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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畅销”不是因为商业性或者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是由于其独特的叙事艺术。本文将从叙事结构、叙事情节、叙事语言等方面，探究《情人》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杜拉斯；《情人》；叙事艺术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小说《情人》获得一九八四年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风行一时，出现了“杜拉斯热”的想象，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于《情人》流淌着杜拉斯与众不同的叙事方法，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虽然在很多读者的眼中，《情人》可能是一个通俗的小说，是一个年老女人的回忆，是一个发生在法国殖民地越南，贫穷的白人姑娘和富有的中国男子绝望的爱情 。因为无法逾越世俗的种族观念、伦理道德和双方家庭的极力反对而失败，最后白人姑娘离开越南到巴黎定居，中国男子则遵从中国千年封建礼法娶了一个未曾谋面的中国姑娘的悲剧故事。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出版小说《情人》的出版家热罗姆?兰东曾说：“有些人曾劝她删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励她保留不动，特别是关于贝蒂?费尔南代斯的一节，这是这本书最有意趣的一段，因为这一部分表明这本书的主题决非一个少女与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来，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为她全部的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爱的历史。情人代表着许许多多人物……”出版家的话恰恰是符合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的。小说《情人》真是因为其独特的叙述艺术，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一、叙事结构的灵活性 《情人》的结构类型可以是自传体小说的类型，自传体小说介于自传与小说之间，它因其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存在隐秘而又命运攸关的关联而具有自传的特性，从而自成一支。《情人》则正是这类小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隐秘的关联，使自传体小说变得神秘：作者一边讲自己的故事，一边对读者说“这并不是我”。于是，在“像”与“不像”之间，造成一种极具张力的叙述空间，使小说不仅具有了“警世”与“自省”的功能，而且拥有艺术的吸引力。小说中“我的生命力历史并不存在”、“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的一个人”等这样模糊的语言使得小说扑朔迷离，结构随着杜拉斯的情绪与回忆曲折缓慢的前进。看似随心所欲，却有是杜拉斯精心安排，从开始的“我已经老了”到最后的“她爱他将一直爱到死”，始终带着绝望的悲凉感，中间的离离合合，不光打乱时空秩序，而且还在很多人物之间转换，却一直在作者的回忆安排之中游刃有余，一直有一个逻辑线索牵引着读者。 根据这个逻辑，大致可以将《情人》结构的叙述分为三个部分：故事情节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历程、作者对过去的回忆。这三部分之间相互呼应，互相组合，贯穿全文，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变得支离破碎，表现作者创作过程中的思绪和情感波动。杜拉斯将情感体验带入文本，甚至在有些地方直接表达了杜拉斯个人的写作态度和创作过程，使写作变成了一件外化的事。看似没有做进一步的思考，其实这样的安排却是不可转换的。《情人》的自传式的结构类型可以出现不同的解读，可以是一本情色小说，爱与性爱，异性的性爱，同性的暧昧，隐藏的暴力……甚至可以是历史小说，殖民地时期政治、历史与文化。这也正是这本小说的结构类型的独到之处。 二、叙事情节的跳跃性 《情人》整个的叙述，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的情节安排”，这个封闭的情节就表明：起点，同时也是终点。故事的起首为“我那时才十五岁半”，中间则是一年半的情人关系，彻底改变了我，摧毁了我，我从这里开始，最后又回到这里。今天的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远离了那里。但是，越远离却让我更看清那里。这中间还不断地跳跃着其他人的故事，而故事的结尾又是她一直留在了他心里，挥之不去。战后许多年，他来到巴黎，来电话说他依然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整本书又回到了开始。整个叙述就像这样缠绕着，混沌着。杜拉斯在书中写到“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那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物混成一团，归结为唯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之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过在多数场合下，我也并无主见，我不过是看到所有领域无不是门户洞开，不再受到限制，写作简直不知到哪里去躲藏，在什么地方成形，又在何处被人阅读，写作所遇到的这种根本性的举措失当再也不可能博得人们的尊重，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真实，深刻，直刺本质。 人们的记忆往往是杂乱无章的，杜拉斯的情节描述似乎也是杂乱无章的，但是作者的情节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她的记忆，而且重点是，作者的记忆其实非常的明确，只是故意把情节支离开。