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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知识边界的开放与持续的理论争论 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两大显著特征。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世界,国际关系学者们愈发意识到那些曾经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已难以全面而有效地解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为寻求弥合理论分歧、 实现跨范式交流并推动学科发展做出了诸多积极尝试,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在这当中最具代表性和实用价值,然而在相关研究和探讨中却存在将两者混淆的现象。 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进行比较辨析将有助于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差异。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庞中英 1引言国际关系的复杂多样性特征决定了国际关系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回溯其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说国际关系学在知识和学术分工体系中发挥着一种显著作用 可以明确地说，那就是通过超越不同学科的边界在学科之间搭建桥梁并建立共同点。即便国际关系学有被其他学科渗透而失去作为元学科（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的整体观和自主性的风险，也不得不承认保持开放性对于推动这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具体到国际关系学的应用领域，可以看到隶属于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借鉴及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实践研究中，以便于更充分地解释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多维现象。 对此，有学者指出，不同形式的跨学科途径凭借组合、交叉、连结与转换各个学科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有助于克服作为单一学科的国际关系的局限性，能够增强国际关系学对复杂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不同于实践研究中的跨学科借鉴，在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尤其是当学科方向面临调整或出现理论危机时，以批判和反思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科学哲学相较于其它应用性强的学科而言更适合于被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估改进及创新之中。 阿伦德·利杰普哈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 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等科学哲学概念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演变结构的研究中，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形态上沿袭了库恩所提出的科学发展的一般模式。 而后不同理论流派间的争论也开始被广泛称作“范式之争”，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便成为阻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思维牢笼，削弱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处于变动之中的复杂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也制约着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积累与进步。 对此，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倡导和寻求对理论的综合运用及理论融合以期能够实现对范式争论的超越 而在这当中不乏对科学哲学思想、概念与方法的借鉴。本文亦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出发，拟对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这两种理论发展模式进行比较评析。 科学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其本身是在新科学的基础上兴起的一种新哲学，十九世纪科学的历史向哲学家提供了前途广阔的远景。 科学哲学以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到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 作为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学科，科学哲学不仅推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 当代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２０世纪初到５０年代，是学科初建和产生影响的时期，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被称作“逻辑主义”学派。与此同时，出现了以卡尔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为代表的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对意见。 其次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 形成了以库恩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批判结果。 最后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主要以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为代表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关系学对科学哲学的借鉴运用也大致经历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正名、库恩“范式”指导下的理论多元竞争以及科学实在论指导下的方法论之争等三个阶段。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学对科学哲学的应用与科学哲学自身发展进程高度契合，科学哲学合理地适用于国际关系学研究并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 ２．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显著作用：批评实在论与学派论战 根据历史主义学派的观点，科学哲学既是方法论和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也是认识论的最重要部分。一般而言，科学哲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合理性问题。主要围绕科学假说与理论的构成或发现及其最后的接受或拒斥中的推理形式所展开的研究，即对科学发现与理论评估的方法和科学进步的标准的研究。 第二，科学知识结构的问题。主要是结合科学的“内容”去考察科学活动中使用的“理论”、“规律”等概念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用法。 