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根本是创造自由的氛围”

根据下面三家公司的管理现状，测试一下你的眼力，判断它们的前景。

公司A：8点钟上班，实行打卡制，迟到或早退1分钟扣款50元；统一着装，必须佩带胸卡；每年有组织地搞一次旅游、两次聚会、三次联欢、四次体育比赛，每个员工每年要提4项合理化建议。

公司B：9点钟上班，但不考勤，每人一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进行布置；走廊的白墙上信手涂鸦不会有人制止；饮料和水果免费敞开供应；上班期间可以去理发、游泳。

公司C：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没有专门制服，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把自家的狗和孩子带到办公室也可以，上班时间去度假也不扣工资。

我敢断定，大多数人会认为第一家公司会有更好的前景。

这是2005年8月，当时有一批国有企业的高管远赴哈佛商学院，接受为期3个月的培训。当他们在上《管理与企业未来》这门课程时，根据哈佛商学院最著名的案例教学法，教授发给他们这一份具有测试性质的案例。教授发完答题卡说，请根据各自管理经验做出判断。最后，有98%的高管认为第一家公司会有更好的前景。但是，当教授公布答案时，这些高管却瞠目结舌了。

公司A是广东金正电子有限公司。该公司1997年成立，是一家集科研、制造为一体的多元化高科技企业，曾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2005年7月，因管理不善，申请破产，生存期仅9年。

公司B是微软公司，1975年创立，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美国最有价值的企业，股票市值在2500亿美元以上。

公司C是谷歌(Google)公司，1998年创立，目前每股股价在300美元以上，上市一年股价翻了3倍，超越了媒体巨人华纳，直逼百年老店可口可乐，唯一一家能够从微软挖走人才的公司。

据说那些高管回国后，许多人在回忆这一次经历时说，接下来的那一堂课后来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因为心情都被搅乱了。后来翻了讲义才知道，教授是在讲《管理与企业未来》的第一章：“自由是智慧之泉”。

在这一章里，有这么一段：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富不过是在自由价值观普及的社会里，无数个人自由活动的副产品。在个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会，民众的智慧空前活跃，创新的东西也会被不断推出，财富作为副产品就会像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管理则没有这种功能。管理可以聚拢现有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创造一时的强盛，但会使智慧之源枯竭，为强盛土崩瓦解埋下伏笔，而且无一例外地导致衰亡。

为什么实施“严格”管理的瞬间衰亡了，而管理“松散”的却反而生存下来并不断成长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自由王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过程；反过来说，社会的每一进步，都标志着人的解放。而人的每次解放的成果，都会以制度的形式得到巩固和保存。制度对企业文化的养成当然是重要。但是，一家优秀企业的持续成长，却绝不是仅仅有健全的制度就能够解决的。规则可以约束一个人使他成为一名合格的员工，但是只有思想的引导和精神的激发，才是他持续性的自由与健康发展的关键。

许多企业的文化手册里都提到“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这样一个观点。但是，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企业成长了，员工就一定能够得到成长吗？企业的成长依靠什么？如果没有员工的成长，企业是否会持续稳定成长？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确立这样一个观点：企业的成长，是员工成长的累积过程，或者说，只有员工的成长—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才有企业的成长。单纯的制度约束，可以培养守纪的战士，但却很少能够培养出主动进取、自我发展的领军人物。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提高，不是看你的制度有多么严谨，而是看你的制度是否能够持续变革、创新与提升。而制度的提升，就涉及了员工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问题了。

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断识别、激励、培育能够通过自我发展的员工，让他们对组织管理的依赖越来越低，自我管理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成为企业制度提升的先行者与标杆。著名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到，人类社会的改进有三条道路，其中之一就是“诗人或哲学家依靠个人的努力来教育自己的时代和国家”，可能就是上面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从企业实践的现实看，大多数人只是依赖规则驱动，只有少数人靠自我的理想和价值驱动。而正是这些少数人，从精神和行为上拉动了企业的持续进步。如果一家企业从领导到员工全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人，那么，它最多能够成为一家不会死掉、但也无法长大的“侏儒型企业”。这一点在我们判断一家企业的品质时不可不察。20世纪60-70年代，大通银行由戴维·洛克菲勒统治时期，整个银行充满了恐惧。经理们花了大部分时间开会，却没有做出任何决策和行动。经理们日常的心态是：“噢！又过了一天，还好，我没事。”即使在80年代末，那些高级经理也不愿意尝试新事物，因为“戴维可能不喜欢这样”。而同一时期，花旗银行虽然是“一个组织松散”，靠着一种混乱的“创造力推动的企业”，但是它却是一家“适者生存的公司”，能力高超的人会因为推动创新的构想获得褒奖。这种保存核心理念，追求进步正是公司基业长青的基础。

1955年，美国学者西摩·圣约翰在的《星期六周报》上发表了“第五种自由”一文，在众所周知的“脱离贫困、无恐惧、宗教、言论”这四种自由之外，他提出了另外一种自由，这就是达到自己最佳水平的自由。简单地说，这个“第五种自由”就是每个人都有使自己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成就达到顶峰的机会。

因此，在一家著名的广告公司，当看到总裁办公桌上的座右铭写着：“管理的根本是给员工创造自由的氛围，从而让他们呈现智慧”时，我相信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该公司的业务会占领全城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