《情人》总是会让人感觉情节总是被打断、打乱，有种支离破碎之感，会突然之间穿插进另一件不相干的事，例如作者她在讲与情人的邂逅时，本来应该描述完自己的穿着，接着描述情人的车，再描述情人的样子，然后描写情人与自己的对话，这些事其实是发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的，正常的记忆绝不会把如此紧密联系的情节分开来，但作者却有意为之，穿插自己的联想。杜拉斯有时会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毫无征兆的透露给读者，显得极其随意，却在读来又是极其震惊的，例如她在讲到小哥哥的死时，给人一种随意为之的感觉，但是对于她来说却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情节的安排却一直有其逻辑和内在联系的，这个逻辑便是作者本人的记忆，这个内在联系就是她的情人。有的时候，作者会故意不把在脑海里接下来呼之欲出的情节描绘出，而是生生地把记忆引领到别处，但是这个记忆最终会完整的保留并回归到作者的笔下。原本以为的支离破碎其实是可以拼接起来的，由于其他故事的插入反而使情人的故事更加丰富完整，情节在被中断打乱的同时，却也因环境背景等其他因素的补充而不断地完整融洽起来，而其他情节的插入，也更加彰显了情人故事本身的精确性，这种打乱后依旧精确的描述，更加表明了作者对情人的深刻记忆是多么的坚不可摧。 三、叙事语言的张力性 小说《情人》的语言虽然平实无奇，却带有一种张力，独特又充满了魅惑。情人，本意是因法律、道德、性别等原因无法成为法定配偶，或者热恋中的男女，彼此之间的互称。当谈到情人的时候，人们的脑海里总会显现出各种各样遐想，但是在杜拉斯的笔下，一切都变成了模糊不清了。她的语言模糊不定，将如此俗套的的故事竟描绘的如此美丽。她的家庭是残缺的，家人的爱是缺乏的，她对于情人的爱也不是纯洁无暇的，甚至是充满了世俗的欲望。然而，这种种的一切，在杜拉斯的笔下，却变得如此的自然、美丽。故事本身就只是单调乏味的，她的回忆也是痛苦绝望的。但是在文字的表达，却能够让人忘记故事本身的残酷和作者经历的巨大痛楚。将一个不完美的情爱故事以一种完美的姿态流于笔端，将情人的幸福和现实的苦难中和，在风平浪静之下却汹涌澎湃，蕴藏着无限的力量和激情，但是却一直这样平淡，从“我已经老了”的平淡中开始，又在一个寻常的电话中走向了结束。在小说《情人》里，她是未成年女性，并且需要男人的钱。但是，杜拉斯的聪明在于她对事情本质的理解，她不去总结泛泛而谈的东西。当谈到两人关系时，杜拉斯在小说中写道“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女主人公是白人，他们的种族不同，地位差别，她却说喜欢他，也喜欢他的钱，到底是为了钱喜欢他，还是因为喜欢他而希望他有钱？如果他没有钱，还会不会爱上他？而这些，在杜拉斯语言描写中却那么的举重若轻，朴实无华，好像爱情和金钱天生平等，无论出于哪种选择主人公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纯真的。再比如这句：“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我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普通的表述后面是一种莫名的悲戚情绪，这样的文笔在书中有很多处，都是模糊充满矛盾的。 虽然她的语言描写模糊，但是却能拥有能够直抵人心冷漠、残忍、绝望与撕裂的力量，遣词用句之精准，每每切中要害，恰如刀锋划入肌肤，流畅而细腻，只取那一处的皮，只留那一点的血，言未尽而意无穷。在写到连亲兄弟也不断打骂的哥哥时，是这样描述的：“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杜拉斯用战争来比喻人，以对战争的憎恶来表现对这个人的憎恶程度，生动而尖刻。再如她对中国情人的剖析是那么直接，对他的欲望和感情却分解到各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乱伦或同性的那种情结的幻想之中，是对压抑和绝望最有效的破坏，语言尖锐，毫不避讳。 王道乾在译本的后记中写到：“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些普遍现象既置之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加以描绘，又常常从绝对的角度按不同层次给以测度，由此引出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悲剧内容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很是低沉悲伤。”从中可以知道，杜拉斯情绪的力量隐藏在文字的背后，这种模糊而尖锐的表达却是最有力量的。比如这句：“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我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普通的表述后面是一种莫名的悲戚情绪，这样的文笔在书中有很多处，包括很多广为流传的，也都是如此隐忍的文笔。有言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简难，那么，这样隐忍的文笔是难能可贵的了，此为让我觉得堪称经典的原因之一。 《情人》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杜拉斯把它变成了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小说，这由于叙事的重要性与成功性。杜拉斯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和语言选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对于现代小说创作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项目名称：浙江师范大学实践教学成果（201129）。 指导老师：首作帝 参考文献： [1] 刘良华.叙事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欧阳明.叙述人称与叙述视角[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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