第三，科学推理的逻辑形式与规则问题。其中，科学哲学在理论评估和指导理论创新方面的优势在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其特有的科学价值 国际关系学对科学哲学最重要的借鉴正是体现在对学科发展进程中突显分歧与对立的学派论战所进行的反思和突破。 近年来，对理论的融合与创新而言最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意义的是， 海基·帕特马基与科林·怀特等学者将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提出的批评实在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试图以此超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针对传统主义的行为主义革命起，国际关系学者和政治科学家便开始普遍地依靠科学哲学，他们致力于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政治从而转向了实证主义，卡尔·波普尔对证伪的强调则赋予其合法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后实证主义的反思学派（以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对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理论展开批判，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将物质因素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起点 强调主体在认识客观事物和规律过程中的理性，并通过确定正确的假设、进行逻辑推导并援引大量的历史事实、外交个案等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证实或证伪 体现出理性主义理论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和实证主义认识论。后实证主义则认为主流的理性主义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存在着缺陷 它们秉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并强调行为体观念的重要性，无可置辩地指出社会的不定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坚持认识论相对主义和方法论多元，反映出后实证主义对方法一元论的深刻怀疑。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则吸收了反思主义的本体论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试图通过温和建构主义来开拓一条中间道路。 然而，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反思主义者都对温特的这种结构性理论探索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温特根本无法实现沟通理性主义理论与反思主义理论的目标。 帕特马基和怀特对此评论到，建构主义对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要点不加以改进就进行综合不过是将自己置于多样的伪装之中（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ｕｉｓｅｓ）；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更多地体现在认识论上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也只是基于认识论原因 只有将研究的关注重点回归于本体论才能为超越范式争论创造可能条件，批评实在论则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巴斯卡认为将本体论还原为认识论是此前科学哲学各流派的通病，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解释主义）两极对立的根源。 巴斯卡自诩批评实在论引发了科学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他将科学视为社会行为，把科学知识当作社会产品 认识到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对象的独立存在从而把科学实验和发现解释为同时发生的物质和社会行为。这就使得批判实在论有别于传统的各种科学观念。正是基于此，批判实在论形成了两个重要突破： 其一，从整体哲学观念上，将重心由认识论转移至本体论；其二，在本体论领域，将重心由事件和事态转移至产生这些事件与事态的结构和机制。 批评实在论坚持对“实在”进行分层的所谓深度本体论，认为结构和机制真实存在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世界既不等同于纯粹物质的经验世界也不是语言化和观念化的意义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系统的、复杂的社会世界。 在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的社会世界中，几乎不可能有哪个范式或理论能够永远处于支配地位。 综上所述，就本体论而言，批评实在论将关注重点引向了不同理论的本体论在某种意义上重叠的部分，为化解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范式间的交流沟通及理论融合创造了合理前提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批评实在论将我们从传统实证主义对表象单一的线性因果解释推向了对其背后深层次的多元解释因素的内在联系以及各种机制相关性的深究，为分析折中主义及其应用的正当性提供了哲学基础。 科学理论的内部矛盾是推动科学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演化的内在根据。 作为国际关系学考察对象的现实世界处于流变之中，而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学派之间及不同学派内部的持续争论 那些已经侵蚀了国际关系正统理论图景的变化，同样也削弱了当前世界体系的规则和既定期望是正当的实践共识。“９·１１”事件爆发后 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仍能指导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 理论对现实世界解释力的不足促使学界重新思考理论的效用问题，而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发展模式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 １．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 简述“合成”（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一词出自希腊文，是指将两个或更多的实体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新的东西。 在国际关系学中，理论合成本身并非新鲜事物。上世纪末迈克尔布雷彻在国际研究协会（ＩＳＡ）的致词中就曾指出，通过合成可以突破阻碍国际关系学科走向成熟的各种不恰当划分。 布雷彻所指的合成涵盖了对认知方式、分析层次、理论与方法等多方面的综合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则认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对国际关系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都依赖于理论合成，并列举出罗伯特基欧汉对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和机制理论进行综合来解释战后合作，玛莎芬尼莫尔等人结合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元素来解释国际人权规范的演进等理论合成的具体实例。、 理论合成通过从不同的理论、传统和方法中提取可相容的要素，对这些要素进行合理的选择、解释和吸收，从而生成内部协调一致的新理论。 