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篆书
布衣，指穿麻布衣服之平民百姓，后特指平民。《韩非子．五蠹》载：“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是“四民”中与宦吏相对立者。在食藜藿、步鸟道之封建社会，布衣平民憔悴偃蹇，生存实属不易，揾食之暇，作以书文，亦难流传，生前冷落，殁后萧寂亦为常态。于明代胜国遗民言，其每每企慕忠烈，不与昭代政权合作，如奚冈“终身不与试，征孝廉方正，辞不就”,饮水啜菽，或躬耕田亩，或卖画鬻书，或为师一方，著书、授徒以“立德”“立言”，所著颇丰，据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统计，清代所录19700名文人中，布衣文人即为10761人，占据半者有余。不同于仕宦文学之取巧于圣意：“尽管雍容、华贵、典雅，却缺乏生气甚至面目可憎”者，变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
同时，自秦汉以降，古体不兴，然自目前出土之历代碑碣、墓志、塔铭、买地券、石刻画像等处存大量古体文字，可知其虽丧失“美大业之馨香”的典重功利意义，但渔古猎今之书家仍管窥前迹，然前之古体字已成雪泥鸿爪，终是难得，以致书家只能向壁虚造，鲁鱼亥豕，几不可辨。衣钵前代，清代中后期擅篆者亦不出“二李”之“玉箸”、故作“徒矜奇异”及“以金文、石鼓写篆”者之三类，其间有鼎革茂才者颇具新意，清代初、中期擅篆体之布衣书家如：清初遗民者、治经理《易》者、“市垣”买卖者、法乳“秦诏汉灯”者，皆不出上述三类，且多为戾家，然自有风味，今试论此题，以呈方家观览指正。
高凤翰隶书
（一）决意科举：
魏晋既覆，庶族士人于一定处取得“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之权，隋唐两朝一者为满足广大中小地主阶级为宦参政之祈愿，再者为更广泛吸纳、笼络潘江陆海之才于三省六部中，始行科举制度。
科考伊始，既已出现严重弊端，读书者终日只知埋首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黄粱美梦中，三更起五更眠，惨淡经营，终落得不知今夕是何夕；仕子于科考中须求得当朝房师或文坛名宿之荐，以行行卷之举，迫使部分弄虚作假者抄袭他人文章或道空言以款附权贵。科考制度绵延千年，为朝廷补给大量善策明经人才之同时，亦暴露“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之弊况，往往研经习帖之读书人熬至皓首穷经亦仅为应试之工具，有甚者竟出入贡院数十载仍铩羽而归，最后落得“赚得英雄尽白头”之下场。
清代初、中期擅篆之布衣书家中，屡试未第者，如万寿祺会试数五而不第，金农则应博学鸿词试，于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元年（1736）数度至京，几经周折仍无所获，只得嗒焉若丧，悄然回杭，随即寓居扬州，鬻书画以终老；家道中颓，只须质画鬻书、菽水承欢者，取龚贤一例，其幼随家迁居金陵，十岁前丧母，一生未仕；致经理《易》、钩沉稽古而无意入仕者，如经学家江声，中年侍事“吴派”之著名学者惠栋皆属此类。
高凤翰隶书
（二）自耽归隐：
许慎《说文解字》曰：“士，事也。数始于一，終于十。从一从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事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惟以求其至是也。若一以贯之。则圣人之极致矣。”士，即指富学才善辨识的文人。“隐士”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缮性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辞海》亦对该词以释义，“隐士”为“隐居不仕的人”，综上，隐士当为具有敏思才学而不出仕为官者。
