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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七年，陈豫钟生。三年后，丁敬卒。 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伴随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陈豫钟作为西泠后四家之首，继先贤之志，续后世之辉，如果说丁敬是浙派当之无愧的缔造者，那么陈豫钟就一定是将这一精神延续百年的守望人。人常言于世不过百年，而秋堂先生匆匆，未及过半，其留下的朱迹更是寥若星辰。经不完全统计，传世印谱中有记载的陈印不过一百八十余方，而流传有序的存世之作更可谓凤毛麟角（笔者所知明确可考的上海博物馆藏有5方、西泠印社6方、朵云轩库房1方、童衍方师私人藏1方，拍卖历史成交3方，共16方），故每出现一方世人嗟叹，秋堂之印珍如至宝也。
本次朵云轩近现代篆刻专场有幸征集到一方陈豫钟刻“汪农印”篆刻方章，可能是朵云拍卖二十年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篆刻作品。此印收录于《丁丑劫余印存》、《二陈印则》、《中国篆刻丛刊》等权威出版共二十余次，经高氏乐只室、怀玉印室小林斗盦两家递藏，可谓多次出版、流传有序的重要代表作品。此印作于嘉庆已未（1799年），距今二百一十七年，经乱世之变，战事之殇，文脉之荒，今又重现于世，其背后的艺术价值与文博意义不可估量。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学者、书画篆刻家。出身金石世家，乾隆时廪生。深于小学，工书篆籀，摹印尤精，私淑丁敬，受黄易、奚冈影响，与陈鸿寿齐名，与其四人并赵之琛、钱松合称“西泠八家”。
说到陈豫钟的篆刻风格，工整典雅，绵密秀丽，可以说三十岁前后作为一个分水岭。三十岁之前的早期面貌主要以模仿文彭、何震等明清印人为主师秦汉及明清印人为主，具有浙派特征的切刀运用并不精熟。陈豫钟三十岁之后，其创作加入了更多碎刀短切，刀法也逐渐稳健纯熟，但起伏变化较为和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而此次朵云春拍呈现的陈豫钟刻“汪农印”，则为其成熟期代表作品。纵观此印，参汉白文印风，章法以平实自然为旨归，字形则取平正简约的缪篆。作回文布局，“农”字占印面一半以上，“汪”次之，“印”则最次，如此可使横纵笔画数量相当，以达到清丽工致之境。然平和中不乏机变，横纵之间尽无一处雷同，凡笔画连接处均顿挫有致。用刀收敛含蓄，因而线条匀称润妍而不失遒劲，将空间感与律动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此印规格甚小，创作难度极高，虽方寸之间，亦能尽人之能事，真可谓妙到巅毫。此作承袭了丁敬的古拙又表现出了极强的包容性和创造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陈豫钟对龙泓山人“错综变化，无美不备”的心摹手追。同时，可以说印文篆书的简化、纯化趋向在此作中已经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从精能典雅方面讲，继奚、黄两家后将浙派印风更推进了一步，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赵次闲、王福庵等后辈印人。
陈豫钟的边款是其对篆刻艺术的又一大贡献。世评其边款文字“饶有隋唐人遗风，精严绰约，温婉华美”，黄易对其款字以“则为首肯者再”赞誉有加；陈豫钟对自己的边款也是颇为自负，称“全以腕为主”、“用‘书字法’意造一二字”、“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或以为似丁居士，或以为似蒋山堂，余皆不以为然。”观是印边款，“己未五月为育民四兄作，秋堂”共十字余一，分三行而作。章法缜密、结字精到，稳妥秀美，神完气足。与文彭的多肉、何震丁敬的多骨相比，他的款字则刀笔结合紧密，金石气息浓厚。是以熟练掌握了以刀转峰刻成、近似书写的技法，并从整体形式美感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最终成为典型垂范，启发了后世无数印坛巨匠。
陈豫钟的艺术造诣在当时可谓极负盛名。阮元有论：“秋堂深于小学， 篆隶皆得古法， 摹印尤精，与曼生齐名。”而后世亦印人对其褒贬不一，批评者多因其谨于法度，因循守旧。实乃其辈皆不知秋堂之本意也！在“莲庄” 印款中记载陈豫钟过访种榆仙馆，观摩董、巴、胡、王四人印谱，谓：“乍见绝汉人手笔，良久，觉无天趣，不免刻意。所谓笃古泥规模者是也” ；其亦曾于“赵辑宁”一印边款中提到“书法以险为上乘，制印亦然，要必既得平正者，方可趋之，盖以平正守法，险绝取势，法既熟，自然错综变化而险绝矣。”陈豫钟亦深知学习汉印应该重天趣，去刻意，更加反对“笃古泥规模”， 而应当印中求险峻、浑脱变化。只可惜他来不及变法，就在四十五岁时告别了人生，嘉庆十一年（1806年），将星殒命，天妒英才，留给后人的是为数不多的作品和长久的遗憾。 如今面对这方陈豫钟刻“汪农印”，似与秋堂对话。观其绵密秀丽，听其渊然静趣，观的是二百年来印坛沧桑，听的是西泠浙派的风风雨雨，只知龙泓以后，还有秋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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