蜀“宗庙朝廷，碎于贼手”的故事，借范祖禹“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的总结，说明“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宗社朝廷，且将丘虚”的道理[27]。这些话，钦宗看来是没有听进去，因为五日他又想弃京而逃。後人曾批评此时的钦宗：“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迟而又变其谋。”[28]这个批评并不过分。如果钦宗逃离了京师，唐玄宗时“宗庙朝廷，碎于贼手”的历史就会重演。万般无奈之下，李纲只得再次不顾成例，去动员禁卫军。在得到禁卫军“愿以死守宗社”的表态後，李纲对钦宗说：

陛下昨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去不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29]

李纲的话，已含要胁，但非杜撰。没有禁卫，钦宗出不了京师一步。所以钦宗只能收回陈命。有了钦宗的表态，李纲立即假以对宰执：“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30]李纲在当天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李纲得以在廷争中胜出，原因在于和他的果决比，宰执们只有一个“怕”字，不仅不敢言兵，对“和”也全无成算，只是一味求和，最好是一逃了之。

去议既弭，应付危局便无法避开。李纲受命为亲征行营使的当天，钦宗组成了以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的主和内阁[31]。钦宗这一看似矛盾的人事安排，主要是因为他对李纲“京城可守”还将信将疑。钦宗的心思不外是，能守，固然好，不能守，以和周旋，也是一条退路。可惜当时无路可退。因为“和”只是城下之盟，和“降”无异，没有体面的“和”路可走。

七日，金军临城下，群臣议，李邦彦力请割地求和，李纲以为“击之便”，钦宗“从邦彦。”[32]当即派郑望之、高世则往金营求和。次日金遣吴孝民来约宋大臣往议和。李纲请往，钦宗以“方治兵”的表面理由（实际是虑纲“性刚烈”失和机）不允，派李梲为使。李纲以为和金谈判是要针锋相对力争的，如果没有争的勇气，宋的利益一定会受损害。对以李梲为使，他向钦宗表示了耽忧：“李梲柔弱，恐误国事”[33]。结果果如李纲所言，李梲在斡离不面前“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丧胆，失其所言。”面对金人的苛刻条件“唯唯不能措一词”[34]。

九日，金使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带来了金的讲和条件[35]：

（宋给金）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36]，马驼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宋）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以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37]

此前斡离不移寨过万胜门时曾有一函，口吻极其傲慢，至有“摧灭大权，已入握内”[38]之语。及至李梲至，他又对李梲说：“京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旨，故所以存赵氏宗社，恩莫大也”[39]。所以三宝奴带来的和款，实际是最後通牒。

这样的买和条件，倾一国之力也办不到。李纲也力言不能接受，可“宰执皆不以为然。方谓都城破在旦夕，肝脑且涂地，当何三镇之有，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40]在当时的决策层中，李纲“孤立无援”，钦宗也不敢涉险，遂以所谓“务令持重以保宗社生灵”[41]的理由，同意金方所有条件。

同意不是说句话就算的，那么大笔数目的钱款，国库拿不出，老百姓也拿不出，但这个怨账还是要老百姓付。因为和由金许，而非议成，即便“和议”达成，也是城下之盟，对金单方面的和款没有还价的余地，惟老百姓可以任其宰割。十日这天，一天两旨下令搜括，十七日许纳金授官，二十日许“相容隐之人”告发。十余日中，刮尽了公私藏蓄，可仍大大不足金方所求。

当时的搜括极其严厉，京师已不再使人感到希望，不仅是百姓，官员们也纷纷弃官而逃。十三日对擅逃的礼部尚书卫仲达、工部尚书张劝除名勒停，差人捕捉，可逃官的情况并未杜绝，二十八日对兵曹掾孙恭、士曹掾张衮下达的同样命令说明了这点。小民百姓之苦，更是莫可名状。十八日大雪，“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籍。”[42]

就在大索金银以应金人的同时，各地勤王兵开始汇集京师。若非出现这一新情况，在当时那种京城自我残破的情况下，宋亡恐怕会提前十个月。十八日统制马忠以西京募兵至，在顺天门外击退与之遭遇的金兵。二十日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及统制姚平仲率泾原、秦凤兵至。数日之间，熙河路经略使姚古、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及师彦质、折可求、刘光国、杨可胜、范琼、李宝亦率诸路兵入援，“勤王兵号二十万”，在数量上对金军已有压倒优势。

在诸将中种师道人望最高，人称“老种”。他最不把金军放在眼里。第一次入对，就把李邦彦奚落了一番。这样的局面，使钦宗感到踏实，态度因此有了转变；主“和”的宰执也不敢公然拂主战派之意[43]，至二十七、八日，大致决定对金用兵。（时间上，师道主张“过了春分节”，钦宗反而“以为缓”[44]。）

钦宗和其父的豪奢不同，在东宫时就颇有“恭俭”之名[45]。“及其践祚，声技音乐一无所好。”[46]但他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定见，正如上引後人批评的“稍缓则变其谋”所说。二月一日，姚平仲想争头功[47]，钦宗也迫不及待想见个分晓[48]，命平仲率步骑万人[49]劫金军寨。因金军已知其谋[50]，防备森严，双方激战，损兵各达千余，平仲不克而奔。

