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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兴起大约始于1984年，当年其小说《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一时名声大噪。 彼时，遍地“伤痕文学”的中国开始对这位独特的西方女作家打起兴趣。“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特别是王道乾先生译的这一句翻译深入中国读者心中之后，杜拉斯更是成为世纪末的一股文化潮流。随之而来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二流”“低俗”的标签开始和她的神秘一起，成为了读者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象。凡提《情人》，必有杜拉斯；杜拉斯一出，则必不离《情人》。  其实，杜拉斯远不止《情人》。1952年的小说《直布罗陀的水手》讨论的是奇遇与永恒；1954年的小说《书上的岁月》讲述了“母性”的故事；1961年的剧本《长别离》则更像是一首关于动荡和苦难的长诗。倘若仅仅将杜拉斯和浪漫挂钩，就很难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二十世纪的法国女作家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艺标志。她的作品，或者说她的“记忆”，除了我们看到的情节和象征之外，更多的是在反映杜拉斯本人毕生的追求。除此之外，杜拉斯也是一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她参加共产党、在街头卖报、投身政治宣传，同时她也是一名剧作家、记者和导演。不难发现，定义杜拉斯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思想家萨特在他的论文《什么是写作》中说：“书与工具不一样，它不是为某一目的提供的手段：它是作为目的被提供给读者的自由。”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我们恰恰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很强的不确定性。跳跃性的情节也许会让一部分读者知难而退，但情节之外的美感和细腻却才是杜拉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反而是结构的“凌乱”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不可否认，这种自由是作家和读者相互信任的结果，如果抱着饱尝情节的期望去接触杜拉斯，那么“二流”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对于好的作家来说，意图是超越文本的。  一百多年过去，杜拉斯依然是杜拉斯。在一些人心中，不论此后接触到了多少的文本，杜拉斯一直是那个十五岁的法国女孩，她饱受争议，却也魅力无限。在一些人心中，杜拉斯从未老去，她代表着逃离生活的枷锁，而又矢志不渝地尝试与生活共舞的态度。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可以说想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杜拉斯厌恶回忆，却又反复试图回忆，她无时无刻不在劝服自己远离过往与故乡，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回到过往与故乡。在这个意义上，杜拉斯和我们是一样的。 时光流逝，依然杜拉斯。 文字：曾维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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