隐士之迹最早记载出自《庄子.逍遥游》中尧欲禅让天下于许由，而许由不受一事。对于文人归隐之因，范晔曾说：“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魏晋门阀倾轧，士人为避氏族争斗，又承谈尚玄远之风，纷纷聚以“清辩”，以致“微言达旦”，后深觉“意足者，虽祸耕川亩，被褐吸寂，莫不自得”后，更珍啬人之心性感怀，故林泉之隐兴盛于晋时期。北宋党祸频仍，文士其中，退居道山则须借佛道以抒情。
高凤翰隶书
时移世易，随着朝辅昌明，文士为官“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归隐成为文士求得“终南捷径”之门路；宋代文士身居彤廷，但困缚党祸伐异中，一方面不得不故作豁达，“寓情于书与画”，另一方面，则企慕林逋“行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之畅快自如；元朝民族矛盾尖锐，居“九儒”之文士只能沉沦下僚，终生为微官小吏，此时文士“空谷衣冠非易觏，野人门巷不轻开”的归隐之心即会寻绎而出，寻求本心之安逸；明清两代隐逸文化旋复日盛，文士假隐逸而归道山，不关心是否为“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了。
满族入主关内，多数文士改换门庭，款附新主，仍有少数铮铮文士于抗清无果旋复消极避隐，以至“不入城”“不出门庭”“不下楼”“出家我僧”，以此来表明不愿与清廷合作之气节。如傅山字号多含“侨”字，如“侨山”、“松侨”、“侨黄翁”、“太原人作太原侨”等皆寄寓其人对清王朝之攻讦仇视，在傅氏七十二岁高龄见举荐博学鸿词科而不就，“临试告病”之境况下被康熙帝特授内阁中书衔，传统文人“外圣内王”之高贵而正统之身份意识使其不禁泪水涔涔而落，扑地不起。综合“书也者，心学也”之艺评观，傅老之书法同样“磊落之气尽归笔墨”。傅氏跟曹溶、戴廷栻、顾炎武等金石收藏家过从甚密，故善篆及古文，于碑学之内稍有沾染。
郑燮隶书
（三）市民阶层的发展：
1.市民的概念
《说文》中载：“市，买卖所之也，市有垣。”《周易》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知“市”是“民”将人需己有之物聚以交换或购取之所。
“市民”概念最早来自西方，史学界将平民等级中之商人及手工业者称作“市民阶层”，即涵盖商人、家庭作坊者、手工艺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隶役、文人学士等具有独立社会地位及自主文艺喜好的广大群体。
史学界一般认为，市民阶层于春秋战国既已独立，数量庞大；战国时，齐国繁荣，国都“临淄之途，车榖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中唐后，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独立反叛意识之市民阶层业已出现，更遑论市坊区限打破，草市日益发展之宋代，以工商业者为主体之城市居民诞生。
杨法隶书
2.“四民皆本”思想的崛发
顾炎武曾谓“四民”之说，始于管仲，《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此说为封建帝王为统治所用，遗误千年。秦汉时，手工商业者被视为“浮末”，统治者多将其逐出市镇，北魏以“诛”、“死”等法打压工、商从业者；唐时稍有改观，然工商业者仍须担负比士阶层更繁重之役税；伴随市镇规模之扩大，市民阶层之兴起，宋时工商业者之社会地位较顷向有所提高，成为具有坊郭户籍的市民群体，其子弟可参加科考，获取跻身仕宦行列的机会。
同时，历朝将文字看作“经历之本，王政之始”，以资教化，可“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书法明心见性，正谓“正书法，所以正人心，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但历代文士却大多将书法视作闲暇小技，不可成为“明劝诫，著升沉”之辅政手段。