此战得失相当，姚平仲不克而奔，只因在钦宗面前夸了海口。但此战给了勤王兵至後一直受到压抑的主“和”派一个重要的口实。他们立即编织了“勤王之师与亲征行营司兵，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51]的谎言，引起钦宗极度恐慌，再不敢言一“战”字。二日起，对内：罢斥、软禁李纲、种师道，裁撤亲征行营司，禁止还击金军挑衅，不得再提对金用兵；对金：以极其卑屈的言辞致函请罪、求和，随时准备缚李纲等交金处置，四日以驸马都尉曹晟使金谢罪，五日以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閤门使王球为使割让三镇之地。

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宋便无独立可言，至多只能成为金的附庸。自二日李纲和种师道遭软禁前，“李纲入对，至閤门为中人所隔，不能入”和当晚师道与宰执争之都堂不果[52]，通过正常途径阻止这一亡国的趋势已不可能。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古代以学生为主导的规模最大的大请愿终于爆发。

注：

[1]《会编》卷三十一。

[2] 同上卷二十五。

[3] 同上卷二十三。

[4] 转引自《会编》卷二十四。

[5] 同上卷八。

[6]《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谓：“己酉（十二日）金斡离不入檀、蓟州。郭药师以燕山叛降金。”《金史》卷三太宗纪、《会编》卷二十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均作九日。《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谓为“己酉中山奏”，《本末》似将得奏和事发混淆了。

[7]《靖康传信录》卷一。

[8]《行状》。

[9]《少阳集》卷五。

[10]《行状》。

[11] 黄现璠《宋代太学生的政治活动》（《师大月刊》，1935年第21期）谓陈东上书“第一次在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翦伯赞《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大学》，1947年第6卷第2期）谓“他第一次以太学生资格上书是在宣和七年十月”。陈东第一次上书是致钦宗，不可能在钦宗登位以前。《长编》、《会编》、《宋史》诸纪传、《少阳集》均明确记载在十二月甲子（二十七日）。

[12]《少阳集》将此次上书和二、三两次上书同作为登闻检院上书，而在三、五两次上书中陈东明谓此次上书为伏阙上书。（《辞诰命上钦宗皇帝书》谓：“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学诸生伏阙下上书……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两诣登闻检院上书。”）

[13] 李柏霖《陈东和宋代太学生救亡运动》（《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谓李彦为李邦彦。其根据或来自于《会编》。《宋史》诸纪传、《长编》、《少阳集》作李彦。李邦彦应是李彦之误的理由，一是陈东上书中“结怨于西北”的内容，二是陈东靖康元年（1126年）元月三十日三上钦宗书中追述第一次上书请诛李彦等“六贼”後说的“闻王黼李彦已曾施行”一语。此语指元月三日赐李彦死事。（李邦彦此时仍是太宰，如是他，此语便不合。）

[14]《上钦宗皇帝（第一）书》，《少阳集》卷一。

[15] 转引自《会编》卷三十一。

[16]《长编》卷五十二在“籍没家赀”下注：“案此云黼、彦仍籍没家赀，而二十五日辛卯又云诏籍其赀，疑有一误。”《靖康要录》卷一记：三日“圣旨……王黼、李彦并籍没家产”，“二十三日圣旨……令拘收籍没王黼、李彦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户绝田产。”二十三日内容不同，非复诏“籍没家赀”。依《长编》案之理由，李彦家赀被籍亦有两次之疑，而李彦三日赐死并籍家各书所载均同。故《长编》所记当不误。又《陈东与张溥》谓贬王黼等与陈东宣和上书同年，不见今存记载。

[17] 《宋史》卷二十三钦宗纪谓渡河在“壬申”（六日），《续资治通鉴》取此说。《金史》卷三太宗纪谓：“己巳（三日）诸军渡河。庚午（四日）取滑州。”七日已至京师。《金史》卷七十四宗望传、《会编》卷二十七、《靖康要录》卷一、《靖康传信录》卷一均作三日渡河。若是六日渡河，不可能四日取滑州，一般也不大可能七日临京师。

[18]《会编》卷二十七。

[19]《长编》卷五十二正月己巳条注引陈均《编年备要》。

[20]《上钦宗皇帝（第二）书》，《少阳集》卷一。

[21]《上钦宗皇帝（第三）书》，《少阳集》卷一。

[22]《宋史》卷二十三钦宗纪、《靖康要录》卷一。梁师成贬死在陈东上书以前，记载明确。《会编》将梁师成死繫于三十日陈东上书之後，《长编》将陈东上书繫于二十八日梁师成死之前，皆似为附会两者的因果关系，靠不住。《中兴遗史》别出一说，谓梁师成自杀于二月五日学潮後，也没有其它的材料可以佐证。

[23]《长编》卷五十三。

[24]《靖康要录》卷一。

[25]《宋史》卷四七0。

[26]《靖康要录》卷一。

[27] 同上。

[28]《长编》卷五十三引《续宋编年通鉴》吕中语。

[29]《靖康要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