理论合成实质上是在进行理论创新，合成后要素的内涵可能发生变化，实践过程中对要素的吸收整合相当于化学意义上的合成。、 “折中主义”（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一词同样源出希腊文，其动词形式意指“挑选”（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选择”（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进行此种选择往往具有“自由”“自主”和独立于专横权威（ｏｖ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的内涵。 有哲学史观点认为，折中主义与从公元前一世纪到普罗提诺（Ｐｌｏｔｉｎｕｓ）的新柏拉图学派出现的这段时期有着紧密联系，通常假定在这期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哲学进步，只有对旧思想的重新组织和包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标志着智识的衰退。 然而，近年来对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又有了不同角度的关注，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迈克尔弗雷德（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ｅｄｅ）的《剑桥古希腊哲学史》弗雷德的研究显示从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体现在哲学传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以及哲学家们面对不同学派思想所持有的开放态度。 在西方思想史上，折中主义的确切含义历经差异明显的不同阶段，但却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知识立场，即所赞成和采纳的观点不属于同一个传统，而是来源于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体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折中主义最先由鲁德拉·希尔和彼得·卡赞斯坦提出 而后在两人合著的《超越范式》中得到系统论述，近年来其他一些学者也参与到相关研究中。 希尔和卡赞斯坦指出，分析折中主义并不是构建替代性的研究模式，它是当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不符合给定学科或领域里已建立起的研究传统时能够采取的一种知识立场。 折中主义有针对性地接受不同理论的部分内容，虽然也有兼而取之的含义，但实际变化通常体现在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涉及要素本身的改变。 折中主义的目的是挖掘不同理论要素间的实质性联系和实践相关性，要素的互动形式更接近于物理意义上的组合（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鲁伯特·洛奇早于１９４４年曾指出， 如果哲学要被运用到战后的实际工作中去，哲学家们不得不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而合成和折中主义即为两种可行的办法。 洛奇对合成和折中主义做出了区分，其中，合成是指对所有学派而言都有共同积极价值的要素进行技术上的混合与交融，尽管这些学派持有不同背景和观念洛奇认为这样的操作削弱了这些学派当中的至少一种，以此实现的一致与结合是以牺牲学派的生命力为代价的，如果学派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分歧，这样的合成实质上是不符合要求的。 比如，在国际关系学中，以纯粹的批判姿态出现的非主流理论就是无法与主流理论进行合成的，两者之间不具有合成的必要和可能。与之不同的是，折中主义并没有要素混合的意思，“折中”仅仅是从各种来源中挑选那些对达到目的可能有用的要素。 任何调和与合成的尝试都可能导致不连贯和无条理的知识拼凑，而折中主义并不做出此种尝试，折中主义所选择的要素是从人为的体系中分离出的，这些要素从经验和判断上都是合理和实用的，因而是可接受的。 ２．科学哲学视角下的比较评析理论 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都是在范式争论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二者从本质上特别是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却存在很大差异，在实际研究当中出现了将两者混淆的情况。 例如，有学者在考察范式融合时提出了两种范式相结合的“两角解释模型”和三种范式相结合的“三角解释模型” 将分析折中主义等同于所谓“三角解释模型”下的自由现实建构主义，认为其是由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生成的部分（如图１所示） 将“两角解释模型”下如现实—建构主义这样典型的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之间的区别简单地理解为合成过程中是从两种还是三种范式中汲取成分，误将分析折中主义当成了理论合成所生成的诸多可能结果中的一种。 希尔和卡赞斯坦为说明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折中主义的可能性及其实用价值指出范式之间具有融合点从而可以实现对不可通约性的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分析折中主义与理论合成混为一谈。事实上，希尔和卡赞斯坦明确指出，分析折中主义不是理论合成。 相反，折中主义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统一合成的方式，奠定共同的理论基础，为解决所有类型的问题提供灵丹妙药科学实践中的理论合成必须满足特定的内容与形式要求，而且在应用上存在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通常采用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对其进行评估和考察。 研究纲领由纲领的“硬核”、“保护带”、正面启发法（要寻求哪些研究路径的规则）及负面启发法（要避免哪些研究路径的规则）构成。 “硬核”由研究纲领最重要的概念和定律构成，一切科学研究纲领在其“硬核”上都有明显区别 反面启发法禁止对“硬核”证伪通过提出“辅助假说”来围绕硬核形成保护带，“保护带”在检验中被调整、再调整甚至被全部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 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进步的标志是证实超余内容的证据即可预见新颖事实。 其科学进步观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政治科学而言具有广泛含义： 其一，它要求研究者放弃长久以来教条式的朴素证伪观 其二，要求研究者宽容地维护那些遭受批评的研究纲领 其三，区分了“硬核”和“保护带”，引导研究者对纲领的维护与批判相一致 其四，引导研究者调整那些处于质疑之中的保护带。 以现实—建构主义为例，现实—建构主义在维护古典现实主义硬核（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稀缺）的基础上 通过调整其辅助假设（权力政治、物质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的社会建构道德观念等成分相结合，实现了二者在本体论、认识论上的融合，通过理论合成建立起现实—建构主义这一新研究纲领。 由此可见，理论合成的目的是创造新的研究纲领，在这一新研究纲领指导下预见新颖事实，并在经验层面上证实其中的一部分，以实现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此来判断研究纲领的进步性。 有学者评价，在国际关系学中，新的纲领有助于研究者形成相关和一致的主张将之前未形成联系的经验事实组合在一起从而带来更为综合性的解释，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的使用也有助于产生基于一套基础核心假定的相关假设复合体。 