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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煮酒

 树悲风 2016-07-02


纷扰的五代乱世,大蜀一枝独秀。安定富足的天府故国,在这一短暂的静好岁月中,给诸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之一,就是由《花间集》而诞生的“花间派”。一代婉约词的落花天地,就此拉开帷幕。

《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集中收录晚唐至五代18位词人的作品,共500首,分10卷。18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涉外,其余15位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后蜀。或生于蜀中,或宦旅蜀中,他们分别是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敻、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这批后蜀词人继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哀愁与细腻温软的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逐渐形成了对后世词体创作影响甚巨的花间词派。


填词风气,在晚唐五代已十分普遍。唐代文人为避乱纷纷由中原及长安入蜀,填词风气也由中原带入后蜀。如此一来,后蜀成为天下人文荟萃之地。唐末五代填词风气最盛、成就最高的地方首称后蜀,次称南唐。

而《花间集》的编者赵崇祚,也是将门虎子,他的父亲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后蜀开国功臣之一,也是后来大蜀国的中书令赵廷隐。后蜀广政三年(941年),他选择当时词中上品结集成书,并请欧阳炯作序,《花间集》就此诞生。其中欧阳炯的序言,摘叶飞花而切中要害,值得备录如左: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銮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抒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花间词派的形成,温庭筠的开山作用自然是其缘起。但衍为流派,风行一时,则还有它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原因,这与大蜀国高档浪漫与安逸雅致的生活情调是分不开的。晚唐开始,华夏时局动荡,五代之中西蜀可谓独善其身,君臣保境安民,人民安居乐业,文化深厚繁荣。这自然造就了大蜀国富足优渥的文风士风与民风,正如欧阳炯在序中所言:“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花间词正是这种大蜀国独有的社会民风的产物。

时局板荡,致使晚唐五代诗人的心态,已由初唐的拯世济时转为寄托绮思幽情,把审美情趣由社会人生转向歌舞燕乐,专以深细婉曲的笔调,浓重艳丽的色彩书写细腻的心理感受与精神体验。而李贺、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人的部分诗歌,又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为花间词的创作提供了借鉴。词在这一背景下便成了文人填写并供君臣宴乐之间歌伎乐工演唱的曲子:“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戕,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前文中提及的蜀宫乐伎图,就是大蜀国宫廷唱词场面的写照。甚至也可以说,正是大蜀国这样的高雅娱乐形式,极大促进了词体文学的发展,为后来宋词的流行开启了文学史意义上的先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文学史,并直接影响整个东亚版图的审美情致。今天的日本文学和美学,都或多或少继承着花间派衍生和表达出来的美学元素。


当然,《花间集》中也有少数表现边塞生活和异域风情的词,如牛希济的《定西蕃》,表现塞外荒寒,征人梦苦,风格苍凉悲壮;李珣的《南乡子》、孙光宪的《风流子》,表现南国渔村的风俗人情,也较清疏质朴。

韦庄与温庭筠是花间派中成就较高的词人,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温、韦词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不外是儿女情长、离愁别恨、流连光景。但温词主要是供歌伎演唱的歌词,创作个性不鲜明;而韦词却注重于作者情感的抒发,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五首,延续白居易、刘禹锡《忆江南》的写法,追忆往昔在江南、洛阳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融注在一起,情蕴深至。风格上,韦词不象温词那样浓艳华美,而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表达比较真挚、深沉的感情,如《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等等,均开一代风气。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直截决绝之语,或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如《思帝乡》“春日游”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于率直中见郁结;《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的“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以终老异乡之“誓”,更深一层地抒发思乡之苦。如此种种,都成为后世词体创作中的“Cultural Code”(叶嘉莹语),对宋词产生了极大影响。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花间集》介于唐诗宋词两大文学体裁峰巅期的中间,对宋词的繁荣及以后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作用、贡献和地位是不可忽视和否认的。就内容来讲,除了闺怨哀婉之情致之外,还有史事古迹、风物人情、边塞旧事、山水花鸟等多方面咏叹。

书中二十多首咏史怀古的作品,反复吟读之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作者们并非如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失语于社会现实、沉醉于男女情爱。而是时局正因处于兴废争战不断、王朝更迭频繁、暴君独夫横行、人民深受苦难的乱世,作者们以古观今、吊古叹今、借古讽今,抒发的历史感慨才深刻、悲婉、苍凉、沉挚、细蓄!读这些词,所受的裨益不仅仅在诗词文学及美学方面。

隋炀帝在五代时期算得上是个殷鉴不远的昏残荒淫帝王,《花间集》的几位作者都讽咏隋炀帝荒淫无度,害民亡国。荆南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孙光宪的《河传》其一,描写形象,讽意深刻。

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隈倚渌波春水,长淮风不起。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

除隋炀帝外,《花间集》的作者还讽咏了南朝齐帝萧宝卷、春秋吴王夫差、陈后主、唐玄宗等君主帝王的昏残荒淫。明眼人一眼可见,花间派的词作哪是区区“香闺哀怨”就能概括得了的。许多深情字眼,无非是乱世君子的“切口”,大家相互以此传递着只有这个群体才懂的无限悲情。


后世的宋词,可以说就是对花间词的扩充和延续。巴蜀大地在这一文化流变中又一次发挥了风标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巴蜀人杰地灵的千年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巴蜀立国之后的德性反馈。也就是说,只要巴蜀立国且秩序安定,巴蜀对诸夏的输出就是高能量而且源源不断,持续长久。但是一旦巴蜀溃散,“诸夏不旋踵而败”就是历来的结局。巴蜀这一“奇才锐士”之邦,慧命将归何处,早已不言自明。

附录笔者用十种长调词牌所填吴越国《西湖十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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