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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uzu 编辑：阿雷雷 在1923年击败希腊，签订《洛桑和约》之后，“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着手以一系列改革创立新土耳其，大到新的政治制度，小到人们口中的的语言。 凯末尔 事实上，土耳其语言改革之前的官方语言“土耳其语”并不能代表土耳其人自己的语言，因为其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介词的数目远远超过了本土的词语。尽管奥斯曼土耳其曾是政治上的巨人，但它在文化上却无法与古老的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匹敌。因而，奥斯曼的上层社会就对相对发达的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情有独钟，以至于他们写诗时“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典的每一页都为他们敞开着”。而宗教上的联系更是强化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上层使用的语言与未受教育的普通民众的语言差别愈发明显，以致于两者难以沟通。这对于急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凯末尔而言自然是一个难题。 以阿拉伯字母拼写土耳其语的方式加大了阶层间的文化鸿沟。一般只标注辅音的阿拉伯字母适合阿拉伯语，但不适合土耳其语。同样一个拼写，可能对应着土耳其语中好几个意思、发音相去甚远的词语。这加大了识字的难度，将无力负担长期教育的普通民众排除在文化之外。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难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面对这样的情况，创立统一的民族语言的语言改革在凯末尔执政时期是当务之急。事实上语言改革不仅是为了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实用目的，更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赫尔德等民族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在土耳其的传播，使得民族语言愈发为人所重视，成为了民族国家的象征。从这种视角出发，旧“土耳其语”中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不正是对土耳其文化的侵犯么？原先的阿拉伯字母不正是宗教认同盖过民族认同的表现？在这一情感的指引下，语言改革构建了另一个意义上的民族语言。 由于宗教人士等潜在阻力，出于宗教信仰他们不愿放弃阿拉伯字母，也由于改革者内部的意见分歧，直至1926年3月20日下属于教育部的“语言统一委员会”才得以建立。两年以后的1928年5月23日，土耳其政府突然要求语言统一委员会制定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拼写土耳其语的方案；8月9日，具体方案被公布，凯末尔亲自在伊斯坦布尔的Gülhane公园向大众教授新拼写方案；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颁布法令，要求在1929年1月1日之后所有的书籍都要用新字母（被称为“土耳其字母”）拼写，6月1日之后所有的文字通信都要以新字母拼写。由于新字母的实用性，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字母改革就为大众接受了。 之后的词语改革却不像文字改革那样顺利。在外来借词问题上，改革者分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一派支持社会学家Ziya G?kalp的观点，出于便利交流的考虑，认为可以保留在生活中相沿已久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而另一派以Tunali Hilmi等人为代表，则为了“民族独立性”支持删去所有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文字改革之后，前一派控制了委员会，他们确实做了从民间搜集词语等有助于消弭阶层语言差异的工作，但是进展不大。 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会徽 凯末尔本人是后一派的支持者, 因此“语言统一委员会”在1931年6月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1932年6月12日建立的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1936年改名为土耳其语言协会——Turkish Language Association）。这个直属于总统的协会基本上由后一派的成员所控制。这一组织的激进目标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正如他们所言，语言作为“一个有机体”如何被人为改造呢？不过，凯末尔本人的巨大威望使这个组织在强烈的批评中生存下来。1933年起，这个组织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为了让普通人的语言进入“土耳其语”之中，该组织决定扩大从民间搜集词语的规模。语言协会制订了“搜集指南”，在各地组建由行政长官、教育官员、卫生官员、学校负责人等人组成的搜集委员会，并以一家学校为单位组建搜集小组，按协会编写的“搜集指南”有系统地开展工作。各搜集小组搜集并编入卡片的词语逐级送至语言研究协会，最后由协会统一整理编排。第一次工作从一月起，历时十九个月，共收到卡片十三万张。随后，协会对这些词语进行了审核，留下了三万余个词语。 另一方面，语言协会也有计划地剔除外来语。它每天在报社与电台上公布十至十五个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要求人们找出相应的替代词并提交给报社或电台。三个半月内，共有一千一百多个词语被提交，其中六百余个被接受。 协会还发起了一项古文献梳理的工作，在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些人从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文献中寻找纯土耳其词语，在专门委员会领导下，语言研究协会一年内共梳理了150部作品，制作了十二万五千张卡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作的负责人大多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因此，这场规模巨大的词语替换运动犯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人们不能确定新词的用法——它们要么来源于久远的古代，要么仅通行于狭小的地区或一部分阶层。于是，这些新词在当时人的文章里被任意使用、任意替换。对于同一个意思，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表达方法，造成了明显的语言混乱。显然，这与统一语言的愿望背道而驰。 语言协会事实上也意识到了保留部分外来语词的必要性。在政府或多或少的指引下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下，部分土耳其史学家提出了古代各文明都来自小亚细亚的说法。一部分语言学家，如Yusuf Ziya ?zer，受此影响在1935年末提出了“太阳语言学说”。这一惊世骇俗的理论认为土耳其语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祖先，并提出了一套牵强的方法论来论证这一点。这样一来，土耳其语没有必要驱除外来语词——因为它们与土耳其语同宗。这种说法根本无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不久就被抛弃。另一种说法效果好一些，它谎称这些借词本来就属于土耳其语。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改革之后，纯粹的土耳其语”?ztürk?e”得以制成，凯末尔也得以在1934年欢迎瑞典王储访问土耳其的仪式上用一些新词汇发表演说。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凯末尔死后语言研究协会被保留了下来，继续进行词汇替换的工作。1931年各家报社新闻报道中本族词汇的比重仅为35%，而1977年时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了66.5%。新土耳其语摆脱了过量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借词的阴影，缩小了阶层间的语言分化。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场改革的阻力也越来越大。1950年，土耳其原执政党人民党在选举中被民主党击败，新执政党在上台后不久就让语言研究协会非官方化，并将已经改写为?ztürk?e的宪法改为旧写法。虽然1960年军队的军事政变恢复了语言协会的官方性质，但是语言协会的权威已经不复当年。出于写作的便利，许多作家愿意用奥斯曼时期的词汇代替标准语词汇，协会对于语言使用的干预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总的来看，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对于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场改革既要促进语言的统一与大众化，又要保证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正如民族主义既要求本民族所有成员的统一，又要保证本民族“不受侵害”。于是，原有的对实用性的追求被愈发强烈的民族情感取代，沟通的工具重新变成了阻碍。语言改革是那个不平静的时代的产物，也随着社会回归平静而消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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