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理性认识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在关于知识的思辨问题上，一个人应该学会从细节处入手提出问题意识，然后慢慢把问题意识推向宽阔，甚至抵达终极。但是，在寻找相关问题解决方案的时候，人们却要有别于问题意识的秩序，而是要从终极命题出发，慢慢缩小我们的焦点，直至最后发现我们的解决方案。 笛卡儿是一个深刻思考过认识论的方法论的思想家，他曾经以光的折射为例，展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意识的逻辑顺序和解决顺序：
问题一：将平行光线集中于同一点的透镜的形状是什么？ 问题二：入射角与折射角的关系是什么？ 问题三：折射是如何通过光线从一种介质经过另一种介质而产生的？ 问题四：一束光线如何穿过一个透明体？ 问题五：什么是光线？ 问题六：什么是光的力量？ 问题七：谁创造了光？
这是一连串逻辑关系紧密相连的问题。当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发现必须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此类推，一直到我们必须对第七个问题拥有答案。如果第七个问题没有答案，则所有的问题失去了问题的基准和起点。笛卡儿的意思是说，人们回答第七个问题的时候，通常不是靠知识，而是靠直觉，靠传统习惯。当一个知识的追问者在第七个问题上拥有信心，则他终于有可能从第七个问题出发，慢慢展开自己的问题，进而找到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了。 聪明的你，是否愿意从第七个问题开始，一步步去寻找你的答案呢？ 有意思的是，老苏格拉底曾经就这种思维方式有过陈述，苏格拉底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不设任何观念拦阻的讨论问题，则在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加以怀疑，这种怀疑不是一种否定和停滞，而是一种问题的推进和推进的问题。苏格拉底说，一般情况下，当一个问题被如此连续追问到了第七次，参与讨论问题的人，要么承认自己不知道，要么沉默。这就是传说中的“苏格拉底教学法”。 如果把苏格拉底的教学法与笛卡儿的方法论整合起来思考，人们或许有理由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即承认自己不知道和沉默的基础上，加入一个新的要素：人类直觉的信心。 事情或许是这样的，在最基准的问题意识上，人们只能靠信心来推动，所有的知识在这里失去了力量，惟有信心推动人类朝前走。有趣的是，一直以来，人类似乎先验的拥有这种理性的信心和信心的理性。只有在这里，人们或许才能理解理性主义（唯理论）的意义。 没错，笛卡儿是唯理论意义的大思想家，整个17世纪则是人类理性主义思想的集大成时代，牛顿（1642——1727）、莱布尼兹（1646——1716）、斯宾诺莎（1632——1677）、帕斯卡尔（1623——1662）,一直到伏尔泰（1694——1778）,而在这么多伟大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的灿烂群星之中，笛卡儿（1596——1650）应该是这个时代的第一位思想家。人们记得笛卡儿发明的数学符号，Y=a+bX，x、y是数学的未知变量，而a、b则表示常数，记得他把代数引入到几何领域，找到了笛卡儿坐标，进而使得解析几何成为一种稳定的数学方法。理所当然，人们还记得笛卡儿说过一句伟大的格言：“我思故我在”，问题是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老笛卡儿的话语呢？事实上，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想沿着观念的维度，或者说以人类的思想观念为入口，试图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人类的存在是稳定的，而且是有意义的。 对人的观念的深度辨析，才是笛卡儿自己引以为荣耀的地方，相比那些实用的数学公式，笛卡儿更看重他的一本哲学著作《方法论》，因为那是一本观念辨析之书。 当然，笛卡儿显然放大了他的理性思辨的能力，但是他的这句“我思故我在”，后来却影响到了伟大的康德。康德的所谓“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前所未有的强调了观念秩序的基本意义：观念在前，事实在后，不是观念适应事物，而是事务适应观念。到今天为止，太多的人们完全不能理解康德到底在说什么，如同人们虽然能够背诵笛卡儿的名言，却完全不能理解笛卡儿一样。 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孤独的，或许这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秩序之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