分析折中主义作为一种以实用主义为原则、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框架（而不是理论或研究纲领），反对以范式假定为标准所划定的分析界限，通过明确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开放性问题 将经验观察与不同范式理论或阐释中提出的因果机制结合在一起，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看上去相互分立和互不通约的理论和研究传统之间，存在实际上的相关和实质性联系。 分析折中主义所超越的“范式”本质上接近于劳丹ＬａｒｒｙＬａｕｄａｎ提出的研究传统（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研究传统实用的定义是： 一个研究传统是关于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以及关于该领域中用来研究问题和构作理论的合适方法的一组总的假定，研究传统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是能否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 分析折中主义建立在研究传统这一灵活的认知体系之上，不会为了符合由某种研究传统所确立的学术规范或是理论标准而对实际问题进行削足适履的简化处理，不同研究传统衍生的核心观点都有其自身的道理 这就需要一种比较折中的分析方法，以探究不同研究传统理论要素之间隐含的关联性和互补性。研究中突破研究传统的束缚并非坏事，科学思想史上某些最重大的革命的发生就是因为某些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突破了他们时代的研究传统。 通过对不同研究传统知识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组合，分析折中主义能够提高研究者们对国际关系中各种复杂现象的解释力，从而实现国际关系领域学科知识的一种非线性拓展 劳丹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研究传统的全部功能就是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所需的关键工具。 分析折中主义在这种务实科学观的引导下，推动国际关系研究从理论导向转向问题导向，将研究的关注重点由理论构建引向对复杂事件背后多种机制和逻辑之间关联与互动的探究 而这些因果机制的研究原本是在不同研究传统及其从属研究纲领和理论中孤立进行的。这种对内在机制互动而非事件本身的关注，与批判实在论对科学研究中必须深挖世界真实域内的因果机制的强调不谋而合。 分析折中主义本身并不寻求理论构建正如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桑（Ｖｉｃｔｏｒ Ｃｏｕｓｉｎ）所指出的，折中主义通过公正地评价所有学派继而从它们当中借鉴各自提出的真理，目的在于从现存体系中批判地选择真理而不是发现新的真理。 在国际关系研究当中，这种实用主义转向既有利于实现对不同研究传统核心机制的融会贯通与综合运用，又能为国际事务中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而当学者们能够有依据地识别那些驱动外交政策与国家间相互作用影响的因果力量时，国际关系学才最为有用。 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视角下的研究都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在世界现实愈发复杂多样与既有理论解释力不足的背景下所展开的积极探索。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之间有着本质不同，它们各自也有着为人诟病之处。 对理论合成而言，首先，必须确保在严谨的条件限制下遵循科学的标准进行合成，生成的新理论或研究纲领应当逻辑自洽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经验证实否则就只是徒有形式而难以真正地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其次，理论合成实际上到底是缓和还是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理论争论也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比如，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都是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的理论合成产物，但二者的理论内核却遵从了冲突与合作的不同逻辑 这类合成虽然从纵向上扩展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谱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为直接的结果却是发展出了更精细化的竞争性理论，国际关系学科的争论属性或许并没有得到弱化。 对分析折中主义来说，希尔和卡赞斯坦在其论述中只涉及到理论选择的一个大致规范，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模式和标准 其著作中收录的其他学者们的案例研究有些只能说明某个复杂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变量不唯一，却并没有体现出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此外，分析折中主义容易导致那些盲目以此为根本原则的研究者陷入相对主义倾向。 当然，如帕特里克·杰克逊所称， 任何能够产生与国际关系相关的主张的探究传统都应当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得到发展和丰富，相对主义并非威胁，真正的危险是方法论和理论的一元化所造成的目光短浅，而内在一致、论证严谨的互补性主张只会增进对国际关系的整体领会。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国际关系学者们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复杂变化遵从典范不等同于墨守成规，理论之争体现的正是典范“失范”。 国际关系学者们的共同关切应当是政治本身，而不是首先关注隐藏于其后的技术和方法论，对方法和元理论问题的考察虽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对我们所面对的政治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都值得对其进行综合解释，有时甚至必须牺牲理论的简约性，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在此种意义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和实用价值。 在国际关系研究这样一个必然会遭遇不同文化和特性的跨边界领域里是没有充足理由将自己封闭在某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之中的，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应使自己更加适应于认知的多样性，而不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美感和学科的规范性就试图创造一种同质性的知识体系。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国际关系学在知识分工体系中始终扮演着引进者（ｉｍｐｏｒｔｅｒ）和吸收者（ａｂｓｏｒｂｅｒ）的角色，对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借鉴和吸收促进了国际关系学的自身发展。 在全球化渗透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而全球治理却仍为稀缺品的时代，国际关系学或许将会迎来成为知识生产者（ｐｒｏｄｕｃｅｒ）的重要机遇（注释略） 小编：lt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16年0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编辑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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