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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此番“不管用”，教师心中何必痛？
——对李希贵先生“阅读比上课管用”的质疑及其他
作者：广州市第四十七中何国跻
编审：赵怀兵
授权发布：公众号yuwenyuekan
近期，全国著名教育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语文教师心中的痛，阅读比上课管用》(2015年第10期《教育科学论坛》），随着各种转载转发，影响很大。“圈”内的“智者”，似乎因此而找到了解剖语文“病根”的又一把锋利的剑，都“欣欣然”；“圈”外的关注者则再一次对语文教师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更愤愤然——原来，语文教师长期以来吃着老百姓的米饭，拿了纳税人的钞票，干的都是“不管用”的活！
李希贵先生《语文教师心中的痛，阅读比上课管用》（以下简称《管用》）一文，主要是讨论如何指导中小学生“阅读”的问题。应该说，其中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是，笔者不太明白李先生为何要将该文加上如此标题。当然，这个标题的“对比”手法是有利于突出“重视阅读”的意义的，其“吸睛”效应也相当可观。但是，如果为了这样的“突出”与“可观”而拉上语文教师“垫背”，并让全国语文教师“躺枪”，这种做法似欠妥当。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这才是广大语文教师心中一直的痛。语文教师起早贪黑，忙碌终生，最终落了个上课毫“不管用”，教书“误尽苍生”的评价！我想，尤其是遭到“本是同根生”于“弱势”的语文教师而终于“出息”成著名教育专家的李希贵校长的几乎全盘否定，这应该是让语文教师更感锥心之痛的！
我们认为，就李希贵先生《管用》一文所论及的语文课堂“不管用”而言，语文教师是不必“心痛”的。
《管用》的开头讲了二个故事。其一，李希贵先生原工作单位高密四中，有两个班因无语文教师上课而“自修”了四个月语文，学生期末语文考试成绩比其他有语文教师“上课”的、总体水平相当的两个班学生考试成绩“略好一点”；其二，李校长读初一的儿子和读初四的侄女参加高三语文期末考试的成绩与高三复读班学生平均成绩“不相上下”。
李先生在文中讲述这“二个故事”主要目的是论述“语文课堂改革”的缘由、契机和意义，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其因此下的结论“阅读比上课管用”却是令人无法苟同的。《管用》一文没有对“阅读”和“管用”的意义作出理论界定和具体分析，就对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意义予以否定，是轻率而令人惊讶的。
我们认为，好的语文课堂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中小学生参加语文学科考试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仅拿新时期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深受语文业界内外尊重的一代又一代语文名师而言，就足以说明语文教师“上课”的意义不容抹杀。于漪、钱梦龙、宁鸿彬、余映潮、魏书生、梁捷、董一菲、李镇西、韩军、斯霞、欧阳代娜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小学语文业界的代表人物誉满全国，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语文课“管用”（无需讳言，这里的“管用”主要是指他们所教的学生在参加各种语文考试，尤其是参加中、高考的语文学科考试能取得优秀成绩，李希贵先生文中所谓“管用”的主要意义也在这里），他们发表的许多“管用”的课堂教学理论及其教学设计成了众多语文教师学习的“教材”，也为全国语文教师提高语文课堂效率，使得越来越多的语文课更加“管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对这一点，李希贵先生作为一名业绩卓著的语文教师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管用》一文所讲的两个“故事”理论上无法证明语文课堂教学“无用”，逻辑上不能推论“阅读比上课管用”。
首先，正如李希贵先生在“管用”一文中所言，“语文这个学科跟理科还是不一样，它不是一一对应的。”语文学科考试内容与学生阶段性学习的内容常常不是简单的线性序列的对应关系，考试成绩有时不能准确地反映考生某个阶段语文学习与素养的“现状”。那么，根据一次考试成绩对语文的“教”与“学”作出某些“评定”则是非专业的、不科学的，因而是不可靠的。从《管用》一文看出，李希贵先生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笔者也就不再班门弄斧，不再赘述。
