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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近日因癌症去世，年仅76岁。的确，无论是对影迷还是对阿巴斯本人来说，76岁都还太小了，身后还有太多未竟之事。 正如很多文艺电影一样，阿巴斯的片子并不好懂。他既不似莫森·马克马巴夫那样关注阶层和体制，也不像贾法·帕纳西那样屡破政治规矩，更不像阿斯哈·法哈蒂那样关注社会和家庭的矛盾和肌理，因此也很难让一个普通中国人轻易获得把握影片故事内容和思想内涵的抓手，尽管中国和伊朗的国情在某些方面高度契合。 从传承上讲，阿巴斯之所以抛弃了政治性浓郁的电影创作方法，主要是因为其最初的创作与伊朗电影第一次新浪潮中的乡土情结密不可分，而他享誉世界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便是对60年代末蜚声国际的达瑞许·迈赫尔朱伊的《奶牛》的继承。作为“乡村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初步尝试将乡土和儿童相结合，把整个故事打散到主人公的整个旅途当中，塑造了一个极执着善良的小男孩形象；其中出现的一些场景（尤其是著名的之字形道路）以后又出现在《生生长流》和《橄榄树下的情人》中，承载着阿巴斯的独特风格，也见证着其风格的演变和发展。 此后，阿巴斯的电影越发恬淡而缺乏戏剧性，很多情况下他电影中的人物不过就是走走路、聊聊天，脸上毫无表情，嘴上还絮絮叨叨，配上几乎每部影片里都会出现的轰轰的汽车引擎声，难免让人昏昏欲睡。然而，阿巴斯又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无聊的絮絮叨叨里挖掘着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希望，透出一丝形上和哲理。 在《生生长流》当中，主角和他的儿子一路开车前往伊朗地震灾区，寻找之前出现在阿巴斯自己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主人公，但直到结尾也没有找到，反倒是路上遇见了各种各样的灾民，大家兴高采烈地生活，甚至还没重建家园就要马上竖起天线看世界杯——“四年一次，可不能错过了！”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哀怨和颓丧。《樱桃的滋味》更是如此：主人公一心想要自杀，结果到了结尾我们也并不完全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自杀成功，只是经过一个老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主人公心里怕了，他看着生气勃勃的操场，看着缓缓下落的夕阳，真的有点儿不想死了。 在阿巴斯看来，一件事情有何结尾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见闻，是过程，是经历，他以一种公路片的自觉将伊朗乡村曲折蜿蜒的道路上升为一种关于人生的象征和哲思，告诉人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曲折也要走下去，就算爬坡再难、后退再多不能完全丧失希望。 如果说生活是阿巴斯电影的基本命题，那电影便是阿巴斯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的电影谱系当中，我们往往很难断定一部影片到底是纪录片还是一部剧情片，因为阿巴斯最擅长、最为人称道，同时也最“平淡无奇”的，就是他混淆真实与虚构的创造性技法，这也是戈达尔评价“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早期的短片《案例一，案例二》，到中期的《特写》，再到后期具有实验性质的《希林公主》，所有这些影片无不是虚构的冲动和记录的欲望的完美结合。 技术层面更能揭示记录和虚构的巧妙融合。有时，阿巴斯故意让胶片过曝，呈现出一种未经雕琢的朴素质感；有时则故意减少摄像机移动，使人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让人身临其境，毫无隔膜；当意图突出主题和人物心理时，导演会用上精致欢快的西方古典音乐；为了让更接近真实效果，阿巴斯又会把声音处理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归根结底，阿巴斯营造了一个场域，制作了一个游戏，让观众如头戴VR般走入一片真假莫辨的环境，促使观众进行思考自身的存在。 及至逐渐走向国际之后，导演更进一步，把对真与假的探讨从形式移入内容，敏锐地发掘出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真假难辨的情感的分崩离析的关系。从巴黎到东京，阿巴斯先后在《原样复制》和《如沐爱河》创出一种更为微妙的心理故事，可惜将在杭州拍摄的《杭州之恋》尚未完成，不然又该是何等暧昧与动人？ “片刻而已，一生却尽，我自涕零。”阿巴斯在生前写下这样的诗句。现在，阿巴斯这颗又大又红的樱桃已经落地，泥土是他的归宿。或问曰，樱桃什么滋味？答曰，得放在嘴里，细细地品，细细地尝。生活之道，皆在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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