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家庭，和谐家庭离不开全体成员的信任、理解和宽容。而爷爷的疑心病，是拨草寻蛇，自寻烦恼，还给我们所有的家庭成来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痛苦和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 一九七三年，我们分家了。从此以后，爷爷的疑心病爆发了，整天怀疑我爷娘偷他的东西，大吵大闹，弄得鸡飞狗跳，全村皆知。 按家乡的风俗，分家一般由舅舅主持，主要是给兄弟分房产，并定下赡养老人的数额，有论钱的，也有论物（包括粮食和柴火）的。当时，小舅公来到我家，主持分家，每家每年赡养爷爷嬷嬷五十元钱，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爷爷疑心病的根子，老早就种下了。从我懂事之日起，由爷爷管家，家里所有金钱来往都要经过他的手，并一笔一笔地记在账上。爹每次从外地做木工回来，首先要到他的房间里，将工钱如数上交，在账簿上勾掉。如果爹先到我们自己的房间，爷爷就要怀疑爹把钱给姆妈了，留私房钱。 爷爷是异常细心的人，但细心过头，难免疑神疑鬼。当时民风淳朴，乡下几乎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白天家里从不锁门。我们虽然分家，分灶吃饭，但还住在一起。我们住在楼上的前半间，房门和抽屉从来不上锁，而爷爷住在楼上的后半间，房门整日锁着，因为里面藏着稻谷和棉花，生怕被别人偷走，还在柜子里上一道锁，加上“双保险”。当时，乡村的谷柜，是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可以脱卸，细心的爷爷在层与层之间，都贴了红纸，俗称“封皮”，以防止被人脱卸。 有一天，爷爷说二楼谷柜里的稻谷浅下去了，是被姆妈偷走的。后来，请大伯母来做中间人，看看房门的锁好好的，谷柜的锁好好的，谷柜层与层之间的封皮也是好好的，稻谷不可能被偷走。爷爷又改口说不是姆妈偷的，女人没有这个本事，偷不了的，而是爹偷的，是从房间外面跳进去的。大伯母劝解爷爷，自家人怎么会偷稻谷呢？ 爷爷的棉花，是装在坛子里的，一共有几斤几两，事先称得一清二楚，一笔一笔全部记在账上。有一天，爷爷又发飙了，说他称过了，坛子里的棉花轻了，肯定被姆妈偷走了。大伯母又被叫来当中间人，重新帮他称了一遍，不仅没有轻下去，反而重起来了。爷爷又说，重起来说明有问题，好的棉花被偷走了，换上了差的棉花。大伯母再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弄错了一只篮子，换成原来的篮子，重量正好对上，不轻不重。 爷爷每犯一次疑心病，总要发一次飙，跟姆妈吵一次架。人家是家丑不可外扬，即使子女真的偷了自己的东西，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怪只怪自己家教不行。而爷爷只怕人家不知道，从家里吵到走廊，从走廊吵到天井，还要拉姆妈对天发愿，弄得满村皆知，门口每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我当时虽然年幼，却已懂事了，因为稻谷柜放在二楼，人每天在楼板上走动，谷柜也在抖动，天长日久，里面的稻谷越抖越实，看起来自然浅下去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能够明白的浅显道理，一个七十五岁老人硬是弄不明白。面对疑神疑鬼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爷爷，我的心里厌烦到了极点。 说起“偷”粮食，爷爷的媳妇里面不是没有。当时还没有解放，嬷嬷掌控家里的财政大权。二伯母还是十八九岁的小媳妇，希望手头有点零用钱，可嬷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家长，一文不给。有一天，二伯母偷偷地拿了家里的豆子，想拎到集市里去卖，半路上正好被嬷嬷碰到，夺下篮子，甩手就是一个巴掌。事后，嬷嬷将此事告诉二伯伯，憨厚而愚孝的二伯伯只说了三个字：“打得好！” 到了晚年，爷爷嬷嬷上下楼梯不便，床铺从二楼搬到一楼，所以我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看他经常买红糖、白糖和蜂蜜吃，把它们藏在小衣柜里，还上了锁，零食整日与衣服作伴。老来嘴馋，走过去吃一勺，走过来吃一勺，“支格、支格、支格……”小衣柜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爹从外地做木工回家，全家都早早地就寝了。夜里人静，就是楼下说句悄悄话，楼上也听得清清楚楚。睡在一楼的爷爷年迈重听，说话的声音特别响亮，又开始说我爹娘如何偷他的稻谷和棉花，喋喋不休。 爹实在忍无可忍，起床下楼，找了一只大碗，从水缸里舀了一碗冷水，掀开蚊帐，浇在爷爷的头上……（王向阳《最喜小儿无赖》 浙江大学出版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