其次，语文学科考试成绩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仅以一二次考试成绩就对课堂教学的意义作出结论，甚至对语文课堂教学的意义予以否定更是不恰当的。当年高密四中“自修”语文的两个班比有语文教师“上课”的那两个班期末考试语文成绩“略好一点”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无法从《管用》一文中得知。但根据从事语文教学几十年的“经验”分析，影响这个成绩的因素至少可能有五个方面：一是学生学科素养的差异性，即虽然“自修”班与“上课”班在各科目学业总成绩上是“平行”的，但我们不知道班级之间学生的语文学科的素养是否存在差异，而这是直接影响语文成绩的因素；二是班级管理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即“自修”班与“上课”班的班级管理水平和学风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影响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三是主观题不同评分标准的“差异”性，不同教师对语文主观性试题尤其是作文题的评分误差，会导致班级均分“略好”或“略差”一点，有时甚至可能有较大差距，这是业内的共识；四是学生考试时各种临场偶发性因素会影响考试成绩；五是语文教师上课“有效”“低效”“无效”的差异性。《管用》一文没有对导致成绩差异的多种可能性作出分析，却很“确定”地把棒子打在语文教师的“上课”上，这是否有过于“主观”之嫌？
退一步说，就算是高密四中当年“上课”的那“一位”语文教师教学低效甚至“无效”，恐怕也不能推论“所有”语文教师上课都“不管用”，进而得出“阅读比上课管用”的结论吧？相反地，我们相信，全国各地语文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可以举出无数上课“管用”的例子来。如上文所述的全国著名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管用”自不待言。还有各地众多优秀教师、骨干教师上课也是“管用”的，不然，他们的“优秀”和“骨干”就无从说起。就笔者而言，本人是一名十分普通的语文教师，近十年来，我大多在担任高三语文教学工作。在我的教学经历中，所教高三班级学生高考语文成绩比高二时的语文成绩普遍有较大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任教的每一届高三年级两个班的学生中，总有好几位自以为“不是学语文的料”的“理科生”，他们在我的高三课堂“上课”一年后，大多取得了高考语文120分以上的优秀成绩。这些学生的高考语文成绩甚至让他的高二年级语文老师都深感“诧异”。按照李希贵先生《管用》一文用考试成绩作为标准来评判，笔者的“上课”是否比“阅读”“管用”？而像笔者这样平凡的语文教师在中国何止百万？
《管用》一文所述关于读初中的儿子和侄女参加高三期末考试成绩与高四（复读）学生班级均分接近的事例，不但不能作为“阅读”比上语文课“管用”的证明，甚至可能恰恰证明上好语文课非常“管用”。我们知道，高四学生是上一届高三参加高考后“落榜”的学生，他们“落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学生语文基础不牢、“上课”效率不高，应是他们高考成绩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李校长的儿子和侄女看来都是十分好学的学生，他们除了自主阅读之外，语文课堂的效率也应是比较高的。
这两位初中生也许恰好是将在语文课堂中掌握的理解测试文本和回答语文试题的基本思路与规律“迁移”到回答高三语文试题上。这样，他们能取得与某些语文课堂效率不高的高四学生“不相上下”的考试成绩，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推论”，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事例予以“证明”。
关注语文高考的人们，对几年前曾经引起很大反响的“高考阅读题难倒原作者”的报道应该能够记忆犹新。据2011年6月11日《羊城晚报》报道，林天宏先生回答以自己的文章《朱启铃：“被抹掉的奠基人”》为考试文本的2011年普通高考福建卷阅读试题，他只能“拿一半左右的分数”，而另一位作者周劼人则更“糟糕”，她回答以自己的文章《寂静钱钟书》为文本的高考阅读题“只能得1分”！相反，大家知道，大量的一般高三学生在经过语文教师“上课”指导以后，做这样的阅读试题却可以获得及格分或者优秀成绩！
常识告诉我们，林天宏、周劼人“阅读”的质和量应该不是一般高考考生可以同日而语的。当年那个新闻报道的舆情指向主要是批评命题人的“无事生非”。其实，这样的“批评”大致可以说是“外行”的嚷嚷。让作者做阅读题本身就是一护‘新闻制作”而己。文本放在试卷上以后，它己经不是原来的“文章”，而己是高考阅读“检测材料”了。完成“检测”是考生的事情，不是作者的事情。让作者去干本来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的事情，干不好、被“难倒”是再自然不过了。不然，语文及其考试的“专业性”也就不复存在。林、周二位离开课堂，尤其是离开高三专题训练的语文课堂己经很久了，也就是说，他们己经多年没有“上课”了。即使是让他们回答以自己的文章为文本命题的试题也是无法取得“好成绩”的。如果将林、周二位的“考试成绩”与当年高考学生的“考试成绩”作比较，我们是否可以证明“上课”非常“管用”呢？如果说李希贵先生的儿子和侄女参加高三期末考试能够取得与高四学生“不相上下”的考试成绩是因为大量“自主阅读”的结果，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断，林天宏、周劫人二位的“自主阅读”的效果比不上大量的高考学生，也更比不上李先生的儿子和侄女呢？这里还要借用李希贵先生在《管用》一文中的话来理解这个问题：“语文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有些东西是考不出来的”
