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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归类的舒尔茨
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平时阅读小说的数量比诗歌要大得多，其原因无非是想在庞杂的小说阅读中找到更多的相对于诗歌的异质性因素，比如某种奇特的叙述驱动、某些繁复而机智的视角切换等等，我总希望在对这些异质性因素的把玩中找到进入诗歌后院的钥匙。但对布鲁诺·舒尔茨的阅读却完全不同，我在读他那些想象力极其诡异、修辞手段颇为乖张的文字的时候，我会经常忘记自己是在读一种叫做短篇小说的文体，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行文中有相对于诗歌的异质性因素，他的叙述在我头脑中激活的密集的阅读兴奋点更接近于现代主义诗歌巅峰时期的强力型抒情文本对阅读感受力的施洗，我甚至经常会有一个幻觉，觉得他是一个反向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一个褶皱版的卡瓦菲斯、一个高度浓缩的哈特·克莱恩。
和二十世纪的其他短篇小说大师相比，无论是怪诞中透着温暖的舍伍德·安德森、冷硬简约的雷蒙德·卡佛还是善于把日常场景眩晕化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布鲁诺·舒尔茨那种无明显叙事由头、轻结构而重隐喻、情感的指向捉摸不定但语义的密度压得令人难以喘息的写法很难从小说技艺的层面上与他们找到任何交集，他就像突然闯入我们短篇小说阅读经验里的一个孤独的刀客，用本该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诗歌气场的语言刀法，成功地从我们的阅读陈规里劈开了小说叙事与诗歌想象力之间的藩篱。很多人把同为前奥匈帝国犹太人的卡夫卡作为对布鲁诺·舒尔茨进行阅读定位的参照系，而在我看来，尽管他曾经协助未婚妻翻译过卡夫卡的《审判》、尽管他为《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画的插图里有很多人物看起来神似卡夫卡，但他那种用多重修辞打开一个语言机关并任其在高度幻视化的语境变形中无限延宕的特质和卡夫卡完全是两个路数。在布鲁诺·舒尔茨小说中，父亲更像是一个堂吉诃德版的“驼背小人”，而不像卡夫卡笔下那个作为紧张与压抑之源的父亲。
如果苏珊·桑塔格早一点阅读到布鲁诺·舒尔茨的话，她一定会拿他作为《反对阐释》的最佳案例。布鲁诺·舒尔茨那种迷人的不可归类性大概源于他身上多种文化背景和身份之间的相互僭越所造成的巴洛克化心智。他是一个地道的犹太人，但却用居住地的主流语言波兰语写作并能熟练地用德语阅读；他大学念的是建筑，但赖以为生的活计是绘画，而最终令他让世人铭记的却是作为业余爱好的写作。近些年来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关注跨文化与跨界所带来的创造力，而在上世纪上半叶，布鲁诺·舒尔茨却是在默默无闻中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僭越的恩赐。
舒尔茨终其一生几乎从未离开的小城德罗戈维奇的命运可以看做他的不可归类性的一个外延：1892年布鲁诺·舒尔茨出生的时候，德罗戈维奇还属于庞大的奥匈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布鲁诺·舒尔茨开始写作的时候，它被划归给波兰第二共和国；1939年二战开始后，德罗戈维奇成了苏联最西部的一个小城；1941年，德罗戈维奇属于最早被德军攻占的城镇，布鲁诺·舒尔茨就死在纳粹占领下的1942年；1944年德罗戈维奇重新回到苏联治下，苏联解体后，它又被纳入了乌克兰的领土范围。
尽管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字有着难以企及的梦幻色彩，但他的死却凄惨得像《钢琴师》的残酷荒诞版。在纳粹占领期间，一个叫做兰道的盖世太保因为欣赏布鲁诺·舒尔茨的绘画而充当了他的保护人，他为兰道绘制了住宅中的壁画。但兰道杀害了一个犹太牙医，这个犹太牙医碰巧也有一个保护人，就是兰道的对手、盖世太保昆特，为了向兰道泄愤，昆特在大街上枪杀了手拿面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布鲁诺·舒尔茨。 2001年，布鲁诺·舒尔茨生前为兰道的住宅绘制的壁画被发现，这一幸事却引发了剧烈的争议：以色列将壁画运到了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加以收藏，波兰和乌克兰都声称具有对布鲁诺·舒尔茨遗作的所有权。最后以色列被迫承认这幅壁画是乌克兰的文化财富，乌克兰也答应将此壁画长期租借给大屠杀纪念馆。为此，波兰诗人本雅明·波拉夫曾撰写了一篇名为《谁拥有布鲁诺·舒尔茨？》的雄文。而对我等中国读者来说，哪个国家声称拥有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学与艺术遗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杨向荣先生精彩无比的翻译，这本极其耐读的《鳄鱼街》必将转化为新一代优秀的汉语写作者身上隐秘的文学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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