杨法隶书
然而随着市民阶层之兴起，文人不耻言利，陈与义《书怀示友》有言：“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挪谕。”书法与市民风习在书画收藏领域精妙地结合起来。书画收藏交易的阶层下移，从宫廷及文士下落至民间，“聊凭卖画佐朝餐”开始被文士所接受，而文人鬻书质画所获取的，即为润格。
明清之前，书画多相质而易，米芾曾用“王维雪山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从苏舜举元房处易得”褚摹《兰亭》一本，另记载以“六朝书、古贤、韩马、银博山全华洞天石，古鼎等数物”易得《胜和帖》；明清之后，书画交易多为以钱易物。郑燮曾开张名言：“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闻之可笑，受市场青睐之职业书画家通过当行、画铺、古董行等交易处，获钱财亦夦富，有学者计算，如郑燮者，鬻书质画所得钱物当与四品京官相酹。程晋芳的《勉行堂集》既有详细之记载：“王若林澎、金寿门农、李复堂辉……郑板桥燮、高西唐翔、高凤翰西园，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
齐白石隶书
3.儒商供养
西汉吴王刘濞立国后，扬州境内商业及手工业逐渐发展；隋代开凿运河沟通南北，使扬州迅速成为全国大型的手工业产地及国际商业大都会；唐代将海盐生产的管理机构设于扬州后，此地更是“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明清两代盐业实行“开中制”、“开中折色制”、“纲盐制”等政策，使此地盐商从明代之前之零散个体成长为产业群体，盐商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逐步掌握了运销食盐之权利和世袭之资格。
同时，康熙皇帝提出“恤商”与“利商便民”之政策，使得清代文士官宦与儒商过从甚密，自唐宋以来，宦于扬州之地方太守多为重文艺、揽贤客之一时名宿，如“与诸士游宴无虚日，如白（居易）、苏（东坡）之官杭，风流欲绝”，而依附于封建官僚之儒商地位日隆，活动范围亦日趋扩张，其每每延请文士入家雅集，赏文谈艺，资文人衣食以绝其后患，如“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鹭史传，旁逮金石文字”的儒商马曰琯，多次款接华喦、汪士慎、 金农、高翔、郑燮等书画家到其小玲珑山馆观书画、赏云花，且儒商亦资助文人出版图书，如马曰琯曾资助汪士慎出版《巢林集》，江春资助金农出版《冬心画竹题记》等。
徐三庚篆书
坐落于清代最繁华之书画交易地，“扬州八怪”是其时名声极炙者。除郑板桥、李方膺、李鳝三人有短暂之为官经历外，如金农、高翔、汪士慎、黄慎、罗聘等人，均属终身未仕之职业书画家，他们生于市井，仰赖道品浅薄却敢訾议文艺之盐商资助，所作书画亦须有意迎合市民审美及市井趣味，突出表现通俗、艳丽、夸张之市民审美趣味。最可称颂者当为其人物肖像、花鸟等画，其中尤以“梅兰竹菊”最见饮誉。
“八怪”之书，皆不袭传统之规，不阿世俗，如李鱓于晚年丢官后，笔墨题襟，“兴之所至，笔即任之”，草草而就；金农戛戛独造，自创“漆书”，竟将楷之笔意、草之使转融入篆隶古体，运掉波磔起伏，欹侧错落以显古体之“拙”“厚”意味；杨法之篆，飘忽跌宕，区直相参，挹取缪篆、隶书之意而别有生趣；郑燮之“六分半书”更“徒矜奇异，创为真、隶、相参之法，而杂以行、草”，然其书风毕竟与时风有乖，粗略看来“其品愈卑，其画愈陋”，但笔者认为，于此潘江陆海之人的鼎革之作，应抱宽容态度，正如沙孟海先生所言：（一要）理解其时代使然，二要肯定他的“创造精神”，毕竟书画中有“一种不可掩的逸气在里边”。
傅山隶书
清代初、中期书坛，文才林立，雅思迭兴，身处其中之布衣书家，无论因家贫无学、科考失意亦或“不屑举子业”而决意仕进，所体现的“平民”、“独立”之布衣意识，皆引今人发思，参稽其书，可使当代习书人对功利保持“隔离”之心，而平民书家中之险怪者，如“扬州八怪”书画中“徒矜奇异”之风尚有其特定的时代诱因，我们需辩证看待。