多年来，语文学科一直遭人诟病，语文教师一直无法“挺直腰板”做人，从现象上看，这是因为语文教学存在大量的“低效”甚至“无效”的语文课堂，即语文教学‘自作孽”所致。其实，我们若能更接“地气”一些，更多地深入中小学语文课堂的“基层”调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大量存在的“低效语文课堂”的现实局面，更多地是语文学科长期混乱的“上层建筑”造成的。多年来，语文到底是什么，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和具体目标是什么，中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承担怎样的职责，中小学语文课堂主要应该培养学生哪些能力，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下来。而现实中的语文功能的无限泛化使得语文教师承担了其职业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语文就是语文，语文教学就是一种语言学习和实践提高的活动。在笔者看来，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责任有两条：一是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语文能力，为学生的人生发展奠定语文基础；二是要指导学生参加升学考试，力求帮助他们取得优秀成绩以考上心仪的高一层级的学校。
我知道，上述第一条可能不会受到太多的质疑，而第二条可能有一些“逆天”的意味了——公开把“应试”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与教育的终极目标和学生的终身发展相悖的！但是，真的如此吗？我们以为，长期以来，不愿意承认语文考试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是导致当前语文教育理论和实践冲突与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每一个真正践行“实事求是”理念的教育者，是到了应该放下“面具”的时候了。
客观地说，“应试”是人生的“常态”。指导并帮助学生在人生的重要关头接受并努力通过“考试”是学校和教师的重要责任。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如此。有考试，就有应试，有应试就有应试指导，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鹤林玉露》记载：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为了帮助其门下弟子李鹿应试科举，曾对他作了十分认真的指导，苏轼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于杨雄论》的“下水”文章送给李瘾，供其学习模仿。古代名家就己经如此正视“应试”的“专业性”，潜心研究“应试”，热心“应试指导”，在当今考试已经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对学生的中高考指导反而变得犹抱琵琶，甚至偷偷摸摸起来，岂非咄咄怪事？
今天，包括著名教育家李希贵先生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评价基础教育的一所学校或一名教师“优劣”的主要依据就是其学生的“考试成绩”（关于“教育评价”的种种争议涉及到国家教育改革。不过，我们相信“考试”本身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有长期存在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可是，在许多“规范”的场合，我们就是不愿意承认“应试”二字，更枉论系统地专业地研究“应试”了。人们一方面在基础教育中为“应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一方面对“应试”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吊诡的教育生态应该结束了。我们需要明白，只有正视“应试”才能解决“应试”的种种现实问题，才能让“应试”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的高素质人才服务。
现实社会中，不少人将语文等同于文学，将学生作文等同于文学创作，将语文教师视同于全能人文素养培训者。事实上，“泛功能”趋同于“无功能”。理论上语文学科功能的泛化，导致实践上语文教学功能的虚无化。语文教学“乏力”的现实与人们对语文“全能”的期待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恶评与贬斥的乌云长期笼罩在语文和语文教师身上。而出身于语文教师的教育家李希贵校长《管用》一文“吸睛”的标题及其相关阐述回避语文问题的实质，追随“恶评”语文与“贬斥”语文课堂之“风”，对语文学科和语文教师的损害“雪上加霜”，令人十分遗憾！
笔者作为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热切期盼关心语文教育发展的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像李希贵先生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育家们，既能高屋建瓴总览语文学科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又能实事求是地具体深入研究语文学科的本质，辩证地分析语文教师和语文课堂，科学地引领语文教育事业走向更专业、更健康的发展道路，让语文教师不再“痛”，让语文园地洒满和煦的阳光。
（本